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中国人又着手解决问题了》，摘要如下：
现在很少谈及中国问题了。毫不奇怪，这个国家已经挽起袖子开始大治了。华国锋关于大治的号召使得所有其他口号变得逊色。
十二月份召开了学大寨会议，这个会议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议题，即农业问题作为开始并且成了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会议。继这次会议之后，先后召开了关于煤炭工业、铁路、轻工业、动力工业和军备工业的会议。这些会议变成了经济技术专业大会，很长时间以来已不再有过这类会议。这些会议的先后次序说明，中国感到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看来，中国现在也要在二十九个省市里进行改组。所有这些省市在今年要召开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就不再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
省级党委的改组正在进行。上海领导班子改组这一次又领了先。
北京的中央特别操心的事，在前几个月里曾是南北大铁道。保定、郑州、武汉和长沙这些地方在去年年底是武装动乱的焦点。四人帮夺取这些在交通上如此重要的枢纽证明，他们懂得夺权这一伎俩。他们用自己的亲信进行人事上的渗透，造成所谓的“革命的晚点”。只有通过军事干涉才能够消除无政府状态，并将铁路工人改组成“半军事化产业大军”，这支军队——在新任命的铁道部长和军宣队的领导下——现在正在努力恪守运输计划。
新闻方面也进行了大治。《红旗》杂志有了一名新主编。他就是王殊，直到一九七六年年底他一直担任中国驻波恩大使。《红旗》杂志发表的首批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要求，必须更加“关心群众生活”。二月份出版的一期《红旗》杂志说，必须立即“增加棉花、糖、卷烟、盐、自行车、缝纫机、钟表、锅、碗、瓢、盆、刀、剪、火柴和灯泡的生产……”在“四人帮”成员姚文元领导下的共产党理论刊物，从来就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
在普遍的大治中，周恩来的形象开始有了新的光辉，这并非偶然。在此期间他成了人们狂热崇敬的对象。
正是这位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后执行了这样一项政策，这一政策在坚持强硬的反莫斯科方针的情况下使中国同美国，首先是同欧洲的接近成为可能。北京新领导愈是能够成功地在国内实行大治，周的对外政策上的这一遗产就愈是能够深深地扎下根。
【合众国际社伯明翰三月二十七日电】中国今天接连第三次获得直落五盘的胜利，以五比○胜英格兰队，使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斯韦思林杯男子团体项目的争夺趋于激烈。
中国的胜利使它在第一级甲组处于第一位，居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上。以约尼尔为主的匈牙利队在分别以五比一击败法国和英格兰之后，又以五比一胜了西德。
日本爆出了这次锦标赛迄今为止最大的冷门，在第一级乙组一场比赛中以五比四胜一九七五年亚军南斯拉夫，这场比赛打了四个多小时。
想恢复过去荣誉的日本人，靠河野满建了大功。
河野满打败了所有三名南斯拉夫对手，包括两年前在加尔各答获男子单打亚军的斯蒂潘契奇。但是赢得胜利的却是井上哲夫，他在决胜盘（第九盘）中胜了科萨诺维奇，这盘比赛打了很长时间，打满三局，有不少插曲和小动作。
首战罗马尼亚以五比○告捷的日本，面临了一九七三年冠军瑞典以及苏联的有力挑战。
在女子考比伦杯比赛中，今天没有出现意外情况，为一九七五年赢得的冠军进行卫冕战的中国，继昨天以三比○胜比利时后，今天又以同样成绩轻取保加利亚。
匈牙利以中国同样的成绩胜保加利亚和比利时之后，又以三比○胜瑞典。
【美联社伯明翰三月二十七日电】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第二天，对冠军们是艰苦的一天，匈牙利的约尼尔被击败，朴英顺星期六好不容易才取胜。
约尼尔是败在欧洲冠军、法国的塞克雷坦之手的。塞克雷坦看来竞技状态良好，在单打中很有希望。
塞克雷坦以十二比二十一输了第一局，以二十二比二十吃力地打赢了第二局，第三局塞克雷坦打得极其灵活，使世界冠军无法应付，以二十一比十四取胜。
可是就集体来说，匈牙利这一天是不错的，以五比一打败了法国，又以同样成绩打败了西德，这场比赛打得比比分所显示的还要激烈。
朴英顺同欧洲冠军、英格兰的哈默斯利对垒时差一点失利。哈默斯利以二十一比十二胜第一局领先，第二局曾以二十比十九差一分获胜。在第三局中，朴英顺对一个低远回球冒险地来了一下正手猛扣，取得成功，以二十一比九拿下第三局。
在斯韦思林杯比赛中，日本有希望东山再起而进入争夺头四名的前几个国家之列。
日本领队福士说：“日本队打得很好，我认为我们将打败瑞典，在这个组里赢得第一名。我还认为，我们的成绩是够好的，完全可拿到这届世界锦标赛的亚军，虽然中国也许是有点太强了，难以打败。”
日本女队在考比伦杯的一级乙组里三战三捷，看来也象是有资格争夺前四名。
