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四月十七日以《新的红书》为题刊登该报记者兰契奇发自北京的一篇述评，摘要如下：
中国出版了一部新的红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华国锋为首的现政治局的所有委员都参加了毛选五卷编辑委员会。根据中国报刊透露，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围绕这一出版工作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该书收入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大跃进”时期毛写的短评、文章及讲话，甚至还有许多文件和党内指示，这肯定能使人们更加看清五十年代中国国内发展情况、党内斗争及中国在国际上开展的活动。（其中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文章，有毛给赴朝参战的志愿军的命令、毛关于原子武器的威力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百花齐放”时期毛给党员的指示）重要的文章当然有毛的著名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对中国现时方针都有指导意义。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迄今还很少为人所知的一个事实，即一九五一年就开始的、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年，中国党内就已开始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围绕发展农业问题展开的，由于当时刘少奇把毛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称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所以毛在一个党内文件中批评自己这位同事背着毛和党中央写批语，而且甚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还追究刘破坏党的纪律的责任。
人们认为，毛一些党内指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没有失去现实意义。据一切情况判断，关于西藏政策的指示、对大汉族主义的批评、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批评等指示都属这类。
该书发行量无疑说明目前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意图：即全国到处都需要有一本新的小红书。可以设想，整个发行量中也包括外文版。这样做的目的是，据目前此间认为，是努力向全世界用新的提法把毛说成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中国则说成是“世界革命根据地”。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二日发表社论，题目是《以“安定团结”为课题的华政权》，摘要如下：
华国锋主席被选出来做已故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经半年了。然而，正因为华国锋体制是在肃清“四人帮”事件的异常事态下建立的，所以可以认为，它虽然正在走向安定，到实现安定团结却还有许多课题应该解决。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揭批四人帮和治国也即实现安定团结，依然被当作最大目标，由此可以推测，肃清四人帮事件的政治解决还没有完结。
不仅如此，对教育制度的缺点的批评，对重视生产的政策、企业管理的加强、老干部或技术人员的重视、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文艺的自由化等等这些曾被四人帮斥之为错误的政策，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采用，成了新政权的政策。
华国锋政权当前的一个课题就是政治秩序的恢复。举例说，象“保定走向大治”、“徐州铁路分局怎样从乱到治”等最近新华社的报道所表明的那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发生过组织的对立、秩序的混乱是事实。《人民日报》十一日社论在强调要彻底批判四人帮之后，强调了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整顿党，改组加强各级领导机关。要实现国内的安定团结，确立党的秩序就是先决条件。
第二个课题是恢复经济。由于四人帮的分裂活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阻挠。
华国锋政权在去年年底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农业会议，预定在本月内召开“工业学大庆”的全国工业会议。
来自全国的领导人将参加全国工业会议。恐怕会就工业之外的重要政策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我们要注视这个会议的结果。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十六日报道：
加拿大安大略州农业协会第一副主席拉尔夫·巴里，十五日向本报记者谈广州市人民热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情况时说：“人们象是迎来节日似的庆祝，红旗、锣鼓、鞭炮到处可见可闻，……我们置身于欢乐的气氛中。”
十四日早上，他们往佛山访问一天，晚间返回广州市时，发觉市内一片热烈欢乐的气氛。巴里说：“到处都张灯结彩，红旗招展，很多建筑物的显眼处也拉起了长长的横额，情况十分活跃。”
返抵东方宾馆时，他们还见到陆续有人游行。巴里说：“我们还听到响亮的鞭炮声、锣鼓声，酒店内还播着电台广播。我们不懂中文，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国朋友口中，很快就了解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要出版发行了。难怪他们这么高兴。因为，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
