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9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说苏恼火的是,美除建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搁在一边外,还向苏提出一项后退计划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三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为《苏联指责美国不守信义》,摘要如下:
    本周苏美关系戏剧性地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认为,不能相信美国会遵守自己的总统许下的诺言,甚至不能相信它会遵守那些已载入签订了的协议的内容。
    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在同美国人进行私下交谈时,对卡特政府为了提出一种崭新的大大削减战略武器思想而实际上废除关于战略武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这样一项未经充分考虑的决定表示恼火。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星期四在他举行的不平常的和极为坦率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果新领导一上台……就把同其他国家关系中所取得的所有积极的东西都一笔勾销,那么实际上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还有什么稳定可言呢?”
    苏联人说,如果这只是美国在重要的双边问题上态度根本变化的头一个事例,他们的反应大概还不会如此强烈。然而他们说,就同俄国人有关的事情说,一个协定达成之后美国完全改变态度、废约和做重要修改的先例是大量的。
    决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我们认为,你不能真正指望美国政府履行其最高级领导的许诺。直截了当地说,你面临着美国是否可信任的严重问题。”
    苏联人说,一九七二年由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在他们举行首次最高级会晤期间所签订的美苏贸易协定的命运是迄今最令人失望的。这个协定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因为美国国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之后,将美国给予贸易优惠待遇与苏联允许犹太人更自由地移居国外联系起来,并对美国政府支持的贷款加以限制。
    克里姆林宫任一九七五年初就废弃这项协定一事说,美国国会的举动违反双方都庄严地签字的一个文件的内容和精神。
    葛罗米柯三月三十一日说,“美苏交换了肯定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有关正式文件。本来,一切都很清楚了,只要把工作做到签署协定就行了。开始时工作有所进展。可是突然出现了一堵墙,整个工作冻结了。看来有些人,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势力,不喜欢这一切……
    “出现了很大困难,这些困难近来还加大了。”
    卡特政府除了建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完全搁在一边以外,本周还向苏联人提出了一项后退计划:批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而将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式导弹留待以后谈判。苏联人说,这种想法就是肆无忌惮地取消早些时候达成的谅解。因此,克里姆林宫很恼火。
    另一位级别高的苏联人说,“使我们惊奇的是,卡特竟会派国务卿万斯带着新的要我们答应的强硬要求来到莫斯科,这些要求无视过去,同时,要使我们成为他象礼拜天传道师那样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期待出现妥协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本刊讯】土耳其《人民之声》周刊第九十九期(三月八日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人民的签名》,摘要如下:
    俄国船只在公海上,向正在捕鱼的我国机帆船开枪,并抢走我四艘渔艇和抓去一些我渔民;对此消息只有一两家报纸作了报道,而且这些报纸就这一事件的报道也只占了三五行。
    新沙皇及其卫星国保加利亚的修正主义者,在黑海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反对土耳其的骄横无理的事件。近来,保加利亚和俄国当局在公海侵犯我渔民的非法暴行,有增无减。
    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一向采用的一种政治压迫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却发生在土耳其和苏联之间准备签署的政治合作协定被推迟签订的时候。
    除此而外,土耳其已到了向莫斯科贪婪的高利贷主乞求贷款的地步。一个国家为了伸手要东西而于五至十天后将自己的外交部长派到莫斯科去;期待这样的国家会在新沙皇的蛮横无理的威胁之下把腰板挺直,是过分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把我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和我国电力枢纽控制在他们手中,并非是无故的。这一切给他们提供了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和自己横行霸道的“权利”。
    政府的立场离卫护我国对地中海的权利和保障我国渔民的安全如此之远,以至没有抗议苏联的暴行,反而竭力镇压渔民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帝国主义者怀有当土耳其老爷的野心问题上,人民的呼声也将是一致的。让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署协定吧,我们也要对此记下一笔,并搞了一个签名:土耳其人民,将表明他们是酷爱独立、富于革命性创造力的。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必将推翻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资本主义和地主,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屈服于新沙皇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美联社莫斯科四月六日电】莫斯科市民对出租汽车车费大幅度增加甚感愤怒,在苏联首都展开了记忆中第一次消费者大抵制行动,纷纷舍弃城市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司机过去在街上兜客时,只接纳那些用钱乞求的乘客;可是,他们现在要在出租汽车站大排长龙,等候乘客光顾。
