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号角》周刊三月二十八日一期刊登评论，题为《卡特的讲话反映超级大国的竞争尖锐化》，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三月十七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既反映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运动的恐惧心理，也反映了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正在加剧。
卡特的讲话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统治者的基本战略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表明它们正在作战术上的调整，以适应当前世界形势的需要。
在卡特讲话以前的那些日子里，苏联曾施加压力，制止美国对它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的法西斯镇压提出批评。
但是，这种压力显然比不上美国统治阶级各派对卡特施加的要他在“人权”问题上发表更加强硬的讲话的压力大。
卡特在讲话中说，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保证要“遵守和尊重人权”。他指出：“没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可以说，虐待它自己的公民纯粹是它自己的事情。”
卡特的讲话，一方面使联合国的代表们想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实用于对美国黑人和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
另外一方面也断然地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不干涉苏联“内政”的要求。他的讲话表明，尽管发表了许多有关“缓和”的言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正在尖锐化。
最近发表的数百篇的有关苏联监禁、虐待（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使用精神病院进行镇压活动的报道，已经使苏联的盔甲上露出一个卡特似乎一心想要把它扩大的裂口。这些报道既暴露了苏联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性质，也表明了据说是保障在美国和苏联的“人权”和政治自由的赫尔辛基协定的破产。
因此，卡特的讲话是又一个迹象，表明“缓和”的骗局是站不住脚的，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反对对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采取姑息态度的情绪正在增长。加紧扩军备战的活动但是，尽管在世界机构里仍在继续进行这种“减少武器”的会谈，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军备战活动却在继续加紧进行。卡特在联合国发表的所有关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生存”的言论都掩盖不住这些现实情况。
卡特关于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的讲话也反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对苏联采取的策略有些转变：
美国提出的关于“在南部非洲通过和平手段实行多数统治”的号召，是卡特对苏联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的情况所作的反应的一个方面。
苏联最近进行的一些活动已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加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政权，一方面试图解除解放运动的武装，把它们置于美国控制之下。对欧洲的关注卡特在讲话中支持举行预定要在今春举行的美国同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这反映了他对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关注。
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看出：卡特答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卡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代表参加在他在联合国讲话之后举行的总统招待会，卡特正在执行一种一方面表示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同时又保护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政策。这种政策既是对第三世界的运动作出的一种象征性的让步，也是要消除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的一种尝试。
总之，卡特在联合国的讲话除了透露美帝国主义可能改变其策略，却决不会改变其性质之外，没有透露多少东西。
正如卡特所说的，美国必须继续“保持高度竞争性”以便同社会帝国主义展开竞争。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迅速走向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尽管它们在谈论“和平”。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四月三——四日刊登文章，题为《苏修特务自爆内幕》、副题为《＜Ｋ·Ｇ·Ｂ叛逆者＞简介》，摘转如下：衡尾穷遍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午时分，正当一组以游览为名，以侦察美、英、法驻西柏林部队的军事设施为实的苏联ＫＧＢ人员紧张地找寻一个突然离队的特务的时候，西柏林警察局的电话铃响了。一个小时之后，两名便衣人员伴着一个手提公事包的神秘客进入警察局。
两个小时之后，一辆绿色的英国宪兵军车驶进警察局，带走了神秘客。ＫＧＢ人员的汽车衔尾穷追，一直追到英国宪兵部的门口。戒备状态晚上十一时，整个宪兵部周围进入戒备状态。宪兵总部大楼前停着一部汽车，五十米开外是一架已经开动了引擎的直升飞机。神秘客在两名警卫保护下步出大楼，跳上汽车。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神秘客迅速登机，直升飞机随即起飞。
十分钟后，直升飞机在一架飞机旁降落。再过五分钟，这架飞机已载着神秘客离开西柏林，掠过东德上空，直飞英国。
