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十六日刊载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日野启三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舞台上的政治学：平时服装是朴素的节日演出时是华丽的》，摘要如下：
在黄河的中游地区过去叫做中原的古都西安，一天晚上我们应邀去观看歌舞。坦率地说，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很“乏味”的。然而，中国现代芭蕾舞的代表节目《草原女民兵》很有生气，民族乐器笛子的音色有力而清脆。然而，使我们印象更深的是舞台的华丽。这不是指舞台装置，而是指演员们的服装和打扮。
在街头上看不到的一切华丽，在这里都能看到。如果在东京看过中国歌舞团的演出，肯定也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从家家户户的墙壁到砖瓦的颜色都是黑灰色的；不论男女，也都同样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服。唯独在舞台上，闪耀着象另外一个世界的灿烂光辉。令人产生这种不同的感觉。
谈到产生不同的感觉，第二天在访问工厂幼儿园的时候，也得到了同样的强烈印象。孩子们明明都是汉族，却都穿着蒙古、朝鲜、维吾尔族等边疆自治区少数民族的华丽民族服装以鼓掌和舞蹈来欢迎我们。女孩子就不用说了，连那些不参加跳舞的男孩子脸上也都搽上了胭脂。
后来在其他城镇也观看了演出，访问了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同样产生异乎寻常之感。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注意到中国的舞台似乎不单纯是表演，幼儿园的舞蹈似乎也不是一般的游戏。在欢迎外国人的时候，由于是接触“异族人”，所以产生不同于平常的心情。
在访问中国的旅行中感到惊异的是，尽管消费生活是很贫乏的，但是人们却意外地显得悠闲自若。特别是有关金钱的刺激现象，在社会的表面上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
据山东陪同我们的女翻译说，“虽然并不禁止打扮，但周围的人却另眼相看。”因为有这种自我克制和相互制约，所以必然在什么地方会有透气孔。
那不是舞台吗？当局让他们用极华丽的服装和打扮来演出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节目。把和演员一样穿着特殊服装的异族人邀来剧场，观众不是来看节目内容，而是来充分地玩味平时受到压抑的华丽气氛。
不仅是剧场和幼儿园，在全国的工厂、学校以及农村的生产大队都有名为文工团的演出队，他们各有自己的很好的乐器和漂亮的服装。不仅在“五一”那种全国性的节日时演出，还在各自车间的纪念日和完成生产指标时的庆祝会上多次举行小型演出。节目内容当然都是政治性的，但随时制造这种非日常性的场面，本身所发挥的政治效果似乎更大。
把少数民族的色彩丰富的民族服装作为一种舞台服装而加以利用，也是很巧妙的。令人感到它起到了双重的效果：这种华丽的盛装既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效果，而且又不影响中国民众的日常服装。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四月号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李兆良，题目是《中药发展的道路》，摘要如下：
中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无数实践的考验。但是在封建社会里，长久以来停留在原药材的使用上。口授手传、独步单方局限了中药的发展，甚至以讹传讹。中药里同名异物、同物异名，或一物多名的现象，俯拾即是。名称不统一，阻碍了经验的交流。研究不深入，使中药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对中医中药重新提倡。一九五○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口号。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真正蓬勃的发展被推晚到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广泛成立团体，宣传中医药，大量出版中医中药书籍。一九五四年中国药学会第二次全国理事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鉴定中药的决定。发动了全国各地分会及当地有关的药学工作者，对二百余种常用中药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了中药的标准规格。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中医研究院，包括中药研究所。一九五六年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成立了中医学院。一九五七年又设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六十年代初期，在刘少奇的政策下，卫生部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城市。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却缺医缺药。“好大喜洋”的政策，把刚刚起步的中医药又拖下来了。
