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新国策》旬刊六月二十五日刊登国际合作事业团总裁法眼晋作的“访华报告”，题目是《考虑世界之中的日中关系——不要再推迟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摘要如下：
该杂志编辑部为刊登这个报告所加的按语说：“法眼先生前些时候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偕夫人访问北京，考察各地，同该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的访华在国内外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注意。下面刊登的是法眼回国后不久在财团法人国策研究会会员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摘要。”世界现在向日本提出什么问题？
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不用说，我既听了中国方面的意见，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对于为什么日本不肯把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日中联合声明里已经载明的事情写进将新订立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方面好象理解不了。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国家之间互相答应了的事情，互相发了誓的事情，却不能够用相同的词句写进不久就将订立的条约里去，不想那样做，这一点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思，将弄坏两国关系，所以我认为这实在是个有道理的疑问。
因此，中国方面对于历来的日本内阁，坦率地说，抱着相当不信任的念头，然而，对现在的福田内阁，前些时候总理在国会上讲“忠实地执行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条款”，这一点博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中国的态度是对福田内阁今后的态度抱有期望而等待着。
如果通观今天的世界形势，那么，世界的和平这个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很显然，它毕竟是建立在力量对比的平衡之上的。
通观目前亚洲的形势，并且把许多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判断，从结论来说，我相信现在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了。向苏联也提出“反霸权”建议
但是，我虽然说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却并不是说要就此而满足。我认为，在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天，也应该向苏联建议发表反对霸权的联合声明。我主张，要向苏联建议发表一个这样的联合声明：日苏双方一起决不在世界的一切地区尤其在亚洲谋求自己的霸权，并且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
现在已经存在两个载明反对霸权的双边文件——一个是一九七二年的美中联合公报，另一个是同年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的、关于美苏关系的原则的两国联合宣言，它的第十一条里明文规定了反对霸权。因此，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后再同苏联发表反对霸权的联合声明，就等于在现有的两个文件以外新增添两个宣布反对霸权的文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苏联合声明。我想，这将对亚洲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亚洲各国一定会认为：日本现在不再是“经济动物”了，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而真地干了。
我是一直这么主张的。并且，我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更加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做法才是外交政策。就是说，这样做将多么有助于亚洲的力量对比的平衡。虽然同是共产党国家，却不感到受压迫
我想，会有相当多的人因此说，中国的国内形势还没有稳定，所以急着同它缔结条约是危险的。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是仅仅亲眼目睹而看准的，我还同在北京、香港的许多朋友交换了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在毛、周两大权威者逝世后，曾经预料中国一定要发生大混乱，可是，华国锋主席干得很出色，中国正在迅速地走向安定。
就是说，朝着周恩来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或者在本世纪末使中国经济位于世界前列的目标，中国今后将踏踏实实地前进。并且，去年年底的大寨农业会议、最近的大庆工业会议，分别动员大约七千人参加，这些会议全体一致决定的政策将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华国锋这个人好象是非常仔细慎重的人，好象是如果发生什么麻烦就必定加以解决，全靠大家意见一致把事情做下去这种类型的人。因此，进展的速度上也许会产生若干快慢的差别，可是方向将决不会改变。这是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
我在北京逗留期间，到处参观，也接触到了“五一”节的景象。我不仅在楼房鳞次栉比、多得难走路的自行车来往不绝的大街上看过，而且也跑进小胡同里观察过，我突然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不仅是我，而且外务省里在苏联工作过的人，谁都常常说，在苏联总是强烈地感到某种受压迫的心情。但是，我们在中国不感到这种受压迫的心情。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基础
说起中苏两国的差别，譬如拿经济建设来看，苏联从农业国跳过轻工业一举建成了重工业国家、大国防国家。据说，为此而杀了一千万富农。它花了那样了不得的代价，结果终于建成了大国防国家。
中国现在把非常大的力量用于农业和轻工业。特别是华体制建立以后，可以感到它在提高国民生活这一点上费了很多心血。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的提高。并且不待说，以此为基础发展重工业是发展经济的极其自然的途径。我强烈地感到，中国正经历着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这同苏联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世界的和平也有关系。以石油为媒介积极开展对华贸易
