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五日报道：
六位加拿大音乐家自中国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的艺坛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一切都显得很有活力和生机。中国的文艺事业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肯定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他们是最近前往我国访问演出的加拿大铜管乐团（五重奏）。
在十四天的旅程中，他们先后访问过北京、武汉、长沙、韶山及广州，并进行了十四场铜管乐五重奏。他们演奏了部分欧洲古典乐曲、加拿大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和欧美作曲家的作品，还演奏了中国乐曲《翻身道情》、《游击队之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受到中国听众的热烈欢迎。
团长戴维·哈伯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高兴地说：“这是加中两国友好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沈阳杂技团年前访问了加拿大，掀起了巨大的热潮。我们这次是回访，是第一个访华的加拿大文艺团体。另一点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是在中国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文艺团体。我们受到极为友好和热情的接待，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谈及演奏中国乐曲，哈伯说：“我们的音乐家本来是不懂演秦中国乐曲的。到达北京以后，我们马上从中国朋友手里要了几个乐谱，紧张、兴奋地进行练习，结果赶得及演出。”
其他几位音乐家接着便谈起他们的观感。尤金·瓦茨总的印象是中国到处都“充满着文艺的气息”。他告诉记者：“听说在江青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下，很多文艺工作者受到压制，很多作品都出不来。现在，这种情况已在改变过来，人们象获得解放似的畅快。从中国音乐家的口中，我们了解到他们今后要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努力发展中国的文艺。事实上，他们正在热情地做着。”
查尔斯·戴伦贝奇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普及和群众水平之高感到惊奇。他说：“我们在少年宫、学校看到的演出，精彩得令人难以置信。举个例，广州第七中学两位年纪很小的笛子独奏者的演奏，真是出奇的好。一位小女孩的小提琴独奏，水平也相当高。这是没亲眼见到的人所不敢相信的。”
罗纳德·罗姆说：“中国对培养下一代是有办法的。我们在长沙参观的一间艺术学校，就分有芭蕾舞、民族舞、西洋乐、中国民族器乐等多个科目，他们所接受的严格训练是很实用和水平很高的。”
音乐家们还认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是为了大多数人，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她有着很强大的动力。”
他们于昨天自穗抵港，回国后要演奏从中国学来的乐曲。
【本刊讯】印尼《独立报》三月十四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亚当·马利克说：印度尼西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解冻是一种必然性》，摘要如下：
马利克外长三月十二日在雅加达回答问题时说，印度尼西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解冻，此刻是一种不能再讨价还价的必然性了。
外长说，“外交部已经为此作好准备，如果苏哈托老伯命令明天重开在北京的办事处，我们已经准备停当”，尽管他无法肯定驻那里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何时重开。
他指出，三月三日起开始举行的外交部工作会议，其实是对外交部在是否有必要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问题上所持的政治态度的检验。外长说，显然所有的与会者都没有对使关系解冻的必要性提出异议。这意味着与过去在东京召开的工作会议所商议的相一致，即当时决定要使印度尼西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解冻。
外长说不上解冻的具体时间，但是他指出这同国内问题有关。外长例举了存在华人双重国籍的问题或者说效忠的问题，还例举了雅加达市长萨迪金所下达的不再使用坐落在克罗多克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址的禁令，说这是妨碍关系解冻的技术原因。市长不同意中国在克罗多克区设大使馆，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华人密集的地方。
【本刊讯】印尼《独立报》三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题为《再谈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摘要如下：
马利克外长已向报界谈称，不论是印尼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正在为使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作准备。
的确，我国的一些驻外大使得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会晤和交谈，及至马利克外长本人也能在联合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会晤和交换意见。除开政治家之外，印尼的记者也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以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会晤。
虽然印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存在，或者说实际上中断了，而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被看成不存在的！
