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九月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不管是“温和的”中国还是“激进的”中国，它仍然使外界迷惑不解。
在苏联看来，中国人仍然是没有灵活性的，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卡特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仍旧置若罔闻。因此，中国新领导人基本上遵循了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对外政策，虽然中国的“坚定朋友”阿尔巴尼亚指责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会改变了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用较“讲求实效”的人、军方人员和技术专家代替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激进派领导人及其追随者。
但是，在“伟大舵手”逝世一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尤其是华国锋主席已使对外政策如以往一样强硬，尽管明显希望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采取开通态度。
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反苏攻击没有停止，而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北京—莫斯科关系的恢复还不是已在望的事。
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华国锋主席谴责苏联搞“法西斯专政”，并预言两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是长期的。
对于美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看来，如果说上海公报发表后五年多以来美国还没有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么过错在美国政府身上。
卡特总统曾希望北京会作出小小姿态，默认在美台关系断绝后不久不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
中国领导人不但不提供这种有希望的迹象，而且还更加强有力地重申他们要“解放神圣领土台湾”，反对外国对纯粹的中国内政进行任何干涉。
万斯的访问事先就说是“探讨性”的。没有指望获得具体结果。中美会谈恢复了，看来谁也没有感到失望，虽然事态显然没有任何进展。
自从去年毛逝世，并于一个月后清洗了“四人帮”之后，中国为了经济发展表示希望向外部世界开放。
另外，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自八月三十日到九月八日对中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件事来判断，中国似乎还希望在世界上发挥进一步的外交作用。
铁托总统在北京受到了过去进行访问的国家元首难得受到的盛大欢迎。观察家们认为，他之所以受到热情接待，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国之所以隆重欢迎铁托总统，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威望的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是整个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一位受尊敬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地位。
这样，中国就可以指望利用铁托的力量来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在各个地区，特别是在莫斯科最近遭受了一些挫折的非洲地区
——莫斯科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遭到了挫折
——胜过苏联。
另一个原因是，北京认为铁托总统是独立于中国目前的头号敌人苏联的象征。
中国领导人仍然坚决反对“东西方缓和”和裁军。他们重申他们确信，由于美苏争夺，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铁托也和万斯一样对此表示怀疑，他对他的东道主说，他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万斯和铁托的访问使阿尔巴尼亚感到烦恼。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同苏联破裂之后一直遵循毛主义的旗帜，到今年七月七日它开始充当中国政策的政治审查员。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报》把中国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北京号召成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这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危险的一个”苏联的做法是“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昔日的“坚定的朋友”破坏了铁托总统对北京的访问，因为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在铁托访华期间散发了阿尔巴尼亚党报于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期间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文章的翻印本，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拜倒在铁托脚下》。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十一日刊登邓小平副主席十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第二次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摘要如下：
四个现代化不是新问题，是重新确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方针。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计划被推迟了两年，但一定会实现。华国锋主席当了领导人，我们充满希望去努力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确信一定能够达到世界水平。
（当滨野团长问到在四个现代化中，国防的情况怎样时）国防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我们绝对不会败于苏联军队。它要侵入，我们准备打。即使是近代战争，归根结底，人的力量是重要的。