我早就主张，日中贸易应该大大加强，并且它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增加进口中国的石油是扩大日中贸易最简便的方法。现在，日中贸易是日本方面大幅度出超。可是我想，如果日本购买石油，就有可以向中国出售更多的东西的巨大利益。
我认为，大量购买中国石油，从日本的外交政策来说，将来也会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认为，无论从地理条件来说，还是从向中国出售更多的东西的观点来说，日本尽量多地从中国购买石油，是非常有利的。并且，我认为，如果这样做能够有助于中国增强经济力量，那么，这不就会对于大的意义上的所谓力量对比的平衡有所帮助吗？不理睬在进行威胁的同时发出的和解呼吁
现在谈谈外交这个正题。今后日本开展外交政策时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中苏关系会怎么样。不但日本派出的外交官，而且第三国的外交官，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判断中苏关系暂时不会好转。我也这么认为。
我曾经说过，中苏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将依然继续对立，因此，党和党的关系将不会好转，然而在国家关系方面，因为不论对手多么讨厌，永远保持谈不了话的关系就不好办，所以将恢复这个意义上的对话，但是，不会出现中苏再次团结一致对付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局面。
现在，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四十个师。这是一些装备了现代化重武器的庞大的精锐部队。中国当然也部署大军同它对峙着。假如苏联真正希望修复对华关系，就首先应该主动后撤它的兵力。一方面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进行威胁，另方面又呼吁和解，对方是不可能作出响应的。外交的一个原则是，任何国家也不在压力下进行谈判。
目前的日苏谈判，苏联自始至终向日本施加压力，逼迫日本说：投降吧！投降吧！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够为了要得到鱼而向对方妥协的。我认为，在这种地方充分表现出了苏联的特色。
中国对苏联的做法是外柔内刚的。我认为，在压力之下决不谈判是中国一贯的态度。争取保持力量的平衡
我们在亚洲，朝鲜半岛自不待言，在所有方面都要进行更多的努力，以便保持力量对比的平衡。我想，这样做是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的平衡的方法。
请看欧洲吧。七国首脑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后，英国、美国、法国和西德各国首脑就柏林问题进行了讨论。目前苏联在柏林并没有寻衅，但是，这些国家的首脑为了向苏联表示西方坚定的态度，发出警告，就重新申明在柏林问题上一定要遵守四国协定。这是适时的外交措施。
但是，美国还想同苏联订立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而它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仍要互相靠拢，加强力量，现在正要采取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武器标准化等所有必要的措施。
我想，这一切的确反映了苏联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加强着军事力量，并且反映了这正成为对西方的深刻威胁。因此，对于所谓缓和这个东西，我们需要重新深刻地考虑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苏联）牺牲民间的需要而增强军备
苏联之所以讲缓和，是因为目前它不想同美国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同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它就要搞缓和。作为美国来说，同苏联发生冲突也不可取。因此，它就接受了缓和，反倒一贯积极地推行了同苏联搞缓和的政策。这就是基辛格搞的外交。但是，这样做引起了美国的盟国的怀疑，在国内也引起了怀疑和批评。于是，现在卡特正开始改变这种做法。
苏联一方面鼓吹缓和，在同美欧的直接关系上谋求平稳，同时又用形形色色的方式加强向第三世界渗透的力量，不断加强着它的武力。我已经多次指出，苏联依然每年以实际上百分之三的比例增加军事预算，军费已经占了总预算的一半多。在一一般的国家，这么做，就会发生所谓经济失调现象而为难，可是，苏联这个国家的特色就在于难以发生这种现象。
但是，实际上，苏联的生产能力相当落后。于是，它大大压缩了民间需要。
我认为，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就不能充分谈论外交。美欧各国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因此才着手做集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的工作了。讨论外交问题要同讨论国防问题结合起来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中国的人们并没有特别说这些事情，但是，我仔细思索他们的话和态度，就感到他们的话和态度里仍然含有这种意义上的质问日本的意思。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后应该充分地根据这一点去同中国交往，特别是去处理当前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
缔结这个条约，我想是会有种种理由的。但是，有人说，中国政治上还不稳定，所以缔结这个条约为时过早，没有什么条约不也没有关系吗？维持现状不也过得下去吗？我认为这种议论不是外交议论。整天光想韩国和台湾，这恐怕不能说是外交吧！我想，搞外交就要一切事情都高瞻远瞩。
至于韩国，它对日本是件大事，可是，越是重要，我们就越是要同北朝鲜也保持说得上话的途径。过去就不必说了，今后的日本外交，重要的是创立能够同所有的人接触的基础，对于各个问题都要讲通日本的道理，假如是有道理的事情，就不可以让人硬干而自己不讲清道理。为了多得到几吨鱼而牺牲领土，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得的。
总而言之，在这种意义上，这次到中国去旅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日数虽然有限，可是，在那里的种种见闻，同在香港的各位官方人士交换意见等等，使我确认了自己过去的想法、看法并无大错。
我谈的是外交。而大凡谈外交却不同谈国防结合起来，就不成其为有意义的议论。在这个意义上，我讲了以上的看法，虽然我想是不够完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