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次锦标赛将有近六十个国家参加；大多数入场券已经卖光；这届锦标赛将要第一次实行药物检查
【路透社伯明翰三月十八日电】在下周于这里开始的、有来自将近六十个国家的数百名运动员挥板争夺荣誉的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球可能很小，但是其他一切将是大型的。
于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五日举行的、以争夺团体赛和单项比赛冠军为特征的本届锦标赛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单项体育比赛之一，这反映出这个项目的发展。
中国、北朝鲜、南朝鲜、日本、匈牙利、法国、瑞典和南斯拉夫是这次两年一度的锦标赛上的最强队，这次锦标赛将成为亚洲和欧洲最强队之间的一次有力的交锋。
在使球迷们振奋的比赛中，运动员们将走上设在这个城市的巨大的展览中心的室内战场。在大多数日子里比赛将同时在二十张球台上进行——另外有二十张球台用作练习，从早上九点到深夜。
举办这届锦标赛将花费大约五十万英镑，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英国政府、市理事会、几家商业赞助者以及向全世界进行电视广播的收费，这届锦标赛也是庆祝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成立五十周年。
一次将能容纳大约七千名观众观看比赛，预先出售入场券已经收入了十万英镑以上，大多数日子的入场券已经卖光了。
用当地大学的宿舍来安置大约一千三百名运动员和官员、工作人员的住宿。
尽管有事先已料到的非洲国家的缺席，但是参加国的最后数目仍将有大约六十个左右，这个数字超过了四年前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世界锦标赛上创造的五十二个国家的最高数字。
官员们认为在这里政治问题不会造成太多的麻烦，政治问题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上届锦标赛上造成了一场大喊大叫，并干扰了另外的几次体育比赛。
最初已报名参加这届锦标赛的几个非洲国家预计不会参加比赛，因为它们与新西兰在同南非的体育联系问题上的反种族隔离的争执在继续。
以色列是另一个可能造成政治麻烦的根源，这次在团体赛中被安排得避开阿拉伯的反对，人们认为以色列在团体赛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希望闯过前几轮。
这届锦标赛将要第一次实行药物检查。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开幕式之后，运动员将要进行团体赛的“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的争夺，“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分别是男、女团体赛争夺的最高目标。
团体赛决赛将在三月三十日进行。随后便是一天休战。而后运动员再次上阵，他们的眼睛都是注视着各个单项比赛的冠军奖杯。单项比赛的高潮是在四月五日。
那么，谁还会获胜呢？
当然是中国，这是从所有专家嘴里漏出来的话。一些人说，中国在加尔各答夺得了两项团体赛冠军，这次可能夺得全部奖牌。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他们的热情可与巴西的足球狂、澳大利亚的板球狂和比利时的赛车狂相比。
中国派出一支由二十一人组成的代表队，以不做出匆忙的预测而著称。但是当他们到达英国后，代表团发言人黄中说，“我们拥有一支很强的运动员队伍，他们乐于赢得这次比赛。我们有信心取得成功。”
匈牙利的约尼尔和北朝鲜的朴英顺是上届男、女单打冠军，他们是传统的第一号种子。
约尼尔自两年前获冠军以来一直是受外伤折磨，因而近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他能够保住皇冠。正在等候夺取冠军的无疑是中国人的挑战，以第二号种子、中国的郭跃华和一九七六年亚洲男子单打冠军梁戈亮为首。
如果说任男子比赛中有任何欧洲人能够挡住中国人的凶猛浪潮，他便是与梁戈亮并列为第三号种子的法国的赛克雷坦。
朴英顺在女子种子选手中的最强对手全部是中国人，一九七五年的亚军张立以及张德英和葛新爱。
【法新社东京三月十八日电】据今天这里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应中国的体育部邀请不久将访问北京。
消息说，这位六十一岁的爱尔兰贵族的中国之行是通过日本的国际奥委会执委清川正二安排的。
当本社记者通过电话问及这个消息时，清川正二只是简单地说，“我无可奉告。”
但是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说，清川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官员进行了接触的可能性很大。
在基拉宁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问题无疑将会提及。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以抗议台湾的被接纳。
但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它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重新入会的申请。
但是那个月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大会未能接受中国的申请，因为中国要求把台湾从这个国际体育组织中开除出去。
以日本为首的大多数国际奥委会的亚洲会员国强烈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但是它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
此间人士回顾说，基拉宁的中国之行最初是安排在今年一、二月份，但是因毛泽东主席逝世而导致的政治上的不稳定，访问取消了。
