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二十四日刊登日本前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的谈话，题目是《邓小平先生的题词，强调日中友好》，摘要如下：
我（小川平四郎）作为首任驻中国大使到北京赴任后刚刚两星期的时候，当时在中国流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外国旅行后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设宴为他洗尘。邓小平先生复职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露过面的邓先生，突然在这个宴会上露面，轰动了北京。当然，我是间接地听到这个消息的，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承认朗诺政权，所以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值得纪念的宴会。
几天以后，廖承志访日代表团启程去日本，我到北京机场去送行，在那里首次见到邓先生，并且寒暄了。那时，邓先生已经参加公开的活动，我看到周围的中国领导人都非常尊重他。
后来，邓先生为日中关系的友好作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他会见日本的访华人士，也出席了大使馆为纪念日中复交一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等等。
一九七四年冬，日中航空协定缔结时，我请邓先生题词“以志纪念”，他就写下了“一衣带水睦邻友好”。我把它做成了一幅挂轴。我想这在日本恐怕是邓小平先生唯一的题词。（题词）强调了处于一衣带水关系的日中两国的亲善友好。
从这个题词中也可以看到邓先生重视日中友好的态度。
关于这幅挂轴，后来还有它的故事。
我很快就把这幅挂轴挂在大使室里。可是，后来，四人帮加紧了批判邓先生的活动。于是，挂它就有所顾忌了，又由于中国人士建议，我不得已而取下了它。
但是，后来，四人帮反而被清洗，批判邓先生的活动销声匿迹了。
因此，今年一月，我问某中国人士：“我有一幅邓先生书写的挂轴，可以挂出来吗？”那个人听了，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行。”
邓先生书写的挂轴，想不到竟预先告诉了我：邓先生复职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
【本刊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题为《邓小平东山再起》，摘要如下：
从邓小平一路来的政治路线，比较接近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仍继承周恩来的温和稳健政策，也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保持与周恩来时代一样，维护良好的关系。无疑的，邓小平的复出，不但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邓小平的由大权旁落至东山再起，是举世所关注的问题。
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系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中国的前途具有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复职，与总理华国锋，国防部长叶剑英，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一个具有影响力和经验丰富成员所组成的稳定领导层，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邓小平是一位老练的军人，政治家及行政专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早已闻名，他的复职，正是驾轻就熟，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将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说美蒋安全条约体现了一项进行冷战和支持内战的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已经过时，需要代之以仔细拟定的立法和新的关系。在美准备接受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时，美应准备保证美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文化接触等的立法行动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七日刊载费正清的一篇文章，题为《要避免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灾难》，摘要如下：
（费正清现在是名誉教授，他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今年为止曾在哈佛大学教中国历史。）
当国务卿万斯准备在八月份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对华政策上的观点错误曾如何使我们两次陷入战争和灾难。中国仍然是如此难以捉摸，因此我们只得求助于中学辩论家的一句格言：当你不了解事实时便运用原则。在讲原则而无知的情况下，我们在朝鲜同中国作战，并在越南同我们认为是中国的傀儡作战。
例如，一九五○年击退北朝鲜侵略是一种合乎原则的、必要的行动，但是在这样做以后，我们却改变了我们的作战目的，而要在紧挨着中国工业基地满洲的地方以武力统一朝鲜。
这是不必要的、不明智的、或行不通的。
中国人为了自卫而进行干预，使我们遭到了失败和陷于僵局，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看成是“扩张主义者”，因而要加以“遏制”。由于中国人实际上不是扩张主义者，所以我们的遏制政策只是使我们填补了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的法国人所空出来的位子。
一九五四年以后，我们力图“遏制”越南本国的共产党革命。这也是不必要的、不明智的或行不通的。就这样，朝鲜战争导致我们参加越南战争，一次失败不够还需要另一次失败，因为讲原则的人是不会让步的，即使他们继续无知而使他们继续去干那些不明智的事。
