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今年三月号刊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第一次友好访华团团长福武直的访华观感，标题是《旧中国和新中国》，摘要如下：
对我来说，这次访问是相隔三十三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不谈及关于历史文物的参观，而重点谈谈对人民公社和工厂的访问，此外附带地谈谈其他见闻中印象特别深的问题。农民和人民公社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曾经在苏州城外的农村进行过五次农村调查，然而最长的一次也只有两个半月。因此，对解放前的农村和农村社会，我是多少有所了解的。我想亲眼看看我所了解的农民和农村，现在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我的最大兴趣是访问人民公社。
我们在北京、西安、苏州共访问了三个人民公社：北京郊区的四季青、西安郊区的鱼化寨、苏州虎丘西边的长青。
四季青是以种菜为主——有一部分是用温室种菜，以种小麦、高粱、玉米为副的农村。鱼化寨是除种小麦外还种棉花的黄土平原上的农村。长青是种水稻和小麦的水乡，此外它还在温室中种茶。在这个地方取得了我所了解的苏州农村所不能想象的成就：水稻两季，小麦一季。但是每个公社的经济差距是相当大的。四季青公社的每户平均年收入超过七百五十元，是最高的；长青公社次之；条件差的鱼化寨公社只有四季青公社的三分之二。
尽管有这些差别，每个公社自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来，都在自己的条件下不断地作出了努力，发展了生产。四季青公社使用六百口电井灌溉，文化革命前种五十种蔬菜，而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三十种，由于使用温室种菜，冬天也可以保证向北京供应蔬菜。已制订了从去年开始的十年规划，计划进一步打好基础，继续建设暗渠，把一百零六个分散的村庄合并成了四十六个。
鱼化寨公社同样也在建设水渠，现在在修暗渠，同时正在平整占三分之一的低洼地，以消灭耕地的坑坑洼洼的现象。我们访问的时候，许多人正冒着寒风干活。他们的劳动完全是靠人力。挖深小河，筑起坝，修建贮水池，引来城市的污水，作为水肥。这种设备——虽然是小型的——和输水的水利站的四台马达，却是解放前这个地方的农民所梦想不到的。据说，小麦易受旱涝的影响，但是产量已达到解放前的八倍，公社成立前的二点四倍；棉花的产量达到解放前的三倍，公社成立时的二倍。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苏州也是一样，长青人民公社的水田多处低洼地带，过去是一年丰二年歉，但公社成立以来，已经改为三季，这儿的产量比解放前增加了二倍，比文化革命时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增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我过去看到的水牛抽水的情况已改为用水泵抽水。
由于平整土地，坟头都清理了，传统的土葬正在过渡为火葬。为了平整土地，平掉坟头也是当然的。不能不说，这是改造人的巨大工作的一个侧面。
虽然我不爱学习，但对人民公社的工厂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以为锻工还可能象个样。然而这种认识是非常不足的。即使铸造厂和锻造厂也远不是我对锻工想像的那样低的水平。工厂包括加工厂在内，四季青有六个厂，鱼化寨有九个厂，长青有十个厂。其中有的厂冠以公社的名，生产农业机械，卖给地方使用。而且各个公社都有小型化肥厂。尽管程度有所差别，然而都在积极地搞农业机械化。
农村的教育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小学，四季青有二十一所，鱼化寨有十四所，长青有十九所。在文化大革命后，也设立了中学。在我调查的过去的苏州城外的农村，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学龄儿童上小学或者上私塾。按性别来说，男孩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女孩子不满百分之十。在比我调查的那个村子的条件坏得多的长青公社，就学率已达百分之九十八。当我看到过去只有四五个儿童上私塾的长青公社附近建立了一所中小学时，我简直不相信三十年中竟有如此大的变化。在这个地方，去年又开办了业余农业大学。另外，在四季青小学看到孩子们用发音准确的英语致辞并演出短剧时，我惊呆了。看到这些情况，即便不再深入地询问人民公社的情况，我的脑子里也已明确地浮现出新中国农村的面貌。
医疗情况也超出了我的想象。队队有赤脚医生每个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在站上除有赤脚医生外还有正式医生，设有Ｘ光透视机，能够注射和进行简单的手术。这里也指导计划生育。不言而喻，公社医院有病床，设备也更齐全。设备不能算好，但从通过中西医结合进行使农民放心的治疗方面来说，是过去中国农村所根本不能设想的。而且，医疗费是由公社的公益金中拨出，一年缴一元钱，就可以免费得到医疗。老人的生活也有保障，无依无靠的人可以进人民公社的敬老院。他们可以在衣、食、住、医、葬五个方面得到保障，这是他们的权利。
这样一来，他们便没有必要求神拜佛来保佑了。现在再也不存在一有事就求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的旧中国的农民了。各个地方的农村的大大小小的寺庙，不是拆毁，就是改为生产队的办公室。当问上了年纪的老人时，他们说信神是迷信。苏州的寒山寺，对我来说是熟悉的。从寒山寺前的高村桥眺望过去搞过调查的地方，已看不到过去看惯了的法华禅寺和稍远处的大猛将堂。古刹寒山寺被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了下来，甚至比我过去访问时修缮的更漂亮了。村中的寺庙已经拆除。当时简陋的草房没有了，变成了瓦房。
住房同我记忆中的解放前的房子相比，好多了。在四季青我访问了一户农民，他家用二千元钱盖了三间砖瓦住房和一间厨房。
现在不再需要从农村去城镇买东西了。在公社中心地建有大的百货店。拿四季青公社来说，每二百户左右就有一个小店。这种商店，有的是国营的，有的是公社经营的，解放初期的那种供销合作社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地主、富农和高利贷商人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正在成为老一代人的时候的事。工厂和工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不是一举实现工业化，而是采取重点放在农村的建设经济的办法，因此在人民公社内开办了许多工厂。但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