美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这个国家的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曾出访北京，并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而我们
——目前正在起劲地反对共产党——没有从印尼的国家的政治战略利益着眼，特别是从维护独立自主和积极的政策的各个方面考虑，吸取教训。同时，当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印尼除外）相继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我们只袖手旁观。
【美联社东京三月十八日电】中国今天正式赞许西方古典音乐，从而结束了对诸如贝多芬和舒伯特这样的作曲家发动的历时三年的战争，而且可能为将来西方管弦乐队和演员访问中国打开道路。
据说，那个运动是江青和党内的激进派搞的。
恢复西方作曲家的名誉大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的北京《人民日报》就加拿大铜管乐团的访问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赞扬古典音乐。
日本虽然托特罗夫最近在东京的活动表明他对中国的关注不如以前，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因他在波利卡罗夫计划的惨败中行动鲁莽而受到妨碍。托特罗夫对日本安全当局的活动和人员显得特别关注。他的妄自尊大和鲁莽行为使他在外交界的同僚和他的日本东道主当中都臭名昭著。
自从间谍大王佐尔格时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俄国刺探别国情报活动的基地，而美国驻扎军队就给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目标。在日本揭露的苏联情报活动的大部分是以美军为目标的：不久前塔斯社记者马切希涅因企图吸收一个美国军事人员而被驱逐出境，这是典型的例子。
在某种程度上，东京和新加坡都是克格勃对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一个基地。驻日本的许多俄国官员中包括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直到最近，人们才认为日本本身就是俄国间谍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据估计，他们派驻日本的一百八十多名官方人员中有四十多人日语讲得很好。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官员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担任各种掩护性职务——从大使馆参赞到领事馆工作人员乃至汽车司机——的情报官员达到六十多人。日本防卫当局和警方认为，在驻日本的苏联官员中有十五人——其中有些人在东京以外任职——特别重要。这十五个人在过去的整整二十五年内或者完全呆在日本，或者在莫斯科研究日本问题。所有这些情报官员的任务全都是对日本社会进行渗透和以有利于莫斯科的各种手段来影响日本。
日本警方人士知道，克格勃和苏军总参情报部都在操纵一些日本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帮助它们有些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些则是为了赚钱，或者纯粹是出于必要（这包括北海道的渔民，因为他们的船只常常冒着由于所谓在俄国领海捕鱼而被扣留的危险）。然而，日本人对自己打入俄国间谍网的活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是不愿谈的。警方人士指出，他们的反间谍活动是有限制的。因为日本没有对付在日本的间谍活动的法律。日本人还苦于没有真正的谍报机构。公安调查厅和内阁调查室基本上是分析情报的。日本之所以无动于衷是同宣布不搞战争的宪法的第九条有很大关系。如果出现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就会希望了解潜在敌人的实力和弱点了。
克格勃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热衷于利用日本自身的弱点和在日本容易搞到情报的机会。日本人除提供大量报刊材料外，也不善于保密，并且还夸耀要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之一。毫无疑问，苏联特务能合法地获得许多宝贵的情报，这是日本人进行有限的反间谍活动的另一个原因。
次大陆正是在次大陆（从缅甸到阿富汗），莫斯科在扩大影响，实现当年沙皇追求的向南推进到印度洋的同样目标方面，已经获得最大的成功。
苏联在缅甸的各种官员大大超过一百人，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说来，这个数目大得引人注目。其中，通常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是搞情报的特务，而这批人中，至少有十三人会讲缅语，其中大多数人过去在缅甸至少已任过一次职。虽然缅甸的经济状况使得发展贸易和提供援助这两件事对莫斯科来说已无吸引力了，但是缅甸的地理位置——同中国和泰国接壤——使其成为克格勃颠覆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克里姆林宫轻重缓急的安排也是很清楚的：虽然它的间谍中至少有十三人会讲缅语，但在俄国大使馆里只有两人——大使本人和另外一个人——懂点儿中国问题。缅甸从前在缅甸任过职的克格勃官员中有：达尼洛奇金（苏联电影公司的雇员）、沃林（大使馆一秘）和拉兹文。拉兹文是大使馆从前的参赞，他会讲缅语，至少两度在仰光任职。
在今天的仰光社会中拉兹文并没有被人牢牢记住，但是缅甸人有理由不把他忘掉。据说，在（马来西亚）槟城缴获并在后来送往仰光的一份中文文件说，拉兹文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克格勃特务，他披着外交官的外衣，搞反对缅甸人民的颠覆活动和一切其他可耻的活动。
这个文件说，一九六三年奈温政府和北京支持的缅甸共产党之间和谈的破裂是由于苏联的干预——莫斯科曾扬言中断给缅甸的“秘密”援助，如果仰光与缅共讲和的话。
目前在仰光活动的那些克格勃官员中，有一个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贾莱罗夫。以前他曾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在马来西亚任过职，在那期间，他扮成穆斯林企图打入和影响马来族穆斯林。显然，这种手法正在收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