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中国的男队和女队分别保持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
中国男队是唯一没有输过一盘的队，他们在一级甲组里以五比○赢得了他们的全部三场比赛。
中国女队也没有输过一盘。在她们组里与匈牙利同享这个荣誉。
瑞典在他们的一级乙组里是迄今唯一没有输过一盘的队。
形成对照的是，瑞典女队在四场比赛中，只有星期日对捷克斯洛伐克那场是赢的。她们以○比三败给了匈牙利，又以同样比分败给了中国。
【路透社伯明翰三月二十七日电】十年前在斯德哥尔摩拿下男女团体冠军的日本认为，他们在这里举行的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能再一次获得这样的成绩。
他们女子选手的竞技状态极为良好，到目前为止打四场赢四场。
日本男子选手的转折点是昨天出现的，他们在一场典型的激战中以五比四胜南斯拉夫。
中国仍然是日本期望夺取两项冠军的主要威胁。斯韦思林杯保持者的中国男子队迄今均以五比○三战三捷，中国女子队在争夺考比伦杯的比赛中一直都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但是南北朝鲜的女子队在第一级球队中继续引人注目。
苏巴友好协会在巴基斯坦各大城市几乎都有分会，会员主要是在中苏分裂后仍然忠于莫斯科的老共产党人。该协会的主要赞助人、诗人一知识分子（以前是记者）费兹，他由于他的革命作品很受人们尊敬。费兹是列宁和平奖获得者，通常至少每年去俄国一次，据悉他在俄国有大量归他使用的卢布，大概是他的著作的“版税”。
费兹是苏联大使馆和那些想访问俄国或者想把孩子送到苏联或东欧国家大学上学的巴基斯坦人之间的主要桥梁。巴基斯坦官方对这种旅行和上学是有限制的，克服这种限制的办法是旅行者先到阿富汗的喀布尔，然后由苏联旅行社照管以后的旅程。虽然教育部对所有在外国大学上学的学生都有记录，但是没有关于在共产党国家上学的学生总数的正式记录。然而，据悉目前约有一百名巴基斯坦人在卢蒙巴大学上学，在威望较高的莫斯科大学上学的人数不详。在保加利亚纳塞尔大学上学的有几十人。
这些学生不付学费和其它费用，每人每月有相当于一百美元的零花钱。他们学习四、五年后通常都回巴基斯坦担任肥缺。这种奖学金曾有助于使好些亲北京的共产党人转为忠于莫斯科的事业。
例如，多年来领导亲北京派共产党人的老强硬路线派阿斯拉姆，在他的两个儿子进了纳赛尔大学后就变为忠于俄国路线。
当局为时已晚地觉察到苏巴友好协会及其各个“友谊之家”的活动，于一九七六年初颁布了一项限制他们的法律。“友谊之家”必须向外交部登记，提交每年的开支账目供审查，办事处的牌子名称在宣布之前必须先经巴基斯坦正式批准。虽然这条法律据说是由于布托总理对开设拉合尔“友谊之家”感到恼火而颁布的，但尚未付诸实施，因为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有待制订。有许多俄国同情者，特别是费兹个人的朋友，迄今为止一直阻挠这项法律的实施。
苏共驻伊斯兰堡的另一代表是《真理报》记者马斯连尼科夫，他过去三年一直在巴基斯坦，是党报驻第三世界国家为数不多的记者之一。马斯连尼科夫在印度住过多年，在确保俄国人对印共的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是农业经济学家，在印度南部一所大学就一个科研项目进行了四年的研究。他自称他的性格比较接近于搞科研而不是当记者，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表现出广泛的兴趣。虽然他很少错过记者招待会，但是他在社交方面并不同当地的或外国的记者混在一起。《真理报》偶尔发表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果是赞美布托的，当地报纸就予以转载。马斯连尼科夫还同学术界保持联系。
苏联今天驻巴基斯坦的官员总共有三百八十多人，其中至少六十九人具有外交身份。大多数人或则是在伊斯兰堡的大使馆工作，或则是在卡拉奇的总领事馆或经济代表团工作。大多数人都能讲当地的乌尔都语。这些苏联官员中，在卡拉奇约有四十五名俄国情报部门特务，在伊斯兰堡有三十多名。
克格勃采用的对巴基斯坦官员策反的一个明显而有效的方法是在伊斯兰堡“租借”房子。例如，苏联大使馆最近租赁了宗教事务部一位小官员的一幢接近竣工的房子。这幢房子以三万美元分期付款的租金——超过房子的造价——提前两年租用。俄国大使馆的办事处也向当地的朋友充分供应免费的酒。俄国同情者的客人被慷慨地劝喝各种各样的酒，如威士忌、伏特加、香槟、白举地等等，还有大量的鱼子酱下酒。
因此，人们在亚洲各地都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重演。莫斯科把这种事说成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帮助驻在国抵御“中国威胁”，而且对中国的目标也确实用了一点精力（正如他们在日本也对美国的军事设施感兴趣一样）。但是克格勃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压倒一切的努力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亚洲各国的，莫斯科想影响这些国家或对这些国家进行策反，使之转为采取反华亲莫斯科的姿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