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六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昨天说，他认为，卡特政府在同苏联进行有关战略武器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姿态是得到参院外委会的支持的。
在向委员会进行两小时汇报之后，记者问他，尽管在莫斯科会谈中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他是否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万斯回答说：
“是的，我认为我们是得到支持的。”
万斯向委员会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这次谈判在上周结束，苏联拒绝了美国有关武器的两项重要建议。
他将在今天向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同一个问题作证。
万斯说，卡特总统预言，在五月份在日内瓦恢复会谈时，苏联人将就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建设性的谈判。
万斯和卡特都说苏联同意在日内瓦恢复谈判一事表明，他们拒绝接受卡特最初提出的建议这一点并不是不可更改的。然而许多提出批评的人士认为，除非在接着进行的谈判中取得具体的进展，否则必需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已陷于僵局。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六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五日否认苏联上周在莫斯科拒绝美国限制武器建议是一个挫折。
万斯说，他一直认为，谈判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过程”，双方将在五月份再次会谈，以“继续进行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万斯说，他欢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四日晚上在莫斯科说的这番话：“和解是可能的。”
但是他不同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说法：美国的建议是片面的。万斯说这些建议是“公正的、公平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月十四日起连载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大月人一、小岛敦的文章，题目是《现代苏维埃气质》，摘要如下：黑市的功过对外国人来说，没有比莫斯科的物价更难弄明白的事情了。市民的月平均工资是一百五十卢布，却毫不可惜地抢购高价消费品，他们的物价感觉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一位日本贸易公司的职员坐出租汽车，司机硬要买他的磁带录音机，他就开玩笑地要了个高得出奇的价，但是司机立即刹了车，就要跑出来，好象是要找朋友借了钱来买。
一位日本妇女在市内的百货商店买东西，被售货员叫住。刚想问有什么事，谁知道是要买她手里那只买东西的手提包。在百货商店遇到人家买自己的东西是第一次，弄得她瞠目结舌。
工资每年增加。市民购买欲望提高了。黑市在某种意义上起了缓和市民不满情绪的作用。这一点不能忽视，但是让它过分猖獗也不好办。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钻东西不足的空子的“私人企业”一位家庭妇女在店里看见了想要的家具，赶快去买。
商店不管送货，所以另外到代运店去登记，并先付了运费三十卢布。这包括送到九楼家里的搬运费。
很快，工人把家具送来了。她道了谢，刚想关门，工人要求给小费，说“太太，不能给二十卢布吗”？这位家庭妇女因为要价太大，不禁吃了一惊。他们说，“用了四个人，一点也没有碰伤，给您送到家了！别那么小气呀！”讨价还价的结果，终于折价，付了十五卢布。她刚想这一下算完事了吧，他们却又说，“太太……”身边只剩下三卢布了，她又把最后一个卢布都掏出来，翻过钱包给他们看，他们才说：“嗯，欠我们一个卢布。那么，至少您要给我们写封感谢信呀。”意思是拿回代运店去，作为奖金考核的材料。
近来有很多人以修理房间等零星工作为副业，看到有搬家等事情，就赶紧去“帮忙”。“私人企业”以奇怪的方式畅行无阻。
搞副业增加临时收入，以享受“富裕的生活”。这种风潮很明显，也是莫斯科最近的特点。无执照私人出租汽车泛滥也是特点之一。白天就常常看到象是公家的黑色汽车在街头招揽“乘客”。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副业”。但是，一打听，原来很多人都利用各自的专业，努力搞副业。“特权阶级”科学家和英雄我出差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科学院格勒的时候，在同该市研究所交换留学的青年日本科学家陪同下，得到了在“科学家会馆”的餐厅吃饭的机会。在宽敞的地方，科学家们静静地谈话，进餐。那里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就称赞“在莫斯科也找不到这样好的餐厅”。谁知反应却出人意料，说是这里只有副博士以上学位的人或者和这种人有关系的人才能进来。普通市民就不用说了，就连这个市内二十多个研究所的人员，没有学位的研究员在原则上也都“禁止入内”。
不仅如此。在科学院格勒还有专为副博士以上的科学家开设的特别商店，卖普通商店里买不到的蔬菜和上等肉等等。在苏联事实上采用了更为厉害甚至冷酷无情的“学位差别”。
我陪从日本来的朋友去参观莫斯科的美术馆，当时，售票窗前排成长队。这时从边上插进一个男人，什么也不说就马上买了四、五张票，扬长而去。女售票员和排队的市民全都不讲一句话。
我向为此而感到意外的朋友解释说，“因为他有勋章呀！”得到了“苏联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人和一部分获得勋章的人，可以不排队，有“特权”。
