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八月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一九七七年中国的科学》，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专家路线”运动
——这是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科学方面无疑偶尔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有这样的报道：对于一种按理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刺激生长的激素，生物学家们直到农民使他们懂得必须在农作物生长的某个阶段施用以后，才使这种激素发挥了作用。
但是，总的说来，对“专家路线”的攻击走得太远了。对尖端的科学研究的不重视竟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常常认为，把经过深造的科学家送到农村去当体力劳动者比把他们留在实验室里更有用。这样的处理无疑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停滞了许多年。
以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为团长的一个美国代表团说，在中国的新主席华国锋的领导下，科研方面的工作显然已在全速进行了。美国代表团获悉，全国科学院草拟的一项报告说，“中国科学院正在进入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的六十个研究所不再遭到攻击说它们搞专家路线了，而是受到鼓励去搞尖端科学研究，以帮助实现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美国科学家们（包括那些在华先生执政以前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科学家）确信，他们所得到的中国科学“复兴”的印象是真实的。
显然，中国的科学在某些方面例如地震预报方面是够先进的，因此美国可以从情报交流活动中得到好处。美国科学家能否利用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这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渠道拟定情报交流的计划。但是，中国重新强调搞先进的科学研究，这一点应该使美国更值得在今后进行情报交流。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八月五日一期（第八六五期）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科学家重新得宠》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一项从现在到二○○○年的现代化计划范围内，北京的领导人们正在修改教育和研究计划。他们答应给科学工作者更多的经费和自由。
文化革命以来第一次，大学强调考试并计划增加招生名额。
教授们显得更轻松些，他们更自由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随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归来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伊·霍夫海因茨说：“这些变化激起了巨大的希望。”
但是中国要弥补它同西方的科技差距将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科学成就的意见有分歧，但是霍夫海因茨教授认为，科学家和技术员的平均水平除某些方面之外相当于美国大学一年级大学生的水平，那些最例外的方面是针灸、气象和原子物理学。在后一方面，中国作出很大努力来制造原子弹。六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农业机械和机床展览使实业家和外交官认为，这些装备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时期美国的装备。
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治性的，这些限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中国不允许它的科学人员同西方进行研究方面的合作。中国同样不允许外国科学家在中国的试验室里工作，除非是一些小组的短促的访问。美国人把这说成是“科学旅游”。因此，中国人就更加感到同西方隔绝，从而更加比西方落后。
中国大部分领导人不仅没有任何科学素养，而且在农村长大的这些人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他们对科学的鉴别能力很差。这使科学人员得以大谈所谓轰动一时的发现来博得他们政治上司的满意，而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然而，交流否定结果是现代科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科学在先进工业生产中的作用的文章反映了北京对科学的新重视。党的刊物《红旗》七月份一期强调指出：“现代科学技术，能提供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和新产品，为生产开辟新途径，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些省的电台最近提到了华国锋主席关于发展科学研究的指示。在湖北省的一次会议上，地方当局说，激进分子打击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党的路线。举行的地方（科研人员）会议将导致举行一次全国性科学家会议，这次会议将传达党对新方针的祝福。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九日发表撒普的台北专电，标题是《台湾担心美台关系转冷华盛顿官方人物来访减少》，摘要如下：
