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十四日刊登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日野启三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新式家庭：“平等的夫妇”是家庭的核心》，摘要如下：
对中国的家庭，我有这样一种笼统的想象：以祭祀祖先为中心的氏族“家庭”传统大概已被破坏了吧。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时的“破四旧”运动和批儒，贯穿家庭的“孝”这个伦理已彻底崩溃了吧。同时，由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把孩子送进了托儿所，新中国的女性们大概已大大地摒弃了贤妻良母的作用吧。就是说，新中国的家庭经过激烈的政治、社会的变革之后，已陷于解体乃至形存实亡了吧。
但是，通过为期三周的旅行，参观了两三户家庭和其他顺便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我的先人之见是非常肤浅的。仅通过这样暂短的旅行和采访，那是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家庭这个最微妙的人的关系的深处的。但我的印象是：旧的“家庭”制度确实已经崩溃，每个家庭互相团结，而形成了新的家庭。
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杭州的西湖湖畔，以及在各地的名胜和公园，带着一两个孩子的夫妇，用新买来的照相机互相拍照。这种情形确实屡见不鲜。甚至我真想说，这是一种可爱的家庭第一个情景。
特别是一次乘火车，清早路过上海附近市镇的时候，从车窗突然看到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一位年轻的母亲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沿着工厂的长墙走着去上班。她好象要把孩子送到工厂托儿所。母亲一边走一边亲孩子的脸。
在西安近郊的农村人民公社，我们看到了象兵营那样牢固的新建的砖瓦集体住宅和倒塌荒芜的旧农家。过去一直住在泥土简陋的房屋里，和家畜、院子里的果树一起生活的农民，现在一下子搬到公寓式的集体住宅里来了（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力图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人们是看得出来的。
我们访问西安市一家棉纺厂的工人住宅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夫妻也吵架吗？”一位退休后在工厂小卖部工作的年已六旬的瘦瘦的老工人笑着回答说：“过去是经常吵架的。老婆总是抱怨家用不够。我就劈头痛骂一顿。解放前，丈夫是有绝对权威的。可是解放后，老婆也到工厂工作，有了收入，思想也进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男女要平等。老婆也不服输，说她两句，就要回嘴了。”
我充分地理解了新中国家庭中力量对比的激烈变化。
在青岛市革委会的招待宴会上，我问同席的人双职工夫妇谁做晚饭？他们回答说，“谁回家早谁就做饭”。
儒教中的三从四德伦理崩溃以后，托儿所的设备完善，这就保证了“夫妇平等关系”，目前正以这种关系为主逐步形成新的家庭核心。这种家庭在中国很普遍。周恩来总理夫妇之间多年来建立的爱情和互相信任的关系，受到人们超出想象的尊敬，这种新家庭关系的形象也是推动建立新的家庭关系的一大原因。
【法新社乌鲁木齐七月三日电】
（记者：弗利波）由于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禁区之一的新疆，于上周第一次向一批驻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敞开大门。
从北京乘飞机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要三个半小时，它位于中亚平原，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和苏联有六千公里接壤。其中一半是同中国的传统敌人苏联接壤。
新疆革命委员会外事处副主任阿不都拉·热依木对五位来访的记者说，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我们区的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同苏联发生边界问题。”
热依木说，为了击退“任何可能的侵略者”，在边境的“某些地段”驻有中国军队，但是他没有详谈中国军队的人数和边界另一侧苏联军队的人数。
他对边境上的“扰乱”谈得不太明确，只是说“人们非法过境”。
访问者一眼就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新疆的存在：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机场跑道上，停着喷气战斗机，在候机大楼附近，有士兵在练习刺杀。街上民兵很多，人行道上伸出有出气孔的小塔，说明有地下工事网。在乌鲁木齐外，军用卡车和吉普车络绎不断。公路沿线设有专修军用车辆的工场。
【路透社吐鲁番七月四日电】到新疆吐鲁番的路线经过一条狭长融化的柏油路，横越一个石质沙漠，周围是盐质盆地和闪烁的海市蜃楼的月光景色。
深入中亚细亚，吐鲁番是中国最热、最干燥和最低地方——然而它是一个潺潺溪流的青翠绿洲，有茂盛的葡萄园和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
吐鲁番有七个公社和国营农场，它们依靠盆地的灌溉河道从一百哩高的天山开凿引下珍贵的水。据说自一九五○年以来，这盆地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
吐鲁番的建立远在二千年前，自从十三世纪一条地底河改道后，那里宫殿庙宇受风沙侵蚀，已成鬼域。现在，果树和葡萄树下，维吾尔族公社社员盘膝坐在华美的新疆地毡上饮茶，字字准确地诵读批判“四人帮”和赞扬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文件。（转载香港《新晚报》）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五日刊登撒普发自台北的专稿，题目是《台湾认为万斯讲话是一个沉重打击》，摘要如下：
当美国国务卿万斯就卡特政府的亚洲政策发表的讲话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台湾勃然大怒。那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征兆，台北的窗户在一场夏季大雷雨的可怕的隆隆声中抖动。下午的晴空阴云密布。
