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十二月十九日刊登卡尔·罗恩的文章，题为《同意中国对北约组织感到忧虑的观点》，摘要如下：
在其它印象开始消失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访问中国的人仍然记得中国领导人在提醒他们警惕苏联在欧洲的意图时的阴郁神情。
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弱，西德放松警惕，法国陷入没有骨气地争取实现“缓和”的境地的同时，俄国人却准备好对西欧进行军事袭击。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出现的迹象表明，我们美国人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已经从歇斯底里一变而为高枕无忧，中国人提出的这些警告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们经历了五十年代那些可怕的日子，当时有些美国人觉得到处都是共产党间谍，我们已经变得非常老于世故、非常疲沓或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们现在听到有关共产党间谍的报告只是敷衍地“嗬哼”一声。
但是，我们的联邦调查局今天却不得不投入比“麦卡锡主义”极盛时期还要多得多的人力来从事反间谍活动。这是因为更多的国家向美国派来了比过去还要多的间谍。
我们的北约盟国西德似乎成了共产党间谍
——尤其是那些来自东德的间谍——的理想的活动场所。
近来，西德官员承认，去年逮捕的三名东德间谍曾经看到可能是一千份绝密文件，其中有关于西德军事力量部署和计划的极其重要的详细材料，以及北约组织的估计和战略。
这不是第一次在西德保密工作上出现这样严重的漏洞。勃兰特总理是在一九七四年发生一件丑闻时辞职的，当时揭露出来，他的一一个亲密的助手纪尧姆是东德间谍，这个间谍还可能一直试图对勃兰特进行讹诈，以揭发他同旁的女人私通的秘密相威胁。
缓和的精神使西方国家接受了成千上万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在这当中，西方使得数以千计的间谍潜入境内。单是在西德活动的间谍就可能有一万人之多。在美国肯定会有好几百人。由于西欧国家不是严肃认真地考虑让共产党人公开参加政府，间谍活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这样，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的话，肯定可以采取某种考虑周到、保持警惕的中间立场。
中国领导人以宗教般的热忱说明，苏联正在愚弄西方领导人——一旦俄国间谍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我们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苏联就将进攻西欧。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警告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发出的危言耸听的言论，而不予重视。但是，看一看间谍在西德的活动情况以及北约组织全面削弱的情况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同意北京某些对形势感到忧虑的观点。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读者来信》一栏中刊登杰拉尔德·弗利写的一封信，标题是《值得西方借鉴的中国经验》，摘要如下：
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住在中国，他们避免了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正是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使中国变得如此吸引人和重要。
但是，象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付出了代价的。关键问题不是中国的制度是否有长处和短处——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会承认两者都有，而是这两者的比例各占多少。许多人现在担心，我们恐怕要为西方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在我们耗尽现在垂手可得的能源资源的时候，我们的制度将会急转直下地走向垮台。如果联合王国随意作出的集体决定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耗尽其北海资源，而且是在我们想出了如何在没有这些资源的情况下生活下去的办法之前就耗尽，那么，我们就会对我们目前正在教育的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造成莫大的损害。
我们经不起抱有一种自满的想法，认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主自由本身并无代价，因为，到头来，这种代价之高也许是灾难性的。中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事情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办。我们应该尽可能眼光锐利地和沉着地研究这个榜样，并向它学习。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大众小说重新问世》，摘要如下：
在“四人帮”被赶下台以后，在中国，长篇大众小说重新问世。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们喜欢读书的国家，现在这种书销路很好。第一批上市的是描写和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的《山呼海啸》和模仿《水浒传》写的社会集团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这两部作品在“四人帮”时代，写作和发行都遭到阻挠，再联系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巴金等名作家重新露面，可以看出，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走向“百花齐放”的洪流，这也引起了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士的注意。
