【本刊讯】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的私人秘书甲森·西里三攀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继续在《沙炎叻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形象（第二次访问）》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广州停留时，我们有机会从电视上看中国戏剧。一九七五年我们首次随克立教授去中国访问时，这些戏剧都没有了。因为当时手中握有权力的“四人邦”头目江青不喜欢它。那时，中国的一切文艺演出都是鼓动性的，连歌曲也是这样。
这次去中国访问时，“四人帮”下台了。据我所知，中国戏剧正在重新恢复上演。在广州时，招待所院子里一妇女的女儿很激动，从中午起就不断地说，今晚的电视一定要看，因为是转播北京电视台的中国戏剧。这说明中国戏剧仍然是中国人喜爱的文艺。
那天在广州看的电视是京剧《逼上梁上》。
许多朋友都想了解中国人现在的地位和生活情况。有人在我这次去中国以前就嘱咐说，这次去中国，一定要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情况。我这两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很短，要我去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看来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本人仍注意了解现在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民生活方面的“形象”即使缺乏深刻性，但也能使我们了解一些实际“形象”。
首先，我感到，同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去中国访问时相比，人们的面貌大不相同了。我所见的和同我交谈过的中国人以及全中国人民，都精神、高兴和活泼多了。我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现在比一九七五年自由多了。
我曾经同翻译许先生谈论过此事。许先生也认为这是事实。他解释说，“四人帮”完旦以后，中国的气氛轻松多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消除了担心被抓住把柄的恐惧心理。
不用看别的。当我第一次去中国访问时，中国官员如泰文翻译总是离得远远的，不敢亲近泰国人，只在工作时间执行翻译任务，一回到招待所就都走开了，不见面了。
还有在汽车上，无论问什么，即使是刚从眼前闪过的公路两旁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翻译一概回答不知道，就算了事。
这次就不同了。每个中国官员以及翻译，都公开地同泰国人呆在一起，象自己人一样，经常谈笑风生。他们敢同我们谈任何问题。这证明，在华主席时代的中国，人民更加自由了。
对中国的生活情况，这次看到的比上次多。
一天上午，巴允先生、诺蓬先生和我在沙拉倍博士的带领下，外出散步，转到北京饭店后面，只见来来往往的行人。我们走过一间间商店，看到中国人都在购买商品，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每个人的衣着几乎都一样，但很整洁，不破烂，也不高级。我感到，中国妇女现在多穿起了花衣服。上次去中国时，几乎找不到一个穿花衣服的中国妇女。但这次看到中国妇女穿花衣服了，大多是淡色的，有天兰色的、乳白色的，另外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时髦式样。
在北京的时候，中国官员带我们参观了人民公社。这个公社饲养北京鸭，位于北京东南郊。
参观时，我努力向这个公社的主任打听公社的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情况。
这个公社每年的收入分配如下：公社开支占百分之四十，公积金占百分之十三，社员福利费用占百分之五，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占百分之二，剩余的百分之四十供社员个人分配。
我问他们向社员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他们说，谁的劳动工分多，收入就多。谁的劳动工分少，收入就少。他们无论干什么活都一一记录备案。年满十七岁以上的男女青年都有工作干。
这里我想回过来谈谈泰国农民的情况。我们泰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多么令人沮丧！
我把泰国农民和中国农民作一比较，别以为我赞扬支那人或者赞扬共产党。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愚昧无知地抛弃农村。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农民撒手不管，共产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我们身边，卡我们的脖子。
在中国他们没有通货膨胀，商品都很便宜。因此，他们农民的收入没有因商品价格象我国这样上涨而被吞噬光了。我国农民出售粮食，价格被压低。可是，到市场上去购买食品和、日用品时，我们的农民则受到剥削，因为商品价格每天上涨。如果对这种情况撒手不管，那么不管下多大本钱镇压异动分子，共党分子仍将遍布全国。
在此我要谈谈对中国公社的看法。我听到过对公社的许多说法，有的说公社象可怕的集中营一样。我可以证实这不是事实。我已两次访问中国，看过他们的好几处农村，没有见到压迫现象。他们的农民安居乐业，没有象人们所说的那种残暴折磨的悲惨景象。
中国今天还不是无阶级社会，还没有实现共产党的理想，成为人间天堂。中国还有阶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今天已是没有色情的社会。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具有不同理想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仍可以友好相处。中国是共产国家，泰国不是共产国家，但中国和泰国能够友好相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共处，必须依靠互相了解。
在结束此文之前，我还要说一点，不仅泰国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也要了解在理想和政治经济制度上与己不同的泰国的实际情况。
