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四月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经互会同发展中国家的军火交易》，副题为《苏联——最大的军火出口商》，摘要如下：
在战后的这段时间里，军火生意发展得特别快，现在已经是属于发展最快的贸易项目之一了。在军火生意大发展的过程中，各军火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不单单是在价格方面进行的，而更主要的则是直接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消失，而国家保护的做法则占主导地位。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军火中，由生产国政府部门提供的占百分之九十五，由私商提供的则只占百分之五，而这些私商又绝大部分有政府的营业许可执照。
从国际上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有一种极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是同它们的逐步建立新的军事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这种需求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段时间里平均每年增加几乎百分之十，这超过它们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单单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两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军火进口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达到四十亿美元的水平。一九七五年所购进的军火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这样军火进口额就几乎达到了五十亿美元的大关。在非定期或定期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军火的国家中，除了苏联和美国之外还有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加拿大、波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很明显，名列前茅的还是苏联和美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五年这段时间里，苏联总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百四十二亿美元的军火，比美国多提供了七亿三千万美元，或是多提供了百分之五点五的军火。
直到一九五五年，经互会国家所提供的军火还是很少的。一九六○年之后，苏联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军火供应国。
提供军火可以起到若干种作用。首先可以帮助买卖军火的双方建立并加强关系。其次，通过提供军火可以阻止在购买军火国家中出现那种为军火供应国所不希望的政治发展趋势。还可以有目的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某种政治集团。然而，东方集团国家输出军火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力图使它们过份庞大的军火生产能力充分开工。此外，最近，经互会国家通过提供军火来抵销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其必不可少的原料的情况越来越多。
还有，经互会国家同时向两个对立的双方提供军火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姆尼波尔公司卖给葡萄牙军用运输机，这些东西被用来打非洲的解放运动的战士。而这些非洲的解放运动战士们则同时也是用这家公司的轻武器装备起来的。库尔德人用老式的捷克和苏联的步枪来打用较新的捷克和俄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伊拉克军队。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一日电】白宫四月十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新闻秘书鲍威尔，他谈了以下问题：扣留苏联渔船这位新闻秘书在由于美国扣留一艘苏联渔船而进行的长时间问答中说：“我们不谋求同任何国家进行任何对抗”。他接着说，“我国的渔业和与渔业有关的人”必须“得到保护”。
他说：“美国已经显示出最高限度的克制态度。”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耐心的、有条理的和合情合理的。”
他解释说，总统希望确保苏联人对三月一日起开始生效的美国捕鱼条例“没有什么误解”。然后，在“早些时候发生三次侵犯事件”之后，鲍威尔说：“除了”国务院对苏联大使馆“直接表示关注”之外，“总统认为，鉴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他找不到其他合理的抉择”。
这位新闻秘书解释说，除了扣留苏联的拖网渔船“塔拉斯·谢甫琴柯号”，苏联货轮“安塔纳斯·斯涅库斯号”奉命在波士顿停泊。
在那里，该轮非法运载的货物将被没收。他说，这包括超过法定数量的河鲱鱼。他指出，没有下令扣押该轮。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一日电】国务院四月十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人是发言人霍丁·卡特，他谈了以下问题。苏联的拖网渔船卡特对提问的人说，扣留一艘苏联拖网渔船并把另一艘带进港口一事“并不被认为是美苏关系中的一次严重事件”。
他还说，然而，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把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召到国务院，以便“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他们注意”美国政府对苏联侵犯美国根据三月一日生效的法律建立的二百浬的捕鱼区的“次数和严重程度”的关切心情。
【路透社伦敦四月十日电】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一位前总理、他的夫人及也门的一名外交官今天在这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外边被一名刺客击毙。
也门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说，被击毙的这几个人是：前总理阿卜杜拉·哈吉里（六十岁）、他的夫人法蒂玛（四十岁）以及也门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外交使节。
警察说，他们是在他们的汽车里被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持枪的人打死的，这个人扭开车门，用手枪作近距离射击把他们打死的。
此间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说：“我认为这次杀害是政治性的。哈吉里先生的死是也门的一大损失。”
