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月二十七日在《华体制下的中国见闻》总标题下，刊登日本《每日新闻》访华团成员辻康吾的一篇访华报告，题为《小型的联合企业》，摘要如下：
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比较，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但通过参观人民公社，了解它的实态，令人为之向往倒是事实。
从北京市中心向南行，约三十分钟，到达以种植蔬菜为主的丰台区南苑人民公社。大城布近郊的公社都无例外，该公社相当富足，而引人注目的是社营农械厂。除了制造锄头镰刀，修理拖拉机外，厂内还生产大量以拖拉机牵引的农用搬运年。产品不仅供给公社需要，在北京周围的大部分公社也极有市场。
工厂建筑简单，厂内是不经招考而来的新型工人，究竟称他们农民，还是工人，也难以分清。
据公社革委会主任介绍，钢材购自北京，产品销售后所获利润，归公社所有。在原则上不再向公社属下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收取上缴资金的现公社制中，这些收入，将用于公社建设必要的水利工程、购置大型拖拉机和作为收容八十二人的养老院经费等等。
即使是生产大队这一级，也有的大队进行大规模的温室培植黄瓜。在已经开花、结出指头般大黄瓜的温室里，大队干部微笑介绍说，再过二十天左右就可出货了，虽然栽培麻烦，拿到北京可以卖得好价。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人民公社，集体企业性能够发挥到这样的程度：在公社之中，对每个人的分工，虽然是基于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各种集体组织，则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独自进行经营。因此，由于环境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公社间也存在差异。不过，缩小差别并非当前急务。
农村另一项令人感动的事情，是村内设立了公共浴室。这也是中国农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切。
中国农村的变化及其方向，在上海郊区的马桥人民公社尤为显著。那里虽是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许多外国贵宾参观过的人民公社，据公社革委会主任介绍，“在这个地区，它属中上而已。”无论如何，这里拥有比南苑公社更大规模的工厂，出产大批变压器，也有木材厂。
不过，这个公社最闻名的还是造船厂。中国古语曰：“南船北马”，今天江南一带仍然水源丰富，船舶众多。这个公社为了节约木材，一九六○年起开始建造钢筋水泥船。一艘二十吨的水泥船，可以牵引五只拖船。现在，四日可产一艘水泥船。
说到他们所办的事情，这里的公社干部对本行农业不待说，轻工业、造船业、医疗中心、中小学校、浴室、养老院，甚至就象华国锋主席当年在湖南搞水利建设一样，连土木工程也熟悉。
不论南苑公社或者马桥公社，从这些访问过的公社实态看来，所谓农村人民公社，简直犹如跃进中的“小型卡特尔”。
这些丰硕成果，大概也是对“四人帮”“脱离实际，空头政治”的批判。
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别不谈，就亲自参加劳动，掌握所有具体业务，集中精神办理集体的事情等方面来说，人民公社干部的形象，使我联想起日本城镇小工厂的经营者。当然，同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不同，人民公社干部的积极性，是来自高度的政治觉悟。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五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为：《江田三郎决心脱党另组「新社会俱乐部」，社会党发生危机，政界重新组合将加速》，摘要如下：
社会党前副委员长江田三郎已经下定决心，要脱离社会党另组「新社会俱乐部」（暂称），在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时将提出十人以上的候选人，并亲自以新组织的领袖作为全国选区的候选人出马。预定将于八日召开的江田派（现代革新研究会）扩大干事会似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但估计正式宣布此事仍需要一段时间。江田打算组织的「新社会俱乐部」，同他所参与的「新日本思考会」正在研究组织的新政治团体是另一码事，据说其方针是以「革新再生」为目标，挖掘对现在的社会党感到不满意的支持革新的阶层。江田的这一举动，虽可称为于去年夏天高喊「保守再生」从自民党脱离出来的新自由俱乐部那种情况的「革新版」，但由于参院选举即将到来，事实上不仅使社会党面临分裂的危机，而且被认为是政界重新组合的开端。
江田所以决心脱离社会党，组织事实上的新党，直接的起因是，在二日举行的「思考会」运营委员会上，确定了要结成向参院选举推荐十人以上的候选人的新政治团体的方针，公明党的矢野书记长和民社党的佐佐木副委员长等人要求江田作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从全国区出马竞选。加上在二月份举行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遭到了来自急剧增大了发言权的社会主义协会派、三月会的「（江田）参加「思考会」是脱离了全野党共斗路线的党的方针」的猛烈谴责，曾经出现了逼迫他在究竟是脱离「思考会」还是脱离社会党上进行选择的一幕。