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座落在台北中央车站西面只隔几条马路的地方，除了从它那破破烂烂的墙头上看过去，有一面美国旗在飘扬而外，几乎引不起什么人的注意。
本地的中文报纸上个月挖苦地说，美国大使馆十年前为了要建造新的办公楼而买的一块地皮，仍然没有动用。在那块空地上看不出会搞什么建筑。
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半开玩笑地说：“美国人也许要把钱省下来在北京造房子。”虽然华盛顿否认就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大家都知道，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却已悄悄地否决了扩建美国在台湾的官方用房的计划。
台北人愤懑地注意到，自从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问北京以来，美国高级官员来访的人数已经大大下降了。
一个有牢骚的台北人士说：“我们现在估计华盛顿的官员只有到十二月才会来，目的只是为了在这儿呆几天，办些圣诞节的货。”
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人物和美国大使馆官员之间的来往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双方都感到他们会面只是讨论一方家庭里的悲剧。
耶鲁大学毕业的外交部次官钱复说：“从根本上说，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好的有实际内容的关系，但是有某些方面已经不存在了。我不能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热烈的或者是亲密的。自从美国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以后，高级的磋商就很少了。”
举例来说，台湾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就一直没有能见到卡特总统来讨论台湾问题。
总而言之，台湾感到他们受到了美国的侮辱，尽管两国之间有长期的交往，而且相互间有六十项条约和协定。
看来，美国制订政策人员心中所想的是“正常以后”的辩论。正常化这件事本身似乎可以看作是定论了，甚至在台湾官员之间的私下谈话中也是这样看的。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七月十日编译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摘要如下：
一位著名微生物学家在一篇报告中指出，某些生态环境业已受到控制，例如：去除海上石油的污染、清洁河川、保护某些野生动物和防止农药的滥用。可是，人类的活动在下述四方面已经对环境与人类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臭氧层的破裂位于地球外围同温层的臭氧层可以大量吸收日光里的紫外线，使人类和其他生物不致受到太多紫外线的照射。但是臭氧层是非常脆弱的，极易被许多化合物作用而转变为氧，根据报告显示，广泛用在喷雾除臭剂及其他喷雾剂的含氟化合物可能已使臭氧层减少百分之一，除非减少氟化合物的使用，否则到公元二○五○年时，臭氧层可能会减少百分之十。
此外氮肥的使用愈来愈多，它被细菌分解产生氧化氮，当氧化氮升到同温层时，将会使臭氧层被破坏达百分之十五。而破坏性最大的一场大规模的核子战争，它爆发了极大量的氧化氮到同温层里，会使臭氧层减少百分之七十达五至十年。
医学上显示，紫外线即使略微增加也会提高皮肤癌的发生率。假如臭氧层大幅度地减少，将对动植物产生深远的损害并会引发气候的剧变。癌症某些癌症是基于遗传、病毒等自然的原因所引致的，但是很多癌症——尤其是在工业化的社会——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在一篇报告中说明：癌症与人们所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工作或生活的环境、个人的饮食、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在工业化社会，可能有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是由环境因素造成。举例来说：医生们发现，长期暴露于石绵下的工人会得一种罕有的肺癌，和一氯乙烯天天接触的工人，会得一种罕见的肝癌。一九五八年，英国医生希金森提出报告：认为百分之七十——八十的癌症来源是环境因素，当时曾遭到持怀疑态度科学社团之非难。但是现在，很多科学家怀疑，癌症来源基于环境的真实数字可能接近百分之九十。木柴缺乏正当工业化国家担心石油供给量减少之际，木柴的日趋缺乏，造成了开发中国家产生“穷人的能源危机”。因木柴的过度砍伐，已造成新沙漠的产生，西非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城外七十公里内的树木几乎已全部被砍光，给市民作燃料，现在这片光秃地的范围还在继续扩大中。土壤之损失人们种植农作物的土壤，因过度耕作、错误的管理和疏忽的关系而逐渐地被侵蚀，这种土壤的侵蚀，造成世界上每年有二十五亿吨土壤的损失，它已经使得一度为罗马帝国谷仓的北非，变成一片沙漠，以致当地人民大部分食粮必须仰赖进口。
此外，不适当的灌溉法，会导致土壤的盐分增加或变成泥沼，这使每年二十万到三十万公顷的土地不能再生产。当世界的人口增加，对粮食之需求上升，这些土地的损失就益形重要了。
【路透社肯尼亚内罗毕六月四日电】联合国环境计划今天说，在发达国家中，死亡人数中有一半是死于癌症。有人认为这是环境污染的结果。
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计划主管托尔巴今天发表的世界环境声明中说，过去五年世界各国没有努力减少环境危险。他说，公众已比较意识到看得见的污染，如石油污染海洋，污染食水供应，适于耕作的土地逐渐失去，森林资源的破坏等等。
但是，他警告说，污染形成的危险如各种辐射来源引起的癌症则不大为人注意。托尔巴说，一种危险是臭氧层可能受到喷雾剂、氮肥发出的燃料气体和飞机高空飞行的影响而破坏。臭氧层可以保护生物免于受紫外线辐射引起癌症。（转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