一九六五年，各地对卫生工作不满的意见反映到政府去。毛泽东极力反对上述的政策。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新事物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流动医疗队和“赤脚医生”扭转了农村缺医缺药的局面。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实践，不断提高。现在全国的卫生经费百分之七十用于农村，全国有四百多万名农村卫生人员，其中一百五十万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除了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还在搜集、推广中草药和民间验方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九七二年开始，中国又出版了许多中药书籍，主要是普及性的。根据处方炼制的成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断提高，方便病者服用。
中药不仅在中国医疗卫生上占有重要位置，世界各国医学界，尤其日本、德国等正密切注视中药的发展，并着手研究中药。关于制剂中药制剂一贯惯用汤剂，即用水煎服。药材中有许多成份是非水溶性的，因此要加所谓“药引”，就是含有皂素的药材，例如甘草。皂素把非溶性的物质和于水中，成为乳悬液，利于吸收。其道理与用肥皂溶油渍于水类似。
另一制剂法是制成丸剂或片剂，药物进入胃中，与胃酸生成“盐”被吸收。生物碱药物适用于这个方法。
汤剂每每有残渣，通常便弃去。其实药材中有许多有用物质未被利用。皂素也不是完全能析出有效成份。不溶于皂素的副产品也无从抽取。举例来说，杜仲皮含有百分之三的橡胶，这种硬性橡胶绝缘性强，可作海底电线。每一剂量虽少，长久累积，也是很可观的浪费。
药材中含有的多种化合物中，有相辅相成的，有互相兢制的，也有毫无相关的。
大黄含有致泻的大黄葸甙类及收敛性的大黄鞣甙类，两者作用相反。其实是应该提纯分别的。
生地黄性寒，因为含有生物碱。煮熟或蒸透后，生物碱被氧化分解，其他成份显出，变为性温。如果把生地黄采集后便加以抽提分离，便不会破坏有用的生物碱。
因此，不管是汤剂或是丸剂，提纯是唯一能提高药效、减少毒性、充分利用的途径。
中药比西药有一个优点，就是注意消除副作用，一个处方用多种药材，所谓“君、臣、佐、使”，有辅助作用，增加吸收和矫正副作用的意义，因此，中药较缓、较温和。西药则很少用复合剂，近年才比较常用。单一的药品，太纯，太峻。这方面来说，中药应该保持优点，提纯后也应用复合剂。关于中药的生产植物性的中药一向是靠野生采集或专门种植的。单靠采集野生植物大多是不足供应的。只有钱贯车、蒲公英之类粗生的药材可以采之不绝。种植药用植物也有缺点：（一）需要良壤的植物会占用耕地。（二）多种药材植物有独特习性，如喜阴暗，喜山坡地等，地理条件不够的地方不能大量栽植。（三）有效成份低的植物单位面积的生产率低，成本高，在经济上不合算。
有机化学合成可以部分取代采集植物。分子结构式简单的，或者可以用其他多产化合物经过加工而成的药物，应尽量采用此法。有机化学合成的大量生产需要大量溶剂、化工基础，以及巨额的资金，从投入到生产有一段空白期。在以往中国石油工业还没有赶上来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这个前景是逐渐乐观了，相信中国有一些成药已是采用这个方法生产的。
有机化学合成也不是万应灵丹。太复杂的化学结构，低产率的化学反应，往往比不上栽种植物来得简单。
生物合成是另一个途径。生物合成其实包括植物种植，但这里说的主要是指能用发酵方法的生物合成。许多抗生素、维生素的生产早就广泛采用这个方法。把能产生药物的菌类接种到大量的培养液中，让它们自然繁殖，然后从它们分泌到培养液中的物质，或从菌体抽提出药物。发酵培养有许多优点：可以用人工诱导，人工变异方法选种，或加入先质增加产量。
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植物上便是细胞培养法和组织培养法。把植物体消毒，切成细片，在无菌状态下投入固体培养基中，慢慢植物体便生出愈伤组织。这是一团呈不分化状态的细胞团。把愈伤组织移种到液体培养基中，细胞便慢慢分裂繁殖。
通过调整培养基的成分，特别是生长激素的比例和含量，可以控制细胞分裂的速度和分化的程度。有的可以长出根、叶、花等，这些便可以作为药物来源。分化程度低的组织通常只生产很少药用化合物，但是生长的速度快；相对来说，分化程度高的组织有可能生产较多的药物，生长速度却慢。如先培养分化低的组织，等得到一定量的组织，再移植到适合分化的培养基中，便可以获得大量高产量的植物组织。
植物组织培养法目前尚有不少难题，然而它在世界药学界里已极受重视。
中国也已经开始研究植物培养法产药，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组织培养更进一步的是酶合成。酶合成是最高级的生物合成法。所有生物体的物质都是由酶反应生成的。如果能把产生药物的酶从生物体抽提出来，而酶的活性又够稳定的话，只要加入先质及适当的辅酶，便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多量的药物。利用酶固定法把酶固定在固体的支持上，还可以不断的生产药物。几点建议中国广泛发动群众搜罗验方、民间中草药，有系统地整理出版，已经很有成绩。但是自一九六七年停刊后，许多中药研究的杂志，如《药学通报》、《药学学报》之类，尚未复刊。有关中药的消息，零散地发布在《中华医学杂志》、《植物学报》及各报章上。报道欠详，文章数量也太少，远远追不上应有的发展。综合文献方面，较有份量的只有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南京药学院编的《药材学》和刘寿山主编的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中药研究文献》。后者在一九七五年虽然再版，但十五年以来的进展却没有增补进去。另外许多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中药书籍，现在也买不到了。欠缺参考书是研究的障碍。希望中国在出版上与中药的发展维持平衡的进度。
今天药学的发展与一些基本科学是分不开的。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提高了我们对生理、药理的认识。中国在条件许可下也可以作这类研究。针麻理论的研究已重点展开。其他中草药是否如此呢？看来是可能的。从这几年来中国发表的论文看来，有些单位的水平低，有的水平较高，很大的原因是小单位的分析仪器在质或量上的不足。是否可以成立一个药物分析中心，协助各地方的小单位，统一分析工作，既节省资金，又提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