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西方对非洲问题的态度是少有的无力，说只有中国清醒地一眼看透了苏联帝国主义的目的。并说《论十大关系》表明毛泽东的预见能力何等伟大和制定这些原则的英明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三十日发表一篇由赫伯特·克论普撰写的社论，题为《第三种力量的道路》，摘要如下：
当欧洲共同体的各政府首脑怀着认真反省的心情来庆祝签订条约的纪念日时，苏联国家主席正在非洲访问，他愿意向所有打算让武器出来说话的人提供武器。在罗马的先生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到不安，他们觉得对这种“迦太基”战场连看都不值得看一眼。倒是一个遥远的大国中国表示了较明显的兴趣。中国副总理李先念给西方一位记者一种内行的开导。俄国人在南部非洲到底打算干什么？他们打算有那么一天要占领好望角。
就是这么回事，正在非洲大陆上准备的是一场最大规模的迦太基战争。（本刊注：迦太基是非洲北部古时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公元前七到四世纪发展成为西地中海的强国。后与罗马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战争失败后沦为罗马一行省。）但是罗马还在沉睡。在绝非没有成就的二十年之后，这些政府首脑们在罗马古城堡上举行的这次会议，给人的印象却是少有的无力，这是一次消费大亨们的集会，这是一次已经告退和正在告退的人的会议。而在另一方的中国人则康健而清醒，他们一眼就看透了苏联帝国主义的目的。李先念承认，他的国家的实力手段是有限的。北京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武库，也没有卡斯特罗这样的仆从。
黑非洲就象一个大秤的秤盘，在这个秤盘上各个世界大国正在比较份量。中国处于第三位，然而它的势力有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单纯从份量的排列顺序是看不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对其它两个世界大国有一种今天几乎不存在的含义上的独立：就是不受约束的、未被卷进去和不可能被卷进去的含义上的独立，因此有着行动的自由。按世界大国的指数图表来看，正如所说过的，中国今天是一个中等国家。它达不到一个世界大国的绝对要求，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挥自己的作用。它的重点是放在内线，决定性的是地理政策上的万有引力。
这种万有引力在军事上起到一种牵制力的作用，中国的不受约束使这种力量有了永久的现实性。如果没有中苏之间的冲突，现代史就将是另一种样子。这种冲突是权力之争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可以预料这种冲突的存在，是当今世界政治中很少几个应被认为是积极的稳定因素之一。事实上，中国的牵制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在八千公里漫长的中苏边界上牵制住了俄国大约四分之一的现有兵力。而北京感兴趣的是，欧美联盟把尽可能多的苏联兵力牵制在欧洲的前沿阵地上，以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阻止俄国人的谋求海洋霸权的行径。
在《论十大关系》——中国新领导把这当作是毛泽东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遗训——的讲话中，这位前共产党主席严肃地指出经济建设要比过于庞大的军事开支重要。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经济发展项目在今天被谴责为“四人帮”的那些人的极端“唯心主义”影响之下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篇被当作毛的遗嘱的讲话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讲的，也就是说比文化大革命要早得多，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过分作法使这个国家的整个组织和在复杂技术发展时期的政策的先后次序搞乱了。随着华国锋政权的巩固，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中国领导把毛的遗训看作是有约束力的行动指南。这篇讲话是在这位领袖逝世二十年以前作的，这不光象征性地提高了这篇讲话的重要性。这也是要表明，毛泽东的预见能力事实上是何等的伟大，以及政策的先后次序应当是怎么排列的。中国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必须根据自己的抉择，保持完全的主权，这一原则是至高无上的。这项原则通过十次提到苏联而得到了强调，在这十次提到苏联的时候，没有一次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同苏联的严重的、爆炸性的分歧从历史上看是几年之后才开始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毛在五六年所作的这篇遗训性的讲话也证明了毛的远见。但这不光是远见的问题，而且说明制定这些原则和指示的英明。
在政策的先后次序中的第二点就是优先发展农业的问题，保证今天已有八亿人口的基本吃饭问题被看作是发展任何现代工业的前提条件。这篇很有分寸的、几乎是求实的文献，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经济、经济组织和接受西方科技的必要性问题。所有一切都靠“自力更生”办法来创造的这一苦行僧式的指示，就退居到必要的国际分工之后了。紧接着在下一个问题中就再一次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官僚主义者”使国家的机构运转失灵。官僚主义仍是毛主义革命的对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仍是遗嘱，但它只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生存在一起才起作用。
