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四月二十五日译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丹藤的文章，题为《中国实现新跃进的步骤》，摘要如下：
为巩固中国经济现代化方针和华国锋体制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开幕了。
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在“五一”前召开，是华国锋主席在去年十二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预定日期。这个会议的召开，不仅为了实现经济方面的“新的跃进”，也是进一步巩固华国锋体制的政治基础的重要步骤。
华国锋政权在去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后，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并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计划和制定了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在学大寨会议召开及其前后期间，工业、财政等战线所属各部门和省市单位，也相继召开会议，以批判“四人帮”为基轴，制定沿着“新的跃进”的方针发展的体制。同时，在各个厂矿，提出了强调岗位责任制、努力生产、扩大积累等项目的合理性经济政策，并具体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运动。
工业学大庆会议继在大庆油田召开的会议后，会场将移到北京。这次会议将集过去一连串小型会议之大成，决定工业战线上的中期和长期规划；并制定为实现这些计划的体制。
学大庆会议对于提出继承毛泽东路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华体制来说，随着这项方针在全国的贯彻，也将是进一步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机会。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是在经济领域里，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取得辉煌成果的典型，因此，在大庆会议上，大概也将计划和制定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又不重蹈“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之覆辙的方针。
这将意味着要对一些具体的难以分清的问题作出解答，例如，一、既不导致过度的工资高低的不公平，又要提高劳动积极性；二、既不妨碍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确立经营管理制度；三、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吸收外国的优良技术经验，等等。
【美联社维也纳四月二十六日电】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今天同奥地利商业部长施塔巴赫等其他政府官员就发展中奥两国之间的贸易的办法进行了磋商。
奥地利人特别重视这次访问，希望它将促进同这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的贸易往来。
姚依林同国务秘书韦泽尔斯基讨论了增加奥地利国有化工业（特别是奥地利在林茨的钢铁工业）同中国的贸易的可能性，并着重讨论了奥地利出口成套工业设备问题。
据报道，中国人表示对得到奥地利的技术特别感兴趣。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影片的胡说胡闹》《粗制滥造脱离现实盲目生产终致滞销》，摘要如下：
台北《自立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王笃学题为《胡说胡闹胡整》的专栏文章，指出台湾电影所以不受欢迎，日走下坡，是由于“内容脱离现实”。关于文艺片，文章说，台湾当前的文艺片，“其中最大的毛病之一，可能是受了女作家琼瑶的‘公害’”；琼瑶每以诗词歌曲，作为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对白或旁白。“我敢打赌，现在的台湾男女青年谈恋爱，一时兴起唱起时代曲来，容或有之，但当场作诗填词，恐怕还不够‘料’！”
现在，台湾的爱情文艺片，总是出现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谈恋爱的模式，往往是千篇一律，好象是一条不能更改一字一句的公式。
在一次“电影座谈会”上，戏剧系的学生代表，讲出大专学生所以厌看台制影片的原因，说：古装片脱离不了打斗，文艺片不敢面对现实，而在拳头与爱情的表达上，都无法使人接受。
尤其文艺片，老是以大学的生活作为题材，而大学生则成天谈情说爱，家庭富有、郊游、跳舞，故事情节不是富家子爱上穷家女，就是富家女爱上穷学生，在台湾，哪有这种事实？这样的影片怎能叫观众接受？
台湾影片对话不通，更是贻笑大方，例如，“我被他笑死了！”“我决不失意！”之类的对话，真是不知所云。作者谑曰：“诸如此类不通的对白，可能是编剧家或大导演的伟大创造！”
谈到配音，文章作者用“更甭提了”表示台湾影片配音的拙劣，他说，这一年来，他时常留意某“金像奖”男主角的口腔运动，发觉它与音量大小不符。一匹骏马在原野奔驰，发出来的马蹄声，好象是在地板上跳踢跶舞。