这个神秘客就是利用出勤西柏林的机会，带着一个装满秘密文件的公事包叛逃的苏联驻东德部队中的ＫＧＢ特务阿历克谢·米亚赫科夫上尉，也就是最近在英国出版的《ＫＧＢ内幕》一书的作者。大爆内幕米亚赫科夫在这本书里，引ＫＧＢ内部的机密文件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虽然经过自我粉饰而仍然血腥可闻的经历，大揭ＫＧＢ对内践踏宪法，镇压人民，对外为苏联扩张侵略政策打头阵的内幕。
根据米亚赫科夫的自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在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小村落出生的。他在十七岁那年念完中学，随后考进在梁赞市的伞兵军官学校。二十一岁在军校毕业，带着中尉的肩章在考纳斯的一个空降师服役。一年后，他主动离开军队，转入ＫＧＢ，在设于西伯利亚诺沃西比尔斯克市的ＫＧＢ学校受训。一九六九年二月，被派往东德的贝尔瑙，在苏联驻东德部队中的第六摩托步兵师的一个摩托兵团担任军中“反间”工作。一九七二年因“成绩”优异，获得上级赏识，升为上尉。痛苦过程根据米亚赫科夫的自我解释，他在学校时期，开始发现苏联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一年的低级士官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普通士兵的艰苦处境，“命令是至高无上的，肩章上有更多的星的人总是对的”，以当军官为荣的“年青时代的梦想”“荡然无存”，因而产生了离开军队的念头。他说，虽然当时自己对苏联是“世界上最公平和快乐的国家”的信念已经动摇，苏联社会制度的“虚伪性”和其它“反面东西”使他感到震惊，但还没有完全“丢掉幻想”。而且情报工作的神秘感吸引着他。参加ＫＧＢ就可以达到脱离军队的目的，因此作出了转当特务的决定。
米亚赫科夫解释说，他的“觉醒”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他在ＫＧＢ的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从那个时候起，亲眼看到了“令人齿冷的苏联社会制度真面目”。他说，作为ＫＧＢ的一员，属于苏联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加上少年得志，在物质生活上是再无所求的。但ＫＧＢ的“反间”任务，也包括“秘密警察”的工作，他的“官方责任”使他不得不亲自参与ＫＧＢ变无辜人民为“敌人”和“罪犯”，把敢于批评苏联领导的人送进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的一切罪恶活动。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必须维护非正义，对付捍卫正义的人。（上）
【本刊讯】法国《法兰西晚报》四月六日刊登题为《美国人的远距离诊断，勃列日涅夫病得厉害》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的医生们肯定勃列日涅夫（七十岁）得了病，而且病得很厉害。他的面色是从未有过的这样不好。这也是上周在莫斯科看到过勃列日涅夫的记者们的看法。
但是，这些医生自从勃列日涅夫四年前访问美国以后，从未再见过他。他们是根据照片、美国情报机构的材料和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们的意见作远距离诊断的专家。
他们的任务就是研究世界主要领导人的健康情况，特别是研究共产党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并根据远距离诊断制成健康状况的病历（除去事故），根据这些病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可以制订他们的计划。
这些附属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克里姆林宫健康问题专家，正在分析、听诊、探察报纸、电视、他们自己设在苏联领导人身边的间谍向他们提供的一切材料。他们看来，勃列日涅大象是浮肿、精力衰竭了，说话、听话、步行都有困难。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有一点看法，对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将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度也没有一点看法。无论如何，也许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了解这些，这就要进一步推迟由于国务卿万斯最近出访的失败而已经复杂了的进程。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的诊断，从患心脏病到患类似蓬皮杜长期患的那种病，各说不一。
他们“埋葬”苏共总书记，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一九七五年七月赫尔辛基会议时，他们曾指出，勃列日涅夫在开会时气喘得很厉害。那天晚上，当他在芬兰总统吉科宁的招待晚宴正在进行中离席时，他们又认为这一次行了……
【本刊讯】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四月二日刊登题为《北京决不是第一次》的反华文章，摘要如下：
西德的复仇主义者、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中的著名冷战分子和卫士都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捍卫人权”运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积极趋势是所有这些势力的眼中钉，他们想使世界重新回到“冷战”时期，以利于它们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压制本国的社会进步。
北京也表现出对“人权的关心”是很明显的，根据中国报刊对社会主义国家持续进行的攻击可以判断出这点。在这场运动中，它同西方的反共煽动者步调一致。
中国宣传急忙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敌人表示同情。
想到过去几年中我们从北京所听到的一切，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该国对智利军政府提供了道义和物质支持，多年来又从那里传出例如关于臭名昭著的，大量无辜的人成为其牺牲品的“文化革命”的消息，在这样的国家的报刊中出现对人权的关心至少是极为奇怪的。
北京的宣传站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反对谋求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谅解的敌人一边，就如同它多年来那样。
此外，北京同施特劳斯、伦斯之流结成一伙也并非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