他是在北方政府在利比亚倡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也门共和国的计划上进行了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担任总理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当政府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时，数以千计的人被捕，有些人被作为颠覆分子处决了。
在他放弃了他的职务以后四个月，苏联训练的军队成立的一个七人委员会掌了权。
他死之前担任他的国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之职。
由此看来，阿马利里克的警告是对的：假如西方（尤指西欧）一不小心，那么可能有一天，英国和法国会重蹈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悲剧。三、“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一九六九年，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写了一本小册子：《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批评腐败的苏联政权。他不久被捕，被控违反苏联刑法的第一九○条法例——造谣中伤国家的罪名，被放逐到离莫斯科东面一千哩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改三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了。
阿马利里克生于一九三八年。一九六一年曾经因为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和官方的史实“解释”不合，被逐出莫斯科大学。后来他当过建筑工人、绘图师、邮差，最后拿起笔来，攻击苏联的官僚政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后来把这次劳改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
一九六六年，他被准提前回到莫斯科，但仍被秘密警察诸多为难。他后来忍无可忍，再提起笔来，写成了这本预测苏联政权会崩溃下来的书
——《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他曾经说出他写这本书的三点原因：一、他看到苏联政体日坏，有大祸将至的迹象。二、他要驳斥在西方流行的一个观念：以为苏联现在正在逐步走向自由化。刚刚相反，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苏联政权正走向更高压、更极权的境地。三、他认为既然不能在苏联的官方刊物发表抗议，便只有把文章送到外面来。
书的第一部分分析苏联内部几个阶级的不同意识，第二部分则着墨于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可能引起中苏大战的危机。
他把苏联社会阶层分成以下几类：一、出版地下刊物、搞“民主运动”的人；二、中产阶级；三、政府公务员；四、人民。阿马利里克认为，支持“民主运动”的苏联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克里姆林宫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分析得较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懂得享受、生活舒适而又高踞要职的“专家阶级”。对于腐化的苏联政府，这一批人也并不见得能起什么作用，因为长久以来，苏联政府就一直在“有计划地铲除具有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一般的中产阶级，都存有通常的那种怕事、畏强权、“自觉无能为力”的心理，成不了事。对于政府的公务员而言，阿马利里克更不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只是站在岗位上的机器人”而已，那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最怕惹上麻烦。在谈及广大群众时，他认为，没有人——包括那些在克里姆林宫内养尊处优的官僚们——知道群众想的是什么，但是他深信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日渐上升。
阿马利里克认为，今日的苏联正是危机重重，就象俄国本世纪初两次革命前社会中存在的危机一样：现代的苏联，是一个阶级分明，僵化了的社会，一个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政权，一个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存在着民族仇恨的国度，这些都是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开来。
阿马利里克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上，但是他明白苏联政府会想尽办法来压制他们。他认为，即使社会的改变不是来自内部，那么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的转化，也会使政局产生变动，最后终会令勃列日涅夫政权崩溃。在第二部分中分析苏联对外关系时，他预测中苏有一天会发生大战。
在分析中苏矛盾上，阿马利里克指出：无论在意识形态、外交、边界问题上，中苏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终会触发战争。他预测中苏大战会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间爆发。他进一步预言：大战一旦爆发，德国将重新统一，一直受莫斯科钳制的东欧诸国会脱离苏联的核心而独立，苏联境内饱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欺压的少数民族，会起而反对莫斯科。大乱的结果，终会使克里姆林宫倒塌下来。
阿马利里克这种对官僚政权的抗议，给他在一九七○年五月带来了三年西伯利亚的放逐。刑期本应在七三年结束，但是苏联当局却在七三年，把他的刑期重判延长三年。这一次流放得更远，放逐到离莫斯科以东六千哩、鄂霍次克海畔的马加丹去。最后苏联在去年七月十五日，把他赶出国。在他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他告诉西方记者说：“这一次的旅程，才不是非自愿的。”
这几个月来，阿马利里克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奔走演说，揭发苏联社会的重重黑幕。
自从《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发表至今，阿马利里克对于书中的论点，有了一点修改。不久前，阿马利里克在纽约发表演说，修改了苏联的政权会在一九八四年倒下来的说法。理由是：苏联的统治阶层，这几年来对付西方“缓和”和压制国内动乱的手法，变得更加圆滑。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过去数年来，中国在军事方面，发展得较为缓慢，并未发展到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地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