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三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警告：俄国不会在非洲干好事》的报道，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李先念先生在上周长时间地单独同本报主编丹尼斯
·汉米尔顿发表谈话时十分坦率地谈了许多国内外问题。他对俄国在非洲活动的警告恰好是在波德戈尔内主席非洲之行时提出来的。李先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
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谈话的时候，李先生提出了关于“苏联帝国主义”——特别是在非洲
——的警告。
虽然据说他很严肃，但是我发现他喜欢开玩笑，讲话时成语很多，时常笑。他欣然同意我援引他的话，他非常轻松，过了一会儿他全部解开了他的短上衣的钮扣。
李先生说，俄国现在主要是对西方感兴趣，但是十分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警惕，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俄国已大规模地增加了军备。中国人没有同任何人打仗的打算，但是它不能放松警惕。
“在目前，俄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如果俄国同中国打仗，他们将陷入困难，因为我国的领土是辽阔广大的。俄国人知道我们的打法。我们将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他们拖在中国。
“如果战争在俄国别的战线上爆发的话，东欧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难以预测的。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一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决不打第一枪。即使俄国占领了半个中国，我们也要继续打下去。俄国人一踏上中国的领土，他们就陷入泥沼之中。”
李先生说，中国继续修筑防空洞，但是没有必要象西方那样花那么多的钱。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人民自愿地去做。国家向他们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援助，“我们的西方朋友不了解，我们能够在不影响我们经济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建造防空洞。”
李先生承认，中国以前就俄国人的意图发出过警告：“我们的某些朋友对我们所说的关于俄国的话表示怀疑，但是由于俄国的手伸进了非洲，有一些朋友同意我们的看法了。”
中国没有大规模地向非洲提供武器。他们只向一些国家提供少量武器：“我们向安哥拉三派提供了少量武器，当时他们在同葡萄牙人作战。这是免费的。我们不做军火商。
“在非洲，整个来说，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并揭露俄国人阴险的动机和罪恶行径。
“俄国人派遣古巴人的决定向世界表明了俄国人要在南部非洲干什么。他们的意图是在将来某一天控制好望角。”
李先生没有掩饰他对下述一点的满意心理，即印度大选结果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失望，因为克里姆林宫支持甘地夫人。
他研究了卡特总统表示要将舰队撤出印度洋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卡特最后不会这样做。
他认为，就总统本人来说，他还要等一等才能作出判断。
然而，卡特的公开声明表明，美国人将本着上海公报的精神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当然，我们欢迎这样做。在许多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比如，日美关系第一，中日关系第二。关于欧洲，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希望，希望西欧人同美国平等地发展伙伴关系。对我们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台湾。”
李先生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不应干涉。台湾问题是通过和平手段还是通过暴力来解决以及何时解决，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他说：不打一仗，台湾的一帮反革命分子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放台湾。我认为，我们还不能指望这些人自动离开政治舞台。问题是何时是适宜的时机。
李先生欢迎卡特总统提出从南朝鲜撤军的建议：“我们仍然支持北朝鲜。日本新政府显然对卡特的建议感到担心，但是它不应该这样。它应该更为担心俄国人，因为他们企图搞日本。
“如果日本出于自卫，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武装起来，我们并不感到担忧。象日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是不行的。然而，如果日本超出了真正的需要，奉行军事侵略政策，那它就会触怒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人民。”
我们进而开始讨论中国自身的问题。李先生说，这是这个国家一段哀伤的时期。“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相继逝世，这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
李先生说，此外，中国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了六次地震。由于有四次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山区，那里的损失比较轻，但有两次是发生在大城市，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工业区。
另外，气候也不正常，全国各地旱情一直很严重。
他说：“除此而外，我们党内还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就是‘四人帮’的被揭露。”
当我说到，自从我来到中国后，我与之交谈过的任何中国人都无不提到“四人帮”时，他笑了起来。
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自去年始，而是更早些，在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之后，特别是自一九七四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就存在了。
“‘四人帮’结成反党集团。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的经济，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说他们不应当热衷于搞小集团。他斥责他们，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分裂党。毛主席的政策一贯是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
我问，当“四人帮”在一九七四年受到警告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李先念再三地说，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场。他自己就听到过好几次。
当我问到，早些时候李为什么要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瓜熟蒂落”时，李表示，曾给了一段时间，让阴谋发展和自我暴露。他说，“四人帮”曾保证要改弦易辙，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保留在政府中的职位。没过多久，人民群众和军队就开始识破他们要干什么了。
“我们应当感谢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不断告诫我们要提防他们。我们还应赞扬华主席去年采取的果断行动。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说过，这些问题一九七五年解决不了，就在一九七六年解决，一九七六年解决不了，就在一九七七年解决，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再进行一些调查。
“然而，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经患病了，一九七六年病情更加严重。中央不愿打扰他。后来，在他逝世之后，‘四人帮’就在全国各地闹事，好象中国现在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公开出来活动了。去年十月，华主席粉碎了他们。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因为他们意识到，‘四人帮’干的反党活动。对于理论和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总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要的是修正主义。”
李先生说，一些西方人对于把“四人帮”说成是“极右的”感到迷惑不解，有人曾把“四人帮”的做法说成是“极左”。
他说，他们纠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这样一些人，这怎么能叫左派呢？他说，他们还残酷迫害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保持党的传统、按照党章办事的青年共产党人。
在谈到有关江青已绝食而死的传闻时，李先生说：“他们吃得很好。在审查继续进行期间，他们是被分开的。”他还说：“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外国朋友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激进派和左派，而周总理是温和的务实派。李先生用力敲了一下他的椅子的扶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识周恩来总理已经多年了。要是他们说他是温和派，那他们也就是在指责毛主席是温和派了。他们两人领导了中国革命，他们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消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主。怎么能把他们说成是温和派？”
李先生钦佩地谈及华主席在毛逝世以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处理得很妥当，因此中国局势很好。
“有许多事要做。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许多工厂去年长时期停工。当时工厂有些人造武器互相打仗。街道上秩序混乱。我们不让外国人到杭州去。有些土地已经分回给各家各户。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横行无阻。现在一切恢复了正常。”
我问及在最高领导班子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空缺。答案是，我们必须给华主席时间。
华比较年轻，精力充沛，经验丰富，是能够处理四人帮被逮捕以后遗留的问题的。去年四月，邓小平被革职是因为他急躁并且“犯了错误”。李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好指挥员，他个人认为应当让他工作。“他作为一个党员怎么能不工作呢？”
李先生说，可以随时恢复工作，但他不肯具体说明他认为究竟什么职务是他合适的职务。
李先生说，他正在搞下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增加产量和品种；实现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以及更多地利用科学技术。
中国必须继续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但是中国没有不应向其他国家学习的理由。已加速作出关于签订购买外国成套设备、工艺流程和技术知识的合同的决定。将欢迎英国的帮助，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帮助。英国在工程方面有伟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