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9日参考消息 第1版

    【共同社北京九月七日电】(记者:边见)题:向英雄纪念碑陆续献花圈
    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已开始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今天,系着红领巾的红小兵、各生产单位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会等团体的人共约五千人,以花圈和红旗为前导,排着整齐的队列,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首先朝着毛主席纪念堂北门整好队伍,低头默哀,然后唱《国际歌》,齐声朗读华国锋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的一节。他们按各自的单位一个跟一个地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献上花圈。
    今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差不多全是有组织的工人和学生。
    到当天深夜为止,大约已有二十万北京市民聚集在这个广场上默哀,这座纪念碑的四周已经放满了花圈。
    【法新社北京九月七日电】北京人民今天继续向去年九月九日逝世的毛泽东表示敬意。
    从早到晚,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献放写有悼念毛的话的白色挽带的花圈,并聚集在纪念堂门前面。
    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堆满了花,人民解放军部队也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安放花圈。
    从昨天上午以来,一小队一小队人,特别是中小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来来往往。他们在毛主席纪念堂或者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唱《国际歌》和《东方红》,然后献花圈。


    【美联社北京九月六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说,在国务卿万斯上月访问期间,实现美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蒙受了挫折。
    邓在接见美联社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万斯的这次会谈等于是从前总统福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的建议上后退了。
    邓是自从七月份复职以来第一次接见记者,他发表了以下这些意见:
    ——前总统福特曾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保证,如果他重新当选,他将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和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万斯谈到在台湾设立一个美国联络处和在北京设立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但是中国人拒绝了。
    ——虽然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一个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但是他们在设法解决同美国的问题时将考虑到台湾现有的特殊情况。
    ——所传万斯这次访问取得进展的消息是错误的。
    邓是在同美联社的经理人员和董事们进行的九十分钟会谈中发表这些意见的。
    这些美联社人员正在对中国进行十六天的访问。
    不允许直接引用这次接见中的谈话,因为中国官员们说没有正式译文。邓是通这一位译员谈话的。
    邓说,福特在二十一个月前访问的时候曾保证,如果他再次当选,他将按照和日本当初采取的同样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日本同台湾国民党人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保持非政府的接触,其中包括同这个岛进行大量贸易。
    邓说,就在万斯到中国来之前,福特曾发表一篇讲话,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看法,但是邓坚持说,福特在一九七五年做了这项保证。(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邓说,美国曾答应采取中国对实现关系正常化要求采取的三个行动: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台防御条约,撤出在这个岛上的一万二千名美军。
    邓说,万斯到北京时带来的建议是从这个立场上倒退了。
    他说,万斯谈到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同时还在台湾建立一个外交联络处。实际上,这将是把目前的局面倒过来。
    邓说,这项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联系。
    邓说,他过去同基辛格就台湾问题进行的讨论是以这样一种意见为基础的:最终必须采取使关系正常化的必要行动的将是美国。他说,然而,万斯到北京来时说,双方都必须作出实现正常化的努力,邓说,这就是从福特和基辛格的立场上倒退了。
    邓强调说,同万斯的会谈是融洽的,有益地交换了意见,不过所传取得进展的消息是错误的。
    这位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兼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的副总理,重新申明了中国认为台湾是内政问题的立场。他说,美方也要对在万斯访问之后制造这样一种印象负责:如果美国撤退,中国人在答应不以武力拿下台湾的问题上将采取灵活的态度。他说,中国方面没有这种灵活性。
    邓说,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但是这种耐心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下去。他说,没有谈到期限的问题。
    有人问,如果台湾人民抗拒中国政府接管,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邓说,这将会引起冲突。
    他说,中国人在为台湾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的时候,将会考虑到台湾的具体情况。他说,要是美国不进行干涉,中国人将不排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邓说,万斯在北京期间,没有提出过在外交关系发生某种变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邓说,万斯对他说,将要考虑中国的观点,而且将会继续举行会谈。邓说,他表示同意。
    【美联社北京九月六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说,国务卿万斯向中国官员保证,美国在军事上仍比苏联占优势。
    但是邓说,中国并不相信这一点。
    他说,中国人认为,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而美国看来决心要采取绥靖政策。
    邓指的是美国报纸关于卡特政府内部的一份备忘录的报道。这份备忘录设想,一旦苏联集团发动进攻,北约部队就要在西德采取战略退却放弃西德的三分之一的领土。政府已否认它打算采取这样一项战略。