至于音乐的配音更糟，忽而中乐，忽而西洋音乐，忽而“古典”，忽而“现代”，得个“乱”字。作者说，“这也难怪，我所认识的导演，就没有一个懂得音乐的；我不愿指名道姓，揭他们的底牌，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至于动作片，只是一些打斗、神奇鬼怪镜头的剪接。剧情云云，根本没有情节，只有公式：
第一道公式是进少林寺习武。练功的方法，总是挑水劈柴。
第二道公式是下山报仇，巧遇女侠，然后成双成对，出生入死，无论遇到什么险境，自有贵人搭救，化险为夷；无论遇到什么对手，最后必然是当者披靡；只打得七孔流血，一塌糊涂。
第三道公式，就是什么猴拳、虎拳、鹰拳，其实只是莒拳、泰拳，西洋拳……。
因此，工笃学说，看了今天台湾的打斗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打斗片中的男女主角是人？还是神？如果是人，总要比武才见高低；但男女主角却象神，可以呼风唤雨，排山倒海；在他们打起来时，又无不大吼大叫。成为人神合一，不成体统。
武打片的剧中人，穿的衣衫更是“奇装异服”，不知代表的是什么朝代？甚至不知是哪一个季节。
王笃学最后说，最近一年来，因为某种原因，常看台湾影片，但一年下来，看得头昏脑胀。
据说：蒋帮“中影公司”总经理梅长龄看了王笃学这篇《胡说胡闹胡整》的文章之后，也“深有同感”。认为台湾影片大都“粗制滥造”，和一般商品一样，盲目生产与倾销、竞销，终而致滞销。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影片公司都“把拍摄影片当作营利行为”，想依赖票房收入赚回本钱，甚至大发横财。但其结果，不少影片公司却是“血本无归，难以为继，终无法生存”。
上月，台湾“电影戏剧协会”举行一次“当前电影问题座谈会”，会中发言者不少人对台湾影片表示不满，认为“脱离现实”。据影评人黄宜威说，影片都避免接触现实，不仅不敢触及政治，甚至不敢触及社会问题。例如不敢把医生和医院的种种黑幕作深入描绘，因为这必然会引致“医师公会”的抗议和控告。
题材狭隘，缺乏创新，也是台湾影片的毛病。《自立晚报》社论指出，台湾影片就是“两头主义”，此即“枕头与拳头”，内容千篇一律，除了“性”，就是“打”，除了“打”，就是“性”。始终停滞在这个死胡同里，直至“走火入魔无以自拔”。蒋帮“政战学校”影剧系主任张永祥也承认，台湾的“古装片全属虚构，时装片不能面对现实，大多数的电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台湾片不受欢迎，于是片商争相放映外片，但外片进口要配额，所存外片不多，于是片商把老片子安上个新片名，尽量夸大、虚伪宣传，男主角冠以“金奖影帝”，女主角必是“×届影后”，欧洲片则滥冠以“荣获国际××影展×项大奖”。因此，台湾报纸把片商称为“骗”商。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外事记者杰伊·马修斯四月二十日从广州发回的一则报道，题为《中国从国外购货，重大合同在广交会趋于达成》，摘要如下：
外国商人说，中国已开始在今年春季的广州交易会上以大宗购进的方式来履行它作出的要使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诺言。
北京在去年十月清洗了共产党内的反贸易派之后，作出了一系列要重新展开对外贸易的暗示，因此至少有六千名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南方的这座城市，参加这届交易会的人数比参加去年秋季交易会的人数多百分之二十。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商人说，向中国出售农产品、化学产品、矿产品、或许还有开矿设备的重要合同已近于签字，虽然他们没有具体的数字。
中国人在这种主要是致力于推销中国货物的交易会初期就洽谈购货是异乎寻常的。但是中国的贸易人员看来由于华国锋主席的新政府决定要寻求所需的外国技术而受到了鼓励。《人民日报》昨天（四月十九日）的社论回顾了毛主席的主张：在中国需要获得新技术和设备时，要“洋为中用”。
关于中国购货的报道有助于减轻那些想大量购买中国农产品的商人所获得的坏消息使人感到的失望情绪。中国人告诉外国商人说，由于去年的政治动乱和异常的干旱，罐头食品、蔬菜、大豆都缺货。
一位来此为夏威夷游览市场购买草制品的美国人保罗斯彭格勒说，他发现草制品缺货，他说，“我今天洽购草编的篮子遇到了困难”。
美国商人说，他们别无办法，只好提高出价了。
美国商人在中国去年的两届交易会上所获甚少。中国官方的宣传机构现在说，张春桥曾争辫说，对外贸易削弱中国走向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张和那些据称与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在去年十月初被清洗了，因此，在去年秋季交易会的后期，商人们的生意有了好转。
美中两国在去年春季交易会上的成交贸易总额估计为三千五百万美元。即令仅仅为了同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预计中国人也会特别设法使美国人在今年捞到更多的生意的。
广交会副秘书长说，这届交易会一开始，各个谈判室就挤满了人，外国商人还在门外排队等候洽谈。两位美国商人说，他们看到有几个房间是标明专门洽谈中国进口事务的，这次是洽谈进口小机床。
出售金属，特别是出售锑和钨的美国商人说，他们预期在这届交易会上可以成交达一千万美元的生意。
给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货征收的高额关税仍然是个头痛的问题，比如对价格本身使昂贵的商品（如鸭绒茄克衣）征高达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然而，这些商人说，他们获准在中国货上贴上自己的标签，这是表明中国对贸易采取新的态度的一个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