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9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三十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卡特政权上台一百天》,摘要如下:
    到四月二十九日,美国总统卡特就职已经一百天了。
    卡特政权上台的一百天真使人感到是罗斯福以来未曾有过的疾风怒涛的一百天。宣布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其中有震动世界的人权外交,划时代的裁军方案,还有迫使美国人民改变生活态度的能源政策。另外还提出了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建议,以及改革总统选举制度的意见,并作出了特赦越南战争中逃避兵役者等重要决定。
    在选举战中,人们对卡特的为人和思想都没有了解清楚,因此他就职以后的做法曾经是一个谜。总的来说,从他的就职演说等等来看,很多人曾预料他的做法一开始将是保守的低姿态的。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革命的总统这一无容置疑的事实。
    当然也有不同的评价。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难以作出评价。其原因之一是他的政策总带有两面性,有时也有矛盾。
    从人权外交来说,其根本动机也许是以基督教的信念为基础的一种使命感。不过在现实政策上似乎太轻率太危险了。而在另一方面又表示了一种现实态度,那就是对于同美国的国防和经济权益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批评的势头减弱了。难以简单地作出是否赞成的判断。
    从裁军建议来看也是如此,谁都不否认美国是朝着完全废除核武器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究竟是作了多少实际的准备,并且向各国做了多少说服工作之后提出的方案,很值得怀疑。
    苏联方面反击说突然提出这样戏剧性的建议无法同意讨论。搞得不好,也许会象一种壮观的焰火一样迅即消失,不能认为没有这种危险。
    总之,在目前这个时期,卡特政权的前途还是谁都无法预料的。使人感到,卡特上台后的一百天和罗斯福上台后的一百天不同,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一切都只是华而不实地说说而已。
    不过,只有一点是要给予肯定的,那就是卡特先生在大胆地解决现代政治的根本性的课题。
    过去的政府往往是笼统地提出问题,答应妥善处理,蒙混过去,而新总统是正面地提出课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尽管方式方法有些粗枝大叶。
    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美国作为占压倒优势的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也结束了。现在是在很多制度方面要求朝着尊重人的方向进行转变的时代。可以认为,卡特总统的政策是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方面的要求。不要以外行人的无知和冷嘲热讽的眼光来看,而首先应该认识其客观的妥善性。
    卡特先生实际推行政治的方法也许有强制的、玩弄小聪明的、耍手腕的因素。在各方面碰到障碍,也许会出现曲折。


    【合众国际社伦敦五月六日电】由于胜利而狂欢的保守党人今天在地方政府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的全面胜利,取代了工党对全国市和郡议会的控制。人们对生活费用不断高涨和政府强加于人的工资限制普遍不满,这也帮了保守党的忙。
    保守党人在大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地区、伯明翰和西约克郡的一些工业城镇获得了权力。
    他们在英格兰的四十六个市和郡的议会中总共控制了三十七个,又赢得了一千多个地方议会席位。
    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意识到了她在下届全国议会选举中会成为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她说:“选举结果好极了。这个国家已向工党政府下了要它下台的通知。”
    卡拉汉首相的工党政府的交通大臣威廉·罗杰斯说:“显然,保守党人干得很不错。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人民要求举行普选。当到了要选择一个政府的时候,裁决会是不同的。”
    工党的环境保护大臣彼得·肖说:“人民对我们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不满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到了要选择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全国会作出这个裁决。”自由党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该党前不久同工党政府订立了一项条约,使工党得以继续至少执政到今年秋季。在伦敦,他们丧失了他们仅有的两个议席。他们在其他地方也遭到了同样惨痛的损失。


    原编者按: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国《亚特兰大》杂志曾邀请出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撰文,叙述他的事业经历及从政哲学。目前大多数人对卡特认识尚浅,但在当时看过那篇自述的人,必然对卡特在竞选总统时所宣扬的主题了然于胸。由于该文甚有价值,《亚特兰大》杂志特破例重刊
    【本刊讯】香港《今日世界》二月号刊登美国总统卡特早年任佐治亚州州长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甚么不做最好的?”》,摘载如下:
    我是个十足的乡下孩子。我们家在佐治亚州阿契里地方平原镇二哩半外。父亲常常叮嘱我尽力而为和不要被人欺负。
    当我进入安纳波里斯海军学院后,除学习和工作外,其他日常生活都为音乐所笼罩。
    青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军上将海门·里可法,他第一次接见我时的一次谈话,将我就学多年悉心培育的自满自足之感一扫而清。在该次历时一小时多的谈话中,他首先让我选择话题,接着就我所谈的问题滔滔发言,最后他问及我在海军学院的成绩,我满以为正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点,在我答复后,他向我问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吗?”
    我稍为迟疑之后终于颇为难堪地说我没有竭尽全力,他就说:“为什么不呢?”