总之，你怀着“社会主义是一切平等的社会”这个印象而住在莫斯科，你就会深深感到苏联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普通市民”之间存在着意外多的“特权”和“差别”。“工人的国家”也是大学毕业有利“口试答题的技巧”、“医科大学预备课”——在莫斯科街头的布告牌上，常常看到贴着这种带电话号码的家庭教师广告。如果说现在莫斯科隐藏着一种热潮，那就是家庭教师。大体上是以数学、物理、英语等课为主，其中也有干脆举出莫斯科大学等指定的校名，兜售“专门指导”的。
据说甚至有象日本的私人补习学校那样，租一间公寓房间，并设有电话值班等“职员”，所以其兴旺状况是惊人的。
家庭教师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指导升大学。但是在利用方法上却有苏联的特色。
从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来说，家庭教师恐怕是应该否定的吧。但是，上大学的热情高涨，就把这种理论抛到九霄云外了。尤其是莫斯科大学等，竞争率超过普通大学十倍，靠正常的学习是很难及格的。
为什么大家都要上大学呢？“从长远看，大学毕业的人在各方面都有利。”——“工人的国家”苏联竟也有人作这样的回答。
报纸上讽刺说，“知识就是资本，家庭教师是挣钱的买卖”，家庭教师在苏联社会中越来越吃得开了。变化着的家庭离婚的人日益增多。全国平均的离婚率是四对中有一对，有的地方还要高。在莫斯科，两对中有一对，有的地方竟是四对中有三对。城市化进展了，“社会舆论”也不在乎了，所以两性关系是完全自由奔放的。
离婚盛行的结果，没有父亲或母亲的孩子也成了大问题。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很可能加深心灵上的伤痕。最近报上登了一封十五岁的少年寄来的信，为因父亲酗酒而离婚的三十五岁的母亲寻找新的对象，这封信使读者深为感动。总之，当前的苏联家庭好象处于非常复杂的过渡时期。
说前美驻苏大使凯南认为，卡特新政府无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苏联打交道的一切教训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三日刊登赖斯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凯南评卡特的外交》，摘要如下：
正如古老的俄国谚语所说的，国务卿万斯“为剪羊毛而去莫斯科，自己却被剪光了回来”，但是，这或许不是个灾难，甚至反而可以使双方比较接近于现实。卡特想用他在总统预选中拿下衣阿华和宾夕法尼亚的方法来拿下莫斯科。他无视过去，对未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甚至革命的军备控制政策。
简言之，这是个好策略，但未必是好外交。卡特通过保护人权的做法使支持他的自由派放了心，而他通过提出关于冻结新武器和大大裁减旧武器的公开建议又使批评他的保守派放了心。现在他使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国会领袖都站在他一边，但是他却不仅与俄国人，而且也与他自己国内的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发生了一些麻烦。
大概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得如何与俄国人谈判，或者更同意卡特关于维护美国的原则和特性的重要性。
凯南同意卡特提出的目标和军备控制政策，但是认为总统在他与克里姆林宫的首次交道中的做法“太突然、太公开、太狭隘、甚至太失礼”。
他在与本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坦率地跟你说，我认为新政府在莫斯科会谈中能犯的错误差不多都犯了，因为它无视了我们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与苏联人打交道中所吸取的一切教训。”
凯南还谈了下面几点：
苏联领导人对华盛顿的新政府总是感到忐忑不安的。第一次同他们打交道本应在私下进行。“我们的建议本来不应在会谈开始之前向全世界广播。这样做不是一种好主意，按照莫斯科的思想方法，这样做是一种宣传而不是政策，甚至是不礼貌的……而且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处境很难堪。”
凯南先生说，第二，“我认为，战略武器会谈中涉及到的问题本来不应该单独讨论。我们本应谈及更广泛的事情……和更广泛的政治关系，因为这些都是一揽的问题。”
当然，这是外交界的传统看法。万斯国务卿动身回国时，在伦敦和巴黎的盟友都安慰他，而在这里的其他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家则私下——虽然不是公开的
——同意凯南的看法。
然而，白宫的看法却不一样。它装做对勃列日涅夫拒绝万斯的建议感到满不在乎，甚至轻松愉快。它对葛罗米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卡特政策的策略与内容的猛烈程度感到惊讶，觉得不得不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布热津斯基甚至在万斯回国之前就对葛罗米柯作出答。
但是，卡特有一点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甚至还没有为这里所理解，就更不用说莫斯科了。他没有遵循正常的外交程序办事。他把国内对于他的对外政策的支持放在其他一切之上。人们甚至不清楚他是否把美苏关系置于他同欧洲的关系以及同日本、中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之上。
这是一场赌博，但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卡特说，他将在对人权和裁军的建议问题上“保持强硬态度，他最终可能因此而倒霉，但是这是他的作法，而这显然已使莫斯科处于守势”。
卡特在处理这第一次对莫斯科的访问时可能是笨手笨脚的，而且他显然对他自己的权力和莫斯科的反对作了错误的估计，但是他至少加强了他在国内的政治权力，并且迫使俄国人和美国的盟国对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问题采取一种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