此间人士说，现在在新的主席华国锋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稳定了，这次访问将会兑现。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十三日报道：日本乒乓球协会十二日召开了评议会和理事会，就由日本举办（下届）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讨，结果由于以日本乒乓球协会能否保证经费来源为先决条件的意见很强烈，准备向定于二十六日起在英国的伯明翰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召开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联络协议会，作出从现状看由日本主办（下届邀请赛）有困难的答复。
得出的推论是，作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作为雅加达的一名共产党的代理人，伊斯梅尔一直在帮中国的忙。然而，人们越来越怀疑，伊斯梅尔可能主要是受莫斯科指挥的，对中国人很可能是搞些玩弄，而实际上是一个双重代理人。另一个可疑分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人，那人定期去雅加达活动，可能是同苏联进行联系的人。
可以肯定，伊斯梅尔的被捕显然使俄国人感到极为尴尬。在这之后，苏联大使马上就去莫斯科“度假”了。
苏联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在相比之下规模较小。大使馆只有四十多个官员，但其中只有四名官员是会讲中国话的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全部官员中，大约有十二人会讲马来西亚的几种语言中的一种语言。在吉隆坡的最高级的克格勃官员是苏联大使馆的两名参赞。这两人是巴萨耶夫——马来政治专家，此人长期在亚洲活动；科特尼赫——亚洲地区政治专家，此人在一九六三年因搞颠覆活动而被驱逐出刚果。
在去年九月一日伊斯梅尔公开招供之后，巴萨耶夫和科特尼赫也就立刻动身去“度假”了。这两个人突然离开的时机是引人注意的。巴萨耶夫是在被指名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四个人很可能被清除出政治机构这一情况变得明朗的时候马上离开的，科特尼赫是在泰国发生政变之后就动身的。在马来西亚的另一个苏联间谍是谢夫钦科——虽然这不过是说明一种明摆的事实，因为他是陆海空三军的武官，因此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名特务。伊戈尔的离开本刊过去已说过，俄国的外交手法非常笨拙，统治别人的欲望又非常露骨，非共产党世界完全可以听凭他们充分暴露，可以确信无疑地认为，俄国人总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最坏的敌人——就象是中国、埃及和南斯拉夫以及也许还是印度的最坏的敌人一样。
在马来西亚集中体现出俄国人的笨拙的是克格勃官员德米特里耶夫。此人从一九七一年起白天在马拉技术学院教俄文，夜间，人们常常发现他在佩塔林查亚的一家有名的夜总会酒巴间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和喝酒直到凌晨，通常是同两个酒伴在一家小吃店里度过黎明的。
经常同他一起的酒伴之一是同伊斯梅尔一起被捕的那个人——《每日新闻》助理编辑萨马尼
·穆罕默德·阿明。不知德米特里耶夫是否预见到那次逮捕，他在一九七六年早些时候返回莫斯科了——虽然同他相识的人认为，更为可能的是，他犯了某种使苏联大使馆和当地警方都感到为难的有失检点的错误。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于他在马拉学院的同事们说来，他的离开是突然的，是出乎意料的。
俄国人设法施加影响或拉拢腐蚀的对象——马来西亚工会会员、记者和政界人士——说，俄国特务们往往把咧着嘴笑和拍肩的举动同礼貌混同起来，而人们常常能察觉到在咧嘴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根本的轻蔑态度。然而，一些人——包括少数宗教界领袖——还是接受了以殷勤方式提供的“贿赂”和接受了访苏。绝大多数人是在愚弄俄国人。过去毫无办法去国外旅行的人搭上去莫斯科的飞机。
看来，俄国人不重视那些访客在回国后被详细询问（其中许多人在旅行结束之后长时间地受到监视）。然而，许多人还是寻找共产党世界的友好的“容易受骗的”大使馆，以再次得以免费旅行。
新加坡克格勃在新加坡面临着困难的任务。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对于俄国想要控制这个地区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虽然在亚洲其他地区，俄国人主要是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但是在新加坡，他们还尽量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由于不准许俄国人在香港立足，他们便寄希望于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人员交往，因为在新加坡，华侨的行动比其他访客所受的限制少。
苏联在新加坡约有五十名官员，其中将近半数被验明是情报部门的官员。然而，克格勃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也许能从如下事实作出推断：虽然至少有九个俄国人会讲中国话，但是其中只有大使和另外一个官员能称得上对大陆中国的问题有点专长。
看来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注意力虽然部分地集中在中国方面，而主要注意的是新加坡本身。
虽然在新加坡的许多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官员从表面看来没有多少活动，他们在那里受到严密的注视，但是他们必定把精力用在某些方面。
新加坡和苏联之间没多少正常的外交活动。因此，苏联的活动看来主要是在商业和银行业方面。
莫斯科人民银行使人怀疑俄国人企图靠给人贷款而不需要正常担保这个办法，使公司和实业界人士落入他们的圈套——这样就给俄国人以可用来进行讹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正密切注视着这家银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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