今天，我们又处于申明美国的原则而不了解中国现实情况的危险之中。
台北并不谋求卡特总统有一次随口说它具有的那种“独立”。它不是一个同中国分割的国家。它的政府声称它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些对台北所发出的要求支持的呼吁给予响应的美国人似乎并未认识到，要求他们做的乃是在中国继续进行着的内战中支持一方。
各方都承认台湾是只有一个的中国的一个省份，而这一点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政治神话。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理想由来已久。蒋介石的生平就致力于这一点。今天，这一理想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就像法律和宪法至上的观念在我们中间一样强烈。
北京继承了这种历时两千年之久的信念：在中国的国土上必须只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在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同意以关系正常化作为我们共同目标以来过了五年后的今天，北京对我们采取的方针正在变得强硬起来。
北京为建立只有一个中国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似乎是最低的要求：撤销对敌对的中华民国的承认、废除同它缔结的安全条约、撤出在台湾的美国军事人员。
台湾为了阻挠这种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活动就像如果我们自己处在台湾的地位时那样的精明和考虑周到，因为台湾同美国势力范围的联系，差不多像香港同英国势力范围的联系一样密切。
在台湾，我们的贸易、旅游事业和传教活动仍然很兴旺。
目前对台湾治理部分靠军事管制法，部分靠从我们的大学毕业的人。
这是一个旅游者的天堂，那里有许多我们的老朋友——许多是我们方面的称职的和有才干的人。
在中东，我们要求双方妥协。在远东，北京事实上在上海公报的措辞中提出了妥协办法。撤销我们对台北的承认，从而废除我们的条约，以及撤出我们剩下的军事人员，这样并不妨碍按照“日本方式”同台湾继续进行贸易、投资、旅游和文化接触。
自从东京在一九七二年承认北京以来，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活动增加了。
事实证明，东京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法律上的主权同台湾保持事实上的自治并不矛盾。
我们同日本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存在着一九五四年华盛顿一台北安全条约。在这项条约中，我们保证要保卫一个今天仍然保证要从这个人民共和国手中把中国解放出来的盟国。这项条约体现了一项进行冷战和支持内战的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已经过时，需要代之以仔细拟定的立法和新的关系。
因此，台湾问题中真正的争论并不是台湾是否继续存在，而是中国内战是否继续存在，台湾将继续生存下去，这既是因为它自己具有活力（它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也是因为美国继续对它非常关心，这种关心像日本的关心一样，没有什么减少的迹象。
美国的这种关心可以用“关心西太平洋继续保持稳定”这样有礼貌的、笼统的措辞单方面加以表达。
我们决不能期望，北京作为一个有自豪感的主权国家就一个内政问题向外国人作出保证。（我们会这样做吗？）但是正如美国对中国生活的干预是在一个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被消除。
在我们准备接受北京提出的正常化的三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样准备那些保证美国能够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旅游和文化接触的立法行动和其他单方面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维护美国的原则，而无视中国人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将再次招来灾难。
【中央社台北七月二十八日电】蒋院长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说：由于邓小平的所谓“复出”，因之中共内部可能出现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蒋院长说：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可能企图利用中共的这一表面假象，来促成美与中共所谓“关系正常化”的进行，而中共也势将乘此机会加紧对美的勾诱与胁迫，使美国接受其无理要求。
对于美国政府的与中共进行“关系正常化”，他说，他曾于七月七日院会中已经忠告美国友人：其后果将不但不能使美国得到利益，反而会使美国丧失许多利益；不但不能得到和平，反而会制造战争的危机。今愿再进一言，以美国居自由世界领导地位，其决策得失对整个世界人类的影响将极深远，如果美国不慎不察，不辨利害是非，误堕中共陷阱，我们可以断言，一旦所谓“关系正常化”完成，目前亚洲勉暂维持的和局必将不保，尔后美国欲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强国地位’恐将付出极大之代价。
他强调，面临今日情势，我们中华民国凡能有助于和平与自由者无不尽力为之，但损及我们国家权益与国格尊严者，我们誓必反对，也必誓死来卫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我们明白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唯有拿出坚忍勇毅的精神来克服困难，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奋图强，才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凭借。蒋院长说：际此关键时刻，团结便是力量，凡吾国人，务须万众一心，共输忠忱。宁静方能致远，最狂暴的风雨，不能搅扰内在的宁静，我们须以无比的镇定，坚持立场，贯彻国策，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