一般认为，对江田来说，由于他一方面遭到来自社会党内的怀疑，另一方面又遇到来自「思考会」的逼他下决断这样一种双方夹击的状态，他已认识到「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想使党再生已成为不可能」，从而断了这一念头，不惜以起死回生的政治生命作为事实上的最后的机会，决心走上脱党的道路。
【美联社东京二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巴里·施拉赫特）在一月初到三月中，每天都有大批学生和家长到东京唯一的一座供奉“文魁星”的寺庙来焚香祈祷。
汤岛寺的和尚福田在解释为什么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三千到一万五千人爬坡到庙里来祈祷时说：“现在是过‘高考鬼门关’的季节。”
“高考鬼门关”是日本人对严酷的大学入学考试竞争的说法。今年的“高考鬼门关”是一九六九年——那年战后大量出生的孩子中许多人读完了中学——以来最难通过的一年。
文部省说，全国最有名气的三十四所大学今春的入学机会是五点七名考生中取一人。
因此，考生和家长们纷纷涌往汤岛寺。他们买了护符和小木签，在木签上写上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希望考入的大学的名称，然后默默地祈祷祝愿他们考上。
专家们说，升学竞争之所以比以往激烈，是因为本来注意教育的日本人十年来更加注意教育了。
家长们知道，进入“合适的”大学实际上能够保证以后能在一家高级公司找到工作，因为这里的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很重视他们招募的大学毕业生的学历。
有些家长在自己的儿女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以后能通过“高考鬼门关”作准备了。为了解决这种需要，近五年来出现了十万余所私立补习学校。
十九岁的岩井在汤岛寺合掌低首祈祷。
后来，这位青年在同记者谈话时说，他祈求“文魁星”保祐他至少能考进他报考的学校之一。
日本不实行全国统考，而是由各所大学分别举行一整天的考试，从而加剧了过“高考鬼门关”的苦楚。岩井说：“我去年到这儿来祈祷过，但是我投考三所大学都没有考上。”岩井在每次考试之间都到汤岛寺祈祷。他今年考九所大学。
岩井说：“压力大得难以置信，我原来上学的中学里每年都有一、两名学生自杀。”
一九六○年，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打算升学的人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而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十分之四强。因此，“考试鬼门关”已经成为影响到数百万人的全国性问题。
电视里经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报刊也不时发表评论，政府机关则在考虑可能的解决办法。
搞政治的人利用人们对考试制度的普遍的担忧心理，提出这个问题以争取选票。
文部省最终希望至少把所有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合并起来，统一考试。但是批评者坚持说这种办法仍然缓和不了考生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
东京大学考试制度改革委员会主席曾半真半假地提议用抽签的办法，合格的学生谁中了签就录取谁。结果，学龄孩子的家长在报上对他狠批了一通。
在日本，做家长的对这件事不愿掉以轻心。在东京，许多人每个月要花六十余美元聘请家庭教师或者让孩子上补习学校。东京全市初级中学学生有一半以上的人进补习学校。
此外，在星期日和寒暑假还有为考试作准备的特别补习班。
有一位父亲——他显然属于孩子不进补习学校的那一小半人——在同记者谈话时抱怨说，他反对孩子在课余再上补习学校，但是孩子自己要求去，因为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去。
外务省发现，一些中年的职业外交官不愿到国外任职，因为他们的孩子即使在国外进日本人开办的学校，也难于同国内上过补习学校的学生竞争。
批评者说，日本那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较好培养以便沿着教育的阶梯逐级往上爬的家长做事已做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一些家长把只有三岁多的孩子送到特别预备学校去，以便孩子能够进入那些向名牌小学输送学生的名额特别多的幼儿园。
东京一家报纸报道，有些妇女愿意在一家私立产院生孩子，这特别是因为这家产院同一所名牌幼儿园关系密切。
进补习学校和请家庭教师这种额外开支很高，为了付这笔钱，普通收入的家庭不得不紧衣缩食。
日本大部分高等学校毕业生进的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费为大约五十美元，其中许多大学在考生录取后还规定他们交种种“捐款”。
私立牙科学校和医学院的学杂费最高。
一个十九岁的青年考上了日本中部一所牙科学校，可是，为了抗议学校要他缴纳三万三千美元的学杂费，用煤气自杀了。
他在遗书中说：“我的行动是对现行大学教育制度的抗议。”
经历过几次考试的岩井说，升学考试很难。他说：“但是，只要考进了日本的大学，实际上不必用功就能毕业。一旦我考进了大学，我就要用很多很多时间听硬壳虫乐队的唱片和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