具体实践——这就是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惯用语。
美白宫发言人说，双方集中讨论了促进中东谈判过程的各项办法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四日电】题：白宫四月四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鲍威尔，他谈了这些问题：
鲍威尔提到，四月四日的卡特—萨达特会谈开始时讨论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非洲问题。记者问鲍威尔，这是不是指苏联在非洲的影响，他回答说：“是的。”
四月四日集中讨论了促进中东谈判过程的各项办法，并且详细研究了一项解决办法的三个主要因素。鲍威尔说，他相信所有有关方面都同意这三个主要因素是什么，他列举如下：和平的性质、领土方面的考虑、巴勒斯坦问题。
他称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要求对有助于这个地区取得解决的各项过程提出看法”。
他说，并没有企图就巴勒斯坦人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什么样的代表权问题作出决定。
记者问他，所交换的意见是否有“分歧”，他指出，大家都认识到，美国政府“同埃及政府或以色列政府的意见并不都是一致的”。
记者问鲍威尔，双方表示“乐观”的基础是什么，他说：“当然有一些抱谨慎乐观情绪的理由，我国政府当然希望与冲突有关的各方也有这种看法，认为今年是时间合适的一年，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谋求……全面解决。”
说开发西伯利亚问题是日对苏外交的一张王牌，福田想亮一下这张王牌以取得日苏渔业谈判的主导权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四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亮了王牌？首相的发言》，摘要如下：
为了从政治上打开日苏渔业谈判碰到意外障碍的局面，园田官房长官在取得苏方的入境签证之后，即将携带福田首相的亲笔信飞赴莫斯科。福田首相三日首次谈及了他的这封亲笔信的内容，作了一次有含蓄的发言，说：“日苏两国在以开发西伯利亚为中心的经济问题上，具有相互合作的基础。由于日苏之间在渔业问题上对立，而使这些明朗的前景遭受创伤，怎么办？”在特使出发之前，日苏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情况下，首相说明了亲笔信的内容，尤其是把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又提出来，他的真意究竟何在呢？
“首相吐露了这样一种真意：即对日苏两国来说，开发西伯利亚都有益处。因此，要避免由于渔业谈判等而失去了双方的这种利益。”政府人士对于福田首相突然就西伯利亚问题发言的真意做了这样的说明。另外一位政府人士说，“今后的苏联经济，将取决于开发西伯利亚的成败。如果日本不干的话，尽管也有不利的地方，但是，苏联遭受的打击会更大”，认为首相强调渔业谈判和开发西伯利亚纠缠在一起，应以“互让精神”进行解决。
广大的西伯利亚，虽有自然宝藏之称，但是，由于苏方没有充分的技术和资金，许多资源一直在沉睡着。另一方面，资源小国的日本反而拥有资金和技术，且距西伯利亚很近，处于一种互为补充关系的地位。
日本迄今参加开发西伯利亚的项目有：开伐木材、开采南雅库特原料煤、开采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雅库特天然气等七个。通过输出入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出口信贷额已达十四亿七千万美元。
在从一九七六年开始的苏联第十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经济增长率的指标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一九七二年农业年成不好、一九七五年的农业歉收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是很大的。经济形势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真心，可以说是一方面在渔业谈判中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另方面却又希望日本进一步参加和协助开发西伯利亚。
也就是说，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对我国来说是对苏外交上的一张“王牌”。可以认为，福田首相的发言的真意是，充分根据苏联的这种实际情况，而想通过亮一下“王牌”，来取得难以进展的渔业谈判的主导权，以找到打开局面的线索。
外务省人士说，“园田特使不会就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带去具体方案。如果苏方提出来的话，估计会进行谈判”，认为仅仅是对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做一个积极的姿态，指出如果苏联提出无理的要求，国民的反苏感情沸腾起来，政府也就难以协助开发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