【本刊讯】香港《争鸣》月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出版的第三期上刊登了署名“一美国华侨”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香港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在北京读〈争鸣〉文章》，全文如下：
最近，我们回大陆旅行了一趟。在北京，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读到《争鸣》月刊的一篇文章。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意外的是，销数约一千万份的《参考消息》，竟然全文转载了《争鸣》的《我们是怎样离开祖国的？》一文。更加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好些在北京生活的华侨，竟然边读这篇小文边淌眼泪！
《争鸣》文章引人落泪的事，是我的侄女后来告诉我的。她在北京工作，接触华侨不少。据她说，她的华侨同事，她的华侨同学，还有她的一些并非华侨的朋友，（都是四十多岁以上的人）在读《我们是怎样离开祖国的？》一文时，都哭鼻子了。
“他们为什么哭？”我问侄女儿。
“那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侄女儿告诉我，许多华侨的确正如文章所写的，当年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海外回到祖国来的。他们有的是“惜别双亲”，有的更是“背叛双亲”。而在三年困难期间，非常艰苦的生活，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没有使他们遽萌去念。最使许多归侨难以忍受而终于带着阵痛离开祖国的，是政治冷遇，是他们的“海外关系”竟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千斤重压！侄女儿说：“我们边读文章，边想到我们多年来的际遇，心就痛起来了……”
她为什么在话里逐渐用“我们”代替了“他们”呢？是她把她自己摆进去了。她也是华侨，也是有着共同感受的。我一边听她的话，一边感到我这个华侨叔叔视觉也模胡起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害人不浅！
现在，北京似乎下大决心，妥善解决国内华侨问题。从《参考消息》转载《我们是怎样离开祖国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当局有此意愿。这是好的。但是，我在回到香港、快要东去美国的这几天里，心里还是一直在思想着大陆的华侨和他们遭遇到的问题，不能自己，便写下这篇东西，除了讲讲上述的真实情况外，还提出一点意见：北京应当迅速端正和改善对归侨的态度。对待归侨，要调动他们的爱国热情，千万不要把归侨视作外人，更千万不要把一般归侨视同阶级敌人。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约翰·吉廷斯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是如何避免了倒退到“穴居野人的时代”的》，摘要如下：
中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避免了“倒退到穴居野人时代”的危险。这个看法是在本周一篇关于科学和教育新计划的重要讲话中表达的。
据说，在“四人帮”非难下已经多年失去活力的中国科学家现在将被允许在他们每个工作周里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不受政治的干扰。
文化革命期间派到大、中、小学去的工宣队现在将撤出。研究所将重新由一长制的“所长”负责。“捣乱分子”已被“清除”。
提高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十二点规划是本周早些时候由政治局委员方毅在一篇讲话中宣布的。他实际上承认，中国在技术方面要从零或者接近于零的水平开始。
方毅声称，同“四人帮”的斗争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倒退到穴居野人社会的斗争”。据说，“四人帮”曾经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科研机构被解散，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被取消了”。
据方毅说，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搞掉时，整个一代的发展已被耽误了。他还说，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仍“处在一种百废待举的状况”。
一个新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在已经成立，一千三百名专家正在参与讨论和准备拟订这些方面的一个远期发展规划草案。这个规划将提交明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讨论。
中国人还承认，他们的中筹教育制度虽然按照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标准来说是不坏的，但仍使大量的青少年不能上学。根据新的规划，到了一九八五年，要在城市里为孩子们提供整整五年的中等教育，而在农村提供至少两年或三年的“初级中学”教育。编写全国各中小学校“标准教材”的工作正在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方毅的报告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协这个机构团结着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的小党派的成员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领导人。
【法新社大阪十二月二十七日电】今天这里的消息说，一个中国代表团将于下月初来日本，谈判在中国设立一个采色电视显像管工厂的问题。
大阪日本促进国际贸易协会总部说，中国订购的这个工厂估计价值约一亿美元，一年可以生产三十万个采色显像管。
这个由王宗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预定要参观三大日本电视机制造商的采色显像管厂。王宗金是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转载自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