十五日自宾馆乘车往火车站时，他们看到了另一个热烈的景象。
他们沿途见到了送书的车辆穿梭来往于大道上。巴里说：“我们见到一辆辆满载书籍的车辆，来来往往。车上，插上红旗、彩带；路人均投以快乐的眼光。看来，中国人极为重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
【本刊讯】乌兰巴托消息：蒙古国家广播电台四月十二日晨播送题为《对外政策依然如故》的评论说：
中国新领导上台已半年多了。在此期间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让我们来看看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充分回答的两条外电消息吧！
第一条是关于英国保守党头子撒切尔夫人访华的报道。撒切尔夫人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她反对缓和局势及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用所谓的“苏联威胁”恫吓西方舆论，经常呼吁增加北约的军事力量。正是这样一个人，受到了中国当局最隆重的接待。这一切理所当然地使人联想起了旧政权时期曾经友好地款待西德疯狂的战争狂人施特劳斯和美国好战的军事和工业集团的代表杰克逊参议员一事。
现在再来看第二条报道。中国当局已决定向扎伊尔政府提供所谓的“特别援助”，即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后者用来同扎伊尔南部沙巴省的起义人民作斗争。
根据这些事实就可以作出结论：北京的对外政策路线依然如故，仍然旨在反苏和反对社会主义事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十八日刊登一篇澳大利亚通讯，题目是《中国医疗事业的特点，澳大利亚医生访华观感》，摘要如下：
一批澳大利亚医生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八天之后，已返抵澳大利亚，这些医生是澳大利亚医生改革协会代表团成员。
这个代表团由二十三位来自澳大利亚大部分州的医生组成，代表的专业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医学的实习、管理、教育和研究。
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间，访问过广州、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和北京。
代表团发言人布卡·罗萨尔教授说：“我们在访问几个中国城市时，参观了数间医院，包括一间精神病医院、中医医院和其他医疗所，并且与很多中国医生进行了有用的交谈。
“此外，我们与中国医学会代表进行过诚挚的交谈。
“代表团参观工厂、公社和街道单位时，我们有机会与当地人讨论医学和其他问题。”
罗萨尔教授说：“必须小心比较中国社会和澳大利亚社会的不同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的文化背景与澳大利亚的迥然不同。
“但无论如何，我们对现代中国很多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盲实际已消除，所有中国儿童都可免费获得中学教育。”
与我们交谈过的所有人，显示出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中国各地不同工作单位人们所表现出的勤俭、朴素和节约的例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卫生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多成就，显著的成绩包括：
——强调预防疾病，结果控制了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
——建立一个统一的医疗服务网，务求做到八亿人口中每一个人都获得医药照护。
——中、西医学结合。
——使所有医疗人员建立一个共同目标，为人民所需服务，而不是利用本身的地位来争取个人名利。
罗萨尔教授详细地阐释道：“过去，中国一直受到一些严重传染病缠扰，例如天花、霍乱、瘟疫、肺痨、痢疾、血吸虫、伤寒和梅毒。我们获悉，近年来再没有血吸虫和性病发生，其他长期严重负担的疾病，已受到控制和灭绝。
“血吸虫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种常见的破坏人体肠肝的致命寄生病菌。数以百万计农民在明白这种病的起因之后，一齐动员来控制这个疾病。”
以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干旱或水灾造成谷物歉收的时候，便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现在，由于着重于农业、水利，加上具有一个公平的粮食分配制度、以及没有通货膨胀的稳定国内经济，饥饿的问题也已经克服。
中国的医疗组织，也给人极深印象。普通人民也投身于群众运动，控制流行病和促进全国人民健康，这样，使得医学治疗再不是神秘莫测的事。
医疗体系的另一层，是业余基本护理医生，在中国称为赤脚医生，在工厂有红工医生，在住宅区称为街道医生。这些基本护理医生，是由他们所属公社或工厂推举去学习基本医学训练的农民和工人。
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各医疗阶层的医生，定期离开他们的医院和诊所一段时期，以确保他们能把经验和技术传授到下层。另一个与澳大利亚卫生制度截然不同的特点是，不是要病人遵照医生的看病时间，而是医生亲自到工厂或农田，替工人或农民治病。中国医学会发表的数字显示，大约每一百人便有一名医疗工作者照顾。
中国坚持实行一个中、西医学结合的政策，这个政策在一些方面已出现成果。针灸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政策确保重要的中国传统医药获得完全应用，帮助解决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同时，又可以使人民更大参与他们本身的医护。
中国医务人员致力于改善人民健康水平的精神，同样使我们印象深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医学与农业和工业一样，为未来的阔步发展奠下了坚固的基础。澳大利亚通过更多的经常交流，学习了很多中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