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二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田所的消息，题目是《中国举行纪念集会，为解放台湾做准备》，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等北京的各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突出地报道了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集会的消息。使人感到有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叶剑英出席这次集会，不仅仅是把“三十周年”作为逢五、逢十的纪念日来纪念，而更主要的是为解放台湾着手做认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这一点反映了下述情况：一、由于打倒了“四人帮”，解放台湾的国内条件业已具备。二、与解放台湾问题相联系的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已经提到了政治日程上来，等等。
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在纪念集会上作了基调演说。他说，“粉碎‘四人帮’是对台湾的蒋经国反动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表示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的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遗愿。
毫无疑问，华国锋体制渡过了去年激烈动荡的一年，一面把“解放台湾”作为其基本政策之一提了出来，一面继续朝着建设和安定的方向前进，这就为解决台湾问题打开了新的局面。廖承志象往年一样，欢迎在海外的中国人访问祖国，并保证他们来往的安全。同“四人帮”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严厉控制的去年以前相比，恐怕更多的人愿意访问现在的中国，在那里，人们欢庆打倒“四人帮”，音乐和电影增加了多样化。
同时，另外一个现实是：新成立的卡特政权不得不搞美中关系正常化，而且台湾的蒋经国政权处境越来越陷于孤立。
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中国在密切注视着卡特政权的态度的同时，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加上了严格的条件，事先就排除了那种给将来留下祸根的解决方法，这是引人注目的。廖承志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神圣的义务，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允许外国人干涉”，同时宣告不能容忍“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台湾独立”等任何分裂企图。
在目前情况下，在台湾问题上把原则明确起来是重要的，美国最终不得不作出让步，这似乎就是中国的判断。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二日刊登该报记者冈田一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说：
中国二十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大会”，就当前的对台政策问题进行了新的呼吁。呼吁说，对于爱国人士既往不咎，立功者受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的特点同过去的对台政策相比，是既坦率又灵活，一般认为这是中国要依靠广泛的统一战线解放台湾。
中国一九七五年四月表明了台湾问题要通过同蒋介石等台湾当局者会谈解决的姿态，但是最近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开始在摸索新的道路。这是因为台湾的蒋经国表现出顽固的态度，中国才提出了更多地把爱国人士拉过来，以动摇和孤立极少数台湾领导人的作法。
廖讲话中说的“希望走爱国道路的人”，确实透露出要接受现在在台湾很活跃的部分实力人物的积极姿态。另外，据说四人帮过去对台湾有关人士，不分清红皂白一律敌视，可以肯定，这次的灵活政策微妙地反映出了他们下台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一月对洛克菲勒说，美中资产冻结问题同建交分别进行谈判，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但是美国却杳无音信，中国对美国不信任和失望的心情似乎逐渐增长了。
【本刊讯】美国《新闻日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社论，题为《在两个中国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刻正在迫近》，摘要如下：
还记得上海公报吗？根据这个公报，美国保证逐步减少并且最终撒出它在台湾的所有军队和军事设施。它是关于华盛顿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份草图，即使还不是一个蓝图的话。它是在五年前的本周末发表的。那么，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没有多少。台湾仍然有美国的军事人员，尽管没有过去那么多。美国仍然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而没有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它同国民党政权仍然有一项共同防务条约。
由于目前没有真正的压力，现在是准备与台湾脱离关系的良好时机。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吉米·卡特就要就职之前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它说，“对于美国霸占台湾”中国“历来主张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诉诸武力”。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能按日本人的方式同中国达成协议。
人人都说卡特总统是一个主张细致安排工作日程的人，在国家的日程中有一些问题——如需要考虑的巴拿马运河问题和中东问题——大概比中国问题还要急迫。但是在中国新统治者可能重新估计他们与苏联的不和的时刻，卡特应该衡量一下抓住主动而不是等待事态发展迫使自己摊牌的好处。
【本刊讯】法国《人民日报》二月二十六日以《阿兰·布克的一本书，〈毛逝世时的中国〉》为题发表文章说：
阿兰·布克在中国居留两年之后，写了这本书。在居留期间，他作为《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善于既作记者工作，注意日常生活情况、了解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了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同时又继续更深刻、更综合地思考中国社会的整个现实。
因此，阿兰·布克有了考虑关于人民中国的错误看法、传说和谣传的优良机会，而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就必然给不知情的人们留下了印象。他则尽力从事实出发，从他观察到的和经历的事实出发，往往非常令人信服地摧毁了这些东西。
因此，他通过具体的步骤来引导读者了解和区分中国现实的往往被蓄意混为一谈的两个方面：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这是绪言：“正在革命的第三世界的三分之一”）
第一部分：《内部斗争》，他把直接观察（对中国北部的采访）和其他因素以及一些全面的材料（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材料）结合起来，使人感觉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现实。
因此他能够相当详细地谈到了林彪事件的材料，而且提供了使人能了解林彪事件的理论赌注的材料。
遗憾的是，作者一笔带过了目前的斗争。对这一斗争仍限于一种不太令人信服的估计。
书的第二部分《在国际竞赛中》非常认真地和正面地回答了许多问题或对中国对外政策提出的指责。
因而，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中国内政、中国现实的良好入门，适应于回答法国大部分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的问题和适应他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