    一位司机一直在车内看书打发时间,他带着怒气说:“我在这里一直等了一小时,竟无人上车;车费加价,无人想坐车了。”
    由国家经营的出租汽车垄断公司由四月一日起将车费提高。虽然西式通货膨胀被认为不可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但当局宣称,由于出租汽车服务改善,增加车费理所当然。
    现在坐出租汽车,行车一公里收费二十六美分,比以前刚好加价一倍。第一段路程的基本车费也告增加,由十三美分加至二十六美分。等候一小时的车费,由一点九八美元增加至二点六○美元。一位前出租汽车乘客说:“我常常乘出租汽车到市内一处地方探亲。现在我负担不起了,改坐地下火车。”
    莫斯科出租汽车早已以服务不均匀著称。加价前,司机除非获得额外车费,否则经常拒绝载客往远地,有些乘客等了几个钟头也可能坐不上车。(转载香港《大公报》)


    【路透社海牙四月五日电】司法部今天说,苏联保安警察(克格勃)的一位前头目已被拒绝在荷兰避难并被驱逐到西德。
    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三十一岁的阿历克谢·米亚赫科夫(他自去年六月以来就住在荷兰中部的埃德)昨天在阿纳姆附近边境检查站交给了西德警察。
    这位发言人说,米亚赫科夫是在一九七四年叛逃到西柏林的,写了《KGB内幕》一书(去年在英国出版)。他申请作为难民在荷兰避难。
    这位发言人说:“拒绝他的避难要求是因为西德已接受了他,而且他持有德国的难民护照。”
    这位发言人又说:“拒绝他避难要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荷兰没有工作,在这里没有收入。”
    他还说,苏联特务自缓和开始以来就加紧了反西方的颠覆活动,克格勃已奉命要从克里姆林宫的缓和政策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反戈一击他说,他的“人道信念”是与“苏联现制度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有所抵触的”,经过了长时间的内心斗争,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下了决心,“不仅要与这个政权决裂,而且还要参与反对这个政权的斗争”。
    他说,他背叛的是一个压迫着他自己的国家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毫无怜惜地剥削工人,其对外政策则充满危险性和侵略性。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KGB反问特务,不可能有条件搞地下反苏组织,因为危险性很大,人们也不会相信他。唯一可行的是与西方情报组织取得联络,用自己掌握的KGB秘密和经历,给予苏联政权以沉重打击。于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他就一直想方设法与西方联系。
    《KGB内幕》一书,共分十二章,书后附录了三个KGB内部的机密文件。
    米亚赫科夫把自己比作一只挣脱了狗索的看门狗,在第一章详细叙述了他利用到西柏林出勤的机会叛逃的经过。过程紧张刺激,从侧面反映了苏联与西方在西柏林的明争暗斗的激烈程度。
    米亚赫科夫在第三章引用苏共内部的机密文件,列举一连串事实,揭露雇用十一万人的KGB是“苏共政治局的间谍军队”,是苏共的打手,它统揽间谍、反间谍以及秘密政治警察的工作。苏共赋予KGB的权力,不仅及于苏联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伸展到东欧国家的人民中去。KGB秉承苏共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意旨,对很多重大的世界事务施加影响力,苏联外交政策是KGB间谍活动的决定因素。
    米亚赫科夫在第四章揭露KGB为了镇压国内的反苏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敌对分子,肆意践踏了苏联的宪法。他说,苏联实际上是一个警察国家,它通过KGB在人民中布下的恐惧网,加上以单薄的“民主国家”外衣作掩护,将人民与外间世界隔绝,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各阶级、阶层中制造矛盾这三道板斧,维系着现政权的延续。
    米亚赫科夫在随后的四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剖析了KGB招募特务的各种卑鄙手法,揭露KGB人员为了创造“反间”成绩,换取高官厚禄,不惜无中生有,把无辜人民打成“内部敌人”的各种毒辣手段。
    米亚赫科夫还用了三章篇幅,具体地对比了苏联“黑手党”——特权阶层与被压迫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和普通士兵的生活。对狼狈为奸的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生活有较细致的描述。
    米亚赫科夫为KGB卖命五、六年,拜官上尉,对KGB的活动知之甚详。从资料性这个角度来看,他在这本书所揭露的大量事实,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磨刀霍霍,KGB为了配合苏共的侵略扩张政策,正在世界范围内加紧它的罪恶活动。它千方百计地要在香港找寻立足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时此地,借用这本书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加深我们对KGB活动的方式和手段的认识,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今天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与革命导师列宁所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有本质的差异的;今天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KGB所捍卫的和所执行的,只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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