我参观的工厂有石油联合企业和两个比较大的不同行业的工厂，以及一个小型的特种工艺品工厂。
石油联合企业——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厂址，是在房山县的一片不毛的山地，从选定的厂址可以看出是充分考虑到公害的。不到十年的时间，建设了一个十万人口的工业城。我们对这种工业能力不能不表示敬佩。
西北国营第一棉纺厂，位于西安西北的咸阳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后不久投产的一个比较老的厂子。这个厂子的一个小组组长吴桂贤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由此也可见该厂是个有名的工厂。百分之九十的工人住在工厂内的生活区。在这里我们观看了托儿所的孩子们演的短剧，欣赏了工人的业余活动之一文艺宣传队表演的歌舞，感到很满足。在这儿还演唱了日本歌。
西安仪表厂是班机决定停飞的那天晚上决定访问的。次日清晨，我们去访问时，厂内处处挂着“热烈欢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访华团”的横幅。这个厂在文化革命前只生产一百种仪表，而现在已生产五百种。这个厂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也是住在路南的三个住宅区。生活区内的小学的学生在工厂礼堂表演了歌舞和体操。孩子们还唱了《拉网小调》。最后由阪本唱《东方红》，表示答谢。因为这次是突然来访，所以看到横幅上写着的“热烈欢迎”，我们的印象就更深了。
对西安特种工艺品厂的访问时间很短。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为能够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国内外有别的方针重新制作用于出口的传统作品而高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工占的比例相当大。除工资稍高的上海工厂的情况有所不同外，在我们参观的地方城市的大工厂，夫妇一般都是双职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可以说，在农产品等物价稳定的中国，乍看起来偏低的工资也够维持生活了。
在中国一般都是双职工，因此托儿所是工厂的必不可少的设施，这是不必多说的。可以说，有使被称为“半边天”的女工放心地劳动的设施。
解放前不堪设想的男女平等，正在这个国家逐步变成现实。在仪表厂听取介绍时有两名妇女在场，一位是工会主任，另一位是工程师。
工厂的工人在退休后可领取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作为养老金，保证一辈子的生活。退休后如果还想劳动也可以继续劳动，只是工资（包括退休金在内）不能超过原来的工资。这么多的退休金在物价不涨的中国，可以舒服地度过余年。而且，退休后可以免费治病。现在，工人年轻，退休工人不多，但是我认为，将来支付百分之七十的退休金则会成为相当大的负担。这个暂且不谈，反正令人确实感到，中国一举超过了我们，成了社会保险最先进的国家。这使对日本社会保险多少有点关心的我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令人不能忘记的是，那怕在小小的特殊工艺品厂也设立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进行着思想和技术的学习。这种学校正在不断培养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技术的基干工人。看看这一点，也可以期待中国的工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中国还未消除工农之间的差距，今天城市和农村还存在着不平衡。我觉得这些是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需要继续革命，而我认为要解决这些是不容易的。
在农村，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下乡青年努力开展娱乐活动，并巡回放映电影。但是，在这方面，令人觉得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是很大的。然而应该肯定在农村的努力。相反，我们倒应该认为日本的城乡差距大得很。尽管如此，令人感到中国距离实现消灭城乡差别还是遥远的。结束语这次访问，是在参观历史博物馆后从参观前门外的大栅栏的地道开始的。火神庙已改为区文化馆，在那里已根本不存在偶像，由此可见改造人的一部分情况。这同打倒“四人帮”后说“可以唱想唱的歌”的人们的喜悦的笑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老人家里，已经没有过去看惯了的护符，灶房里已不供灶王爷，这对了解过去情况的我来说，是社会变革的一个证明。排除了“四人帮”的宣传压力，群众皆大欢喜。我痛切地感到除支持“‘四人帮”的人较多的部分地区外，华国锋体制正在稳定下来。
可以说，群众并不支持“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没有文化，不要资本主义的文化”的路线，而是希望实现“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群众是支持周恩来总理——他在晚年强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四个现代化——的路线的。因此，我认为“英明的华主席”会通过推行“敬爱的周总理”的路线进一步发展“伟大的毛主席”让人民确信会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我认为中国现在仍然需要毛主席的权威，当前重要的是借助毛主席的权威来确立华国锋主席的权威。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尺度衡量中国。应该认为，中国是按照中国的条件来进行宏伟的实验的。
尽管我不是中国崇拜者，但在访问中国后回头看日本时，不能不感到可怜。在访华之初，我曾说“想探讨回国后使学习的成果用于日本的问题”，但是，这种途径似乎不易找到。在日本，农村社会由于非常迅速地变化而解体了，这更使我感到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