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三十一日电】题：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强调新的一年的首要任务是揭发批判“四人帮”
中国通讯社消息：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人民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九七八年元旦社论，题为《光明的中国》。
社论就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全国的形势已经走上正轨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强调在华国锋主席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在一九七七年一年里，推进“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已经“初见成效”。
社论指出，一九七八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的一年”，提出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新的一年的第一位的任务。强调要把“应坚决打击”的对象集中在“‘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改悔的死党”。
【路透社香港十二月三十一日电】中国今天声称，经过极端分子“四人帮”多年的破坏之后，一九七七年在恢复秩序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在明天发表的联合社论中说，“四人帮破坏造成的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经济局面已经扭转。新华社今天预发了元旦社论。
社论称一九七八年是执行华国锋主席战略决策的重要的一年。社论号召要继续揭批“四人帮”。社论说，这是新的一年中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社论说：“一九七八年，我国将先后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科学大会，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任命新的内阁，科学大会将制定中国的中期和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三十一日电】中国领导人已经把重点放在一九七八年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了，但是那些过去曾经由于辛勤工作或者追求较好的生活而受到批判的中国人当中，仍有一些人心有余悸。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说：“一九七八年把速度搞上去了，一九七九年就好办了。这对于‘三年大见成效’，关系极大。”
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停滞和倒退，被说成是四人帮造成的，他们已经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企图从乱中夺权的罪名被捕了。
社论号召学习共产主义的著作，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统统纠正过来，“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排除一切干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四人帮得势时，“物质刺激”是禁忌。这些激进派们坚持促进生产只能靠“思想教育”。
社论重申了要解放台湾的誓言。但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还在于在更大程度上承认那些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有极其重要的关系的知识分子和非共产党人，而这些人过去是老受激进派批判的。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一日电】新华社报道的元旦社论今天说，在一九七七年中，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发展得都比领导人预料的为快。
社论在谈到对外政策时说，中国继续“支持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的、进步的事业”。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电】中国今天要求全国人民在批判江青的“四人帮”头头们时“不能手软”，批判“四人帮”是明天开始的一年中的“第一位的任务”。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强调了目前在那些运动搞得晚了一些和搞得不够好的“地区和部门”开展清洗运动的重要性。
社论说一九七八年把速度搞上去了，一九七九年就好办了。社论又谈到一九八○年的目标。一九八○年的目标是中国领导人为了使中国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而制订的中国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标。
说苏联在一九七七年快结束时在中东、战略武器谈判和中子弹等问题上繁忙地开展新的外交活动，做些补救工作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利斯的报道，题为《克里姆林宫年终繁忙的外交活动》，摘要如下：
苏联在一九七七年快结束时正在中东问题、战略武器谈判和中子弹问题上繁忙地开展新的外交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至少部分可能是为了想力求为常常使苏联人对国内外感到失望的一年做些补救工作。
从苏联在中东问题上被推到一旁直到国内经济大为衰退这些挫折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因为这些挫折是在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期间发生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在今年圣诞节期间又在开展如下活动：
——在中东问题上，它扬言要抵制任何新的日内瓦会议，从而进一步起到了它的防守性的、把事情弄糟的作用。因而，它现在似乎是不理会美国提出的要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要求。
——关于战略武器谈判，它正敦促美国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即使当它看到签订一项第二阶段协议的“极好”机会。因而，苏联人现在似乎是迫切要求美国作出更多的让步，作为早日达成一项协议的代价。
关于中子弹问题，苏联表示愿意同美国共同保证放弃中子弹的生产，苏联长期来已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来说服卡特总统下决心不搞一般的军事部署，特别是不在西欧搞部署，这里认为，苏联的上述表示是最近的一次努力。
同时，苏联高级官员对西方各国大使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由于生病近来一直未公开露面。一位官员说，他已经康复。另一位官员说，他正在康复。在党报《真理报》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勃列日涅夫的长篇讲话以及在此前后的报纸和塔斯社评论中，都采取了这三个体现新政策的行动。
在中东问题上，苏联人比较大胆地谴责了萨达特—贝京的会谈。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老态龙钟的巨人》，摘要如下：
围绕苏联头号人物健康状况的这样和那样的说法，表明了苏联帝国以及在莫斯科统治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状况。新近从募斯科传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话，这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同志，您虽七十岁了，但看起来要比您统治的这个已有六十年历史的国家还要好些。”苏联将要以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政府步入一九七八年，这个老年人统治的状况丝毫没有变化，光是这一事实就必然要使人想一想。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绝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有着一致和统一目标或企图的领导集团。在每一个苏联领导集团中都曾有过严重的分歧和权力之争。在赫鲁晓夫时期是如此，在斯大林时期也有过激烈的斗争……。
莫斯科的这些老年人在对外不公开进行争吵这一点上暂时取得了一致。他们知道，触及这些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样一来整个体系都可能成问题。所以在近几年里勃列日涅夫便越来越变成了苏联少有的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变成了不触及重大问题的代表人物、等待的代表人物、积聚有形力量的代表人物，这种有形力量要用来补偿所缺少的意识形态——政治动力。
一个更为灵活的苏联领导，一个精力充沛的总书记，必须处理苏联社会基本结构的问题，至少必须做出使这个帝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尝试。但恰恰是这种适应过程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仅仅举两个例子来说，莫斯科不可能指望象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这样的人能想出新的主意，如果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以教条主义者而著称的话。然而刚好是现在，东方集团内部关系的问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系的问题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除了老生常谈之外，莫斯科拿不出任何新东西来。
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同外表强权之间的差异是爆发争吵的一个因素，这个苏联党的首脑必然被卷进这一争吵里面去。此外还有困难的苏联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形势。还有，不得不从美国进口粮食，谋求西方的贷款和技术，而他们同时又在扩充军备，就其规模和使用的可能性来看，这种军备只能是针对西方世界，首先是针对西欧的。
外界，不光是西方，同样还有东欧的那些共产党国家以及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共产党，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必定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苏联总书记能活多久。
面对着这种捉摸不定的未来，西方目前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它希望具有威胁性的苏联势力能被削弱，但它又不希望在苏联出现一种全面不稳定的状况，因为东方出现的混乱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所以从卡特到施密特，所有的西方政治家都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勃列日涅夫身上，并且怀着不安的心情考虑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