    邓说,失去三分之一的领土就会导致失去三分之二的领土,而在最终要失去所有的领土。
    他说,他告诉万斯,要是实行这项计划就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导致象在敦刻尔克那样的失败。敦刻尔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队最后失败和英国军队退却的地方。
    邓说,苏联经济有它的弱点,如果美国向苏联工业提供它所需的技术帮助,那就会帮助俄国人克服他们的一个缺点。
    这位副总理说,美国和西欧似乎都在执行一项使人联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待希特勒的那种做法的绥靖方针。
    邓说,有充分的历史前例可以证明这样的一项政策将要失败。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九月号刊登李振翩的文章,题为《回忆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摘要如下:
    我开始认识毛泽东主席,是一九一九年,并追随他工作了两三年。
    现在让我讲一点关于“驱张运动的回忆”,使大家知道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如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已经历了一个长久的混乱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觉醒。一班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愿意献出生命,来挽救中国。那时,湖南督军张敬尧,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万恶军阀。毛主席从北京回到湖南的首府长沙,他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但还发动了学生运动,来反对张敬尧。长沙有一个湖南学生联合会,是由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派代表组成的,首任会长是湘雅学生张维。毛主席发动学生运动时,正是由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任第二届学生会长。我是湘雅医学校学生会所派代表之一。毛主席指挥学生,发动罢课。
    湖南学生会开会时,我们提议罢课、反张。各人代表他本校学生会发表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辩论很厉害。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各校的学生会,大都同意罢课,于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议决罢课,由各校派代表二名,赴北京请愿撤换张敬尧。联合会秘密通告各校代表,于晚间乘火车到汉口集中。
    我们到了汉口,在指定的旅馆集中,毛主席已在这里等候我们。代表到齐后,便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公推毛主席为团长。范围也扩大了,参加的不限于学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宣言内容,进行方针等等。最后决定,留二三个代表驻在汉口,派几个代表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联络并筹款,而绝大多数代表,则跟着毛主席到北京去请愿撤张。在北京的湖南同乡很多,均痛恶张敬尧,毛主席和他们联系,他们很同情并支持这个驱张运动。最后到总统府去请愿。当时的总统是冯国璋,在当时军阀派别中,他是直系领袖。实际负责的是段祺瑞,他是皖系领袖,也是当时的国务总理。事实上,张敬尧也属于皖系,段与张是一丘之貉,段决不会听我们的话而撤张的。不过有些代表到了湘南,和驻在该处的直系军人吴佩孚联系,吴是张敬尧所最忌的政敌。后来吴由湘南自动撤退,湖南军人便和吴合作,把张赶走了。
    这次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后第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严密计划的革命性行动。
    一九二一年,我进入湘雅医学校的本科,功课繁忙得很。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说我的功课太紧张,抽不出时间来做政治活动,以后当专心致志,研究医学,若干年后再和您见面,希望您的政治工作成功。毛主席也于那年离开长沙,到上海去组织共产党了。我们以后就没有见面了。在这相别五十多年之间,毛主席曾多次打听我的住址,托人带口信给我,多半未曾收到。一九七三年,我回国访问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碰到了老友魏曦,他是病素研究所的所长。他拉我到旁边,对我说了下述的故事。
    一九五四年,国务院开扩大会议,邀请了许多专家参加,魏也在内。当休息时,毛主席从主席台到走廊来散步。魏正在和几个人谈天。毛主席听了魏的湖南口音,便问他:“你是湖南人么?”“是,”魏答应。“你认识李振翩么?”“当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哪里?”“他在美国。”
    “您写信去,要他回来吧,说我致意他。”
    一九四八年,美国驻华文化处,从中国请了三十名交换教授到美国来,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离开南京一、二年前,写了一封长信亲托周总理带去给毛主席(那时国共和谈,周在南京)。到了美国后,我在卫生实验院内做了二十牟的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冬天,中国第一次派医学代表团来美,他们还没有抵美时,便传达一个消息到美国卫生实验院,说副团长林巧稚,要和她的同学李振翩夫人汤汉志见面。见面时,她的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托她带个口信来,欢迎我们回中国去看看。于是我就加入了一个医学团体,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回国访问。毛主席于六月二十九日接见我和汤汉志,他的第一句话,是:“您在南京时写给我的信(一九四六年)我收到了,我无法回信,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住址。”他乡音未改,热情如昔。他还记得我几乎被张敬尧枪毙的事,并说,那有什么关系呵,他们都没有了,我和您还在这里(张敬尧于一九二六年左右,在北京被刺而死)。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共谈了九十分钟左右。我怕他太倦了,屡次要走,他再三不让我们走。最后回到旅馆,已是晚间十一点左右。我正在换衣睡觉,忽然听到敲门之声,打开一点缝,看见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位在外,她们说您快些穿好衣服,主席要我们来看您。她们进来后,给我一大篮冬苋菜(湖南特产)和空心菜,说是毛主席送给我的。她们还打电话到厨房去,告诉厨师怎样做法。
    原来我和毛主席谈话时,我想到我们在长沙时所吃的蔬菜,便问他现在吃什么。他说他还是喜欢吃冬苋菜、空心菜。我说我也喜欢吃冬苋菜,但是美国没有。以后我们就谈别的事了。
    在北京时,毛主席要我到上海时,去看张维。我到了上海,就去看他。他大约是七十六岁左右,半身麻痹,卧在床上,他的太太在旁招呼。他把毛主席写给他的亲笔信给我看。他还领着教授的薪水,也还能起床做点工作,听说毛主席也接济他一些生活费。张维于一九七五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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