（在听了滨野团长表示要促进早日缔结日中条约的决心之后）感谢你的话。感谢五百二十二人的国会议员。我相信，五百多人的努力将有助于永远的友好。即使不能缔约，我们也感谢。如果能缔约，就是你们努力的结果。田中当首相、大平当外相时来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此表示感谢。请向他们问候。在这一问题上，竹入先生、成田先生、保利议长做了努力，对此表示感谢。
【法新社北京九月十一日电】（记者：弗朗西斯·德隆）邓小平副总理认为，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占绝对优先地位。
据在这里的一位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说，邓小平是在同来访的日本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强调这一点的。
邓说，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中国在其他方面就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他说，“农业是关键”。他解释说，只有发展了农业，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实现工业、国防和科学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正通过两个重要部门——农业机械和化肥——的现代化而得到发展。在这里的一位法国人士说，加拿大的梅西·弗格森公司八月二十日卖给中国三千台五十五马力的拖拉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梅西·弗格森公司在法国开办的工厂制造的。
【时事社东京九月十二日电】题：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出发
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已于十二日上午九时七分乘日航班机飞往北京。
新自由俱乐部向国外派遣代表团，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出发之前，河野团长在羽田机场会见记者，谈了访华的抱负。他说：“要以坦率而谦虚的态度听取中国方面的想法，以便有助于新自由俱乐部制定今后的外交政策。”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八日刊登一条消息，标题是《廖承志会长对日本政府推迟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表示不满》，摘要如下：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七日下午六点半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团长为滨野清吾）。廖会长在宴会上讲话说，“日本的一部分人害怕国外的压力，节外生枝，拖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这是遗憾的”，从而表示了不满。该会长再次强调，把一九七二年恢复邦交时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第七条——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这正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立场”。
廖承志在讲话中，对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二十几年来为增进两国友好所起的作用给予了评价，尔后，把话题慢慢地转到尚未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现实上去。廖会长强调了如下三点：（１）日本的一部分人害怕国外的压力，节外生枝，拖延了条约的缔结；（２）他们不仅未使事态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３）推迟缔约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这三点都是中国方面在这以前一有机会就指出的内容。而廖会长把它加以概括。
据认为，中国方面的看法是，拖延缔约是从三木内阁以后。同时也暗中批判了被自民党的韩国、台湾帮、长老和苏联派议员拖住后腿，在缔约问题上下不了决心的福田内阁。
特别是廖会长指出“苏修欺软怕硬”，希望在缔约问题上，日本要排除同苏联的妥协。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八月三十日一期刊登一篇介绍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文章，题为《日中友好条约的调整人——佐藤正二》，摘要如下：
在搞日中关系的人中，占上风的一种看法是：“佐藤当大使后，日中之间的渠道会加宽。”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当过外务次官的大人物，而且生来度量大。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木内阁成立不久，他由西班牙大使升任外务次官。他是搞条约的老手，曾任条约局事务官、条约局第一、第二、第三课课长、参事官、局长等职。他几乎全部参加了战后著名的外交谈判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例如鸠山内阁签署的日苏联合宣言、归还小笠原和冲绳协定、日韩谈判协定等等。这些经历给人留下了他是“坚实的实务家”的印象。当了次官以后，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他的工作范围。可以说，佐藤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日本外交的方向。外交上完全外行而且性格脆弱的鸠山当了外相后，纷纷传出“佐藤倒象是外相”这样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
日中关系同中苏对立牵扯在一起，很微妙。虽然摆出了一幅积极的姿态，但是三木内阁无所事事就离开了舞台。福田内阁也正在走着同一条路。这是因为日中关系问题同自民党内的势力之争密切联系着。因此，驻中国大使的存在，对决定对华政策是起重要作用的。在这一点上，不少人对前大使的作用抱怀疑，而对佐藤则抱有相当大的期待。
至于谈到佐藤对于对华政策特别是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霸权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也并不是丝毫没有令人担心的地方。有人认为“福田只是从维持政权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佐藤虽说得到福田的信任，然而在这方面也是感到为难的。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是，佐藤在北京生活一段后，能否变得从心眼里喜欢中国。前大使小川“从初出茅庐时便同中国打交道”，而佐藤在外国的任职都是在法国、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也许因为这一点，他的兴趣是爱好西方音乐和绘画。他喜爱的高尔夫球，在中国也不能打了。过去对东洋美术根本不喜欢，因此有人深表同情地说：他目前的生活大概是寂寞的。了解佐藤的人却乐观地说：“他喜欢喝酒，他是会找到他的爱好的，因为他是一位能根据环境决定自己生活的人……”
自建交以来，日中关系总的来说是发展顺利的，但是，可以肯定，条约谈判的前景将对今后两国间的友好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