    至今我尚没想出一个好的答案,也没有忘记那个当头棒喝的问题。
    我在海军服务一段时期后,返回家乡送父亲的终。这使我大生感触,觉得家乡才是我的一切,这里有我的祖先庐墓,有我工作过的田地,也有和我一起长大的人们,我该在这里落地生根。
    我即着手调查佐治亚州的教育制度,我决定竞选州参议员,并以改进公共教育为我的最大职志。
    在这次竞选中,我极力寻求一些增加个人吸引力的事物作为话题。
    这次竞选策略在数个小城市中收效不错,我坚信我的农村背景在政治上对我助力甚大,也使我相信州内城市和乡村居民两者所遭遇的问题和前景,没有基本的差别。
    人们往往不大了解这种事实,主要是他们为马虎了事和不确实的新闻报道所左右。报章上大部分所谓“本地新闻”,大都来自在法庭内外,加油站、咖啡室和理发室徘徊的一些闲人。
    同时,佐治亚州人也往往为人所低估。我们不仅被外界人士低估,也往往为本州一些政界领袖所忽视,他们借助一小群以民意代表和拉票者身份活动的有势人士,而对真实民情缺乏了解。
    我的长时期竞选活动,也使我得益不少。我对本州居民认识更深,更加了解他们的能力及天赋价值。
    一九六五年,我决定参加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竞选;但中途转而角逐州长席位,最后虽然失败,却从而使我对政界的认识大增,结交了许多愿意支持我的友人。
    在那次和最近这一次的州长竞选中,我习惯在每个星期日下午在市区中心会见来自州内各地的人士。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重新计划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失败的经验逼使我认真考虑胜利的成数以及须加克服的障碍,当时前景显得一片暗淡。
    那时我还负了债,未来对手又强劲,自己又有筋疲力尽之感。一九六六年的竞选不仅花了我很多钱,而且体重也自一百五十五磅剧减了二十二磅。可喜的是有一群来自州内各处初次参与政治竞选活动的人士,他们都愿再次协助我参加州长竞选。
    我一面继续经营平原镇上我的农场和生意,另一面又按照我们订下的一个四年竞选计划,到州内各地访问演说,预计会见七十万选民,和作一千八百多次涉及各种问题的演说。
    为进一步了解有关政府组织、财政、精神健康、环境保护、教育、预算、发展计划、交通、历史、监狱以及本州居民关心的其他许多问题的知识,我决定亲自撰写我的每一篇演讲稿子。有时对某些新的问题,我又须会见几位朋友和阅读三、四本书方能胸有成竹。这使我对有关政府的认识更深,但我之种种知识的基本来源,却是我在旅途中和数以千计佐治亚州人的交谈接触;他们往往开门见山,坦陈心中的想法。
    在任何的政治竞选中,当你面临强劲的政治对手时,一个竞选人就必须对选民的种种问题充分关注,并对他们的期望作出充分反应。同时对那些竞选诺言要说得到做得到。
    他们谈及的曾是狱中的亲友,或对政府官员的抱怨,或是不理想的住屋环境和公共交通。还有一个经常提及的问题,则是有关改善精神健康施政的需要。在每次和选民作此种印象深刻的接触后,我几乎都立即发表我对州政府当局处理有关问题的评论,表示我对选民们切身问题的关注。
    选举结束后有一天,在一个购物区中有一位选民来到我身旁说他投了我一票,我照例表示谢意后,他毫不隐瞒地边走边说:“我之投你一票是因为家中有个心智低能的孩子。”
    这比任何其他一句话都更使我念念不忘,提醒我对选民的直接责任,要在任内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有一点是我迟迟才明了的,那就是佐治亚州内掌握政治、经济和社会大权的人,往往并不亲身负起监督政府各部门服务效率,使其尽善尽美。
    身为佐治亚州州长,我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有关部门确实有效地执行这些工作,作为贯彻自由社会原则的榜样。
    我有一个与日俱增的感觉,就是佐治亚州人民都亟欲参政——期望亲身参与本州法律的制定过程。
    任何欲图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党,必须全心全意把它的党务、政见和候选人提名的控制权置于当地人民的手中。任何一级的政府亦然。
    我们的施行民主政制,自不然就促使我们有赖于把每个公民的希望和梦想、恐惧和偏见,以及智慧和无私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必须衷心承担的一个责任,同时必须知道如果一旦长期忽视此项责任,我们的政府形式,将因随之而生的沮丧和隔膜而告垮台。不久我就察觉到,很多时政府官员并未做到这一点;从此我对那些小商人、农民和工人,眼看他们的金钱被人用来增进个人政治地位或巩固一个无能官僚政府的地位,深表同情。我们唯一的障碍是故步自封,和我们拒绝面对现实,或拒绝参与解决当前难题或争执而自加于身的枷锁。
    当我们细心思考佐治亚州的前途时,也许每个人都应象里可法上将询问一个年青的潜水艇军官一样抚心自问:“为甚么不做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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