《山呼海啸》是二十年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的新作品。曲波十五岁就参加八路军，和日本军队打过仗。他根据那一段的生活体验，写了这部八十五万字的小说。
故事以一九四二年的冬季，遭到日本军侵略的华北“春华山区”为舞台，叙述了十八岁的中队长凌少辉和他的姐姐、叔父及老政委等一起将日本军全部消灭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
书中把日本军描写得十分凶恶，从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的依然是一个可恶的形象。
《李自成》这部书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写作的老作家姚雪垠的作品。书以明末农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李自成为题，到一九六三年写完第一卷（五十万字）。然后着手写第二卷。可是，“四人帮”却硬要他把这部书写成儒法斗争史。但他说“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更复杂”，拒绝那样写，所以就未能出版。尽管如此，姚先生还是坚持每天早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写作，一天竟工作十几个小时。
姚先生又开始写下一卷，而且中国新闻社说：改编成电影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
【法新社曼谷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政府发言人今天宣布，泰国内阁今天批准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邀请一位中国乒乓球教练员对泰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为期一年的训练的建议。
发言人说，这位教练员（没有透露他的姓名）将由中国体委遴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日本九州发现中国汉镜》，摘转如下：
日本九州大分县的大野川（河）上中游的弥生式住居遗址，最近发现了东汉时代的中国铜镜的残片三枚，引起了日本考古学界的重视。这一发现证实了一千八百年前在北九州已有一个很大的“统一国家”，并且与中国发生了往来。
弥生式住宅遗址是弥生时代后期（公元二世纪半到三世纪半）之物。它分布在大野川的上中游一带，计有大野郡大野町大野原的二本木、松之木两个遗迹共三处。日本考古队正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去年七月，考古学家已在这一带发现中国东汉时代（公元二五——二二○年）中期“内行花纹镜”的残片一片，今年七月，又找到了东汉初期制造的“方格规矩镜”的残片。到了十一月底在松之木的遗址再找到方格规矩镜的碎片及镜边碎片各一片。另外在附近发掘出一面完整的日本铜镜。
据别府大学的考古学教授贺川光夫说，发现的中国古镜破片，是人为割切的，形状特殊。从年代来看，当时自中国输入古镜的，是耶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显然是将古镜割开，分赠予各个地方首长。
贺川所指的耶马台国（或写作邪马台国），是公元三世纪前半期，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中提到的国名，当时的女王叫卑弥呼，曾与中国魏代有交通往来。耶马台国位于九州北部。
贺川还说，巧合的是：一、这些古镜的残片恰恰是在每一个部落发现一个，想再多寻一个也不可得；二、铜镜分割的地方都磨得很光滑；三、从割开的地位看，说明割开是人为的。
经过调查的结果，铜镜残片单独出土的例子不仅仅是在大分县一县，原来在福冈县东部和南部，熊本县的北部，长崎县北，壹岐岛等以博多湾中心的半径五十公里至一百公里的弥生后期遗址中，共发现了三十五、六例，每一个残片都是东汉的古镜，而且都具有上述三点特征。
按照中国史书刊载，《魏志·倭人传》中，载有铜镜百枚赠与日本。但是在北九州、博多湾沿岸发现的中国西汉和东汉的古镜，说明了在纪元前后，即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日本弥生时代，日本已经自中国或朝鲜开始输入铜镜了。
东汉的中国铜镜，在内缘镌有花纹，故曰“内行花纹镜”；以方格为形的，称“方格规矩镜”，还有描有兽图案的是神兽镜。前两种镜在中国、日本常有出土。这次的考古研究说明了一点，就是东汉铜镜运到当时的日本后，成为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当时日本古代王权的势力，已及于九州北半部全部地区。从出土的遗址来看，中国的东汉——魏国时代，在日本正是耶马台国的时期。从这一点看，割镜分赠各属下王族的人，就是当时同中国遣使来往的伊都国王或耶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
按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是公元三世纪时耶马台国的女王，因一向守独身，所以从不轻易露面。政务由她的弟弟执行，她则担任幕后指挥的角色。公元二三九年，她曾遣使者到魏都洛阳，被中国封以“亲魏倭王”的称号，且获授金印。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殊荣。因此卑弥呼将中国的铜镜分割，赠予地方贵族，是要他们分享此种殊荣，并要他们对自己效忠。
这次在北九州的重要发现，引起了日本考古学界的浓厚兴趣。东京大学的日本古代史教授井上光贞说：北九州区附近一带弥生后期遗址有东汉古境出土，还是第一次听到，确实令人感到兴趣，但须要仔细调查研究过实物才能作出判断。如果那些镜片不是自然裂开而是人工割切，这对日本古代的社会构造的研究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这一次中国古铜镜在九州出土，对于日本学术界长时期以来研究耶马台国所在，提供了新的根据。目前九州福冈地区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