台湾人认为，万斯不仅保证外交上正式承认北京政府，而且更不吉利的是，他引人注意地避而不提美国同这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对于一千六百万泰然表示亲美的台湾居民说来，这件事尤其令人苦恼。
台北一家报纸说：“美国国务卿的讲话可以被说成是对这个国家的有意侮辱，万斯国务卿使自己同尼克松的权术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不是站在卡特的讲求道义和人权的立场上。”
国民党中国政府认为，万斯六月三十日的讲话的意思就是，卡特准备接受北京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三项条件：（一）撤销对台湾的承认；（二）撤走全部驻这里的美国军事人员（四千名顾问）；（三）废除美台共同安全条约。
人们忿懑地指出，万斯在讲话中赞扬了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经济奇迹”，而对台湾只字不提。这大大伤害了台湾人的情绪。
台湾目前同美国的贸易额大于法国同美国的贸易额。
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人想利用北京的反苏情绪来支撑美国的安全，但是归根结蒂，这是一种幻想。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中国既决心消灭苏联，也决心消灭美国。”
这里的政府肯定地强调的是，国民党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朋友和盟友。
行政院长蒋经国已对他的人民说，不管美国同北京的谈判结果如何，他的政府将继续亲美，同自由世界联合。
即便如此，也不能缓和这里对卡特先生关于人权言论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因为人们看到他正在准备抛弃台湾一千六百万在专制统治之下但是比较自由的居民，而偏向马克思主义的大陆。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四日刊登发自台北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卡特的亚洲政策使台湾的助手感到愤慨》，摘要如下：
严家淦总统上星期五晚上由美国大使陪同，同二千五百名热情的台湾人一起在孙中山纪念堂观看了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阿尔文·艾利舞蹈表演。
与此同时，就在几英里外，外交部大楼灯火通明，官员们正在那里忙于准备一份文件，愤怒回答美国国务卿万斯发表的亚洲政策声明。这份声明没有提到台湾，而却发誓要同中国改善关系。
这两个事件也许充分反映了上周末台北对卡特政府宣布的亚洲政策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在美国人面前，官员们保持冷静并小心翼翼地不露出他们的激烈的感情。
可是在私下，官员们用生动的语言表示他们的愤慨，他们认为国务卿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台湾是“故意无视台湾的存在，是蓄意侮辱”。
一位官员说：“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中漏掉我们，那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我们一直是忠实的朋友和老盟国；我们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怀。”
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指出，台湾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名列第二位的贸易伙伴。
他说：“我们不懂得美国为什么贬低我们的重要性。为什么对共产党中国那么着迷？为什么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那么害怕另一方？”
当地的报纸发表的形形色色的社论以及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决议都用尖刻的措词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央日报》指责美国混淆敌友，重视敌人甚至超过重视盟友。它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赢得美国友谊，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成为它的敌人。”
外交部一位官员说：“这是一种冒险和危险的想法。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表示他们将放弃使用武力。”
官员们还激烈反对美国提出的由中国人自己“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
这位外交部官员说：“所谓和平解决只不过是共产党企图把极权主义统治强加在我们在这里的人民的头上，我们决不能接受。”
【合众国际社香港七月六日电】苏联批评中国“热情接待”美国退休海军将军朱姆沃尔特，并称这位前海军作战部长是一个“帝国主义战争贩子”。
莫斯科电台上周末在播发的一篇评论中说：“朱姆沃尔特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军人。他以前是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不久前还是美国在南越的海军司令。”
莫斯科电台说，尽管他“声名狼藉”，但北京现领导仍然由于他坚持主张建设美国的强大防务力量这一立场而伸开双臂欢迎他。
“中国热情接待这个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不仅基于他过去的表现，而且还基于他目前的活动。朱姆沃尔特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力促增加美国的军费、加强北约和加紧军备竞赛。他一再攻击欧安会，还攻击紧张局势的缓和。
“朱姆沃尔特所以受到北京领导人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好战。俗话说：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的人也聚集到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