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阿根廷《民族报》一月三十一日转载《纽约时报》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预告古巴人民的又一个阴暗年头》，摘要如下：
卡斯特罗政府有一个给九百五十万古巴人的阴郁的一九七七年经济报告。它说，国家经历着一个危急阶段，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好转。
并不是古巴人真的需要正式通告他们这些坏消息。在古巴，宣传工具被严格控制，居民们在领导人感到非向他们解释不可之前就已经过着艰难的经济生活了。
例如，去年十月，对大部分食品和消费品的严格分配延长到至少今年全年，尽管官方事先暗示说，可能会逐步取消。
现在每个古巴人领到两张配给卡片，一张用来买食品、服装和鞋，另一张用来买工业品。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经济相对繁荣，古巴主要出口产品糖价很高，在这个时期，进口商品没有实行配给。但是，现在政府对居民说，进口已减少到最低限度。
咖啡配额减少到每周每人一磅，勉强够一个普通的古巴成年人喝四个小时。喝完香咖啡以后吸的雪茄也减少了，咖啡也不象古巴人喜欢的那么很甜，因为糖也是配给的。
据“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古共第一书记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说，严重干旱影响了国家的农业生产，除了这个“恶棍”，主要问题是糖价急剧下跌。与此同时，古巴从非共产党国家进口的主要商品却比任何时候都贵。
这位独裁者在解释这个岛国面临的困难时说，甚至拿占古巴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糖产量的“大部分”，都不够支付它的石油开支，这些石油全部来自苏联。
这样，卡斯特罗使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努力似乎至少要暂时停下来，据他自己供认，国家从来没有这样依赖贸易和苏联援助。
美国专家估计，莫斯科给古巴的援助已达到每天二十五万美元以上。哈瓦那欠了莫斯科五十亿美元的债，欠西方国家约十三亿美元长期债务，一九七六年贸易逆差七亿美元。
一位专家说，“卡斯特罗再次处于起点”。“今天他面临的可能是对他的有计划发展和日益增强经济独立的愿望的巨大打击。
“如果建设一个工厂，为了使它投产必须进口原料，而进口所需的硬通货又没有，那么建立这个工厂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
苏联买每磅糖时付给古巴三十美分，以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卖给古巴石油，每年八百五十万吨。一九七六年，这种严格的算帐规则给古巴省下了（按票面价值算）约九亿美元，也是莫斯科干表面上冠冕堂皇事情的一种办法。
而卡斯特罗则要求古巴人民更加努力生产。过去这种要求收效不大。一位美国专家说，“古巴人知道，当稀饭开始烧糊了的时候，俄国人总是要救它一把的，因为如果卡斯特罗由于经济危机而垮台，他们是受不了的”。
【合众国际社台北三月十九日电】政府新闻局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台北进行了一周私人访问以后，今天离开这里回国。
新闻局说，前往机场送行的有行政院长蒋经国和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其他官员。
据悉，李光耀在访问期间会晤了台湾一些官员。他是三月十二日到这里的，在此之前他曾在香港稍事逗留。
新加坡总理最近的这次访问是他对台湾的第四次访问。他上次对这里的访问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
【法新社台北三月十九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结束对台湾的为期一周的未宣布的访问后回国。
目击者说，李光耀总理是在今天中午离开这里的，今天傍晚回到新加坡。这是他一九七三年以来第四次秘密访问这个国民党中国控制的岛屿。
政府人士说，由于李光耀不愿公开这件事，因此，他们没有宣布李光耀到台湾一事。
李光耀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进行了三天私人访问后于三月十二日抵达这里的。当时报纸消息说他是到东京去。
李光耀去年曾访问过大陆中国，那次访问被称作是一次建立联系但不是建立关系的访问。新加坡既没有承认台北，也没有承认北京。
李光耀这次访问是在台北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据悉，李光耀会晤了国民党中国行政院长蒋经国和外交部长沈昌焕。
【本刊讯】堪培拉三月十六日消息：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三月十五日在众议院发表政策声明，摘要如下：
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被实际上是两极世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支配。这种局面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发达的民主国家
我们自始至终强调的是加强澳大利亚同主要的发达民主国家的关系。
我先谈日本。我们关心的事情是：第一，巩固我们的重要而大量的经济关系，承认两国彼此成为另一方的稳定和可靠的供应者和市场对双方
都是有利的。其次，成立必要的机构并创造必要的气氛来处理难免不时发生的紧张关系和分歧；第三，以较密切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来补充和支持经济关系。
我现在再谈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我们追求澳大利亚的利益，在我们同美国政策有分歧时发表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个联盟和我们两国总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政府已向卡特总统表示，我们同他一样都有迫切感，我们打算积极参加为寻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国际活动。
民主力量和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的中心是西欧。确实，我们同它有着大量的贸易关系——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我们的出口比其他国家多，除了日本以外，我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也比其他国家多。
在过去一年里，政府一直非常积极采取行动加强我们的关系。目前正在进二步研究的是我们想同北约组织建立比较有益的政治和军事的接触，这种接触既可能扩大北约组织向澳大利亚提供情报的范围和深度，又可能从政治角度扩大同澳大利亚的关系的基础。中国
总理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对中国的访问和访问期间举行的广泛的讨论证实了我们早先的估计，即在当前情况下和根据对现有各种力量的结构所作的现实的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同维持全世界和地区性的稳定是有关的。这对这个地区的最近的将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有这样的关注，并将尽我们的能力来维护这种稳定。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充分参加国际联系和磋商体系，保持这种稳定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们已向其他政府表达了这种观点。
我们正在研究建立澳大利亚中国基金组织的可能性。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其他接触之外，这将发挥特别有益的作用。
关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还有三点是必须谈一淡的。第一，尽管我们想改善关系，但决没有妨碍我们提出我们有不同意见的问题。
第二，我们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内部事务捉摸不定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认识到这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之后，我完全可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可能突然一下子中断。
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人把我们的对华政策说成基本上是同我们对第三国的政策一样，这种说法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将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并不“偏袒谁”，我们也不对任何人“联合施加压力”。关于同中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最终不得不说的话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这方面，第三国通常是指苏联。苏联
如果中国对澳大利亚是重要的，那主要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地区内很重要，而苏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全球性大国。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苏联。
我国同苏联的双边关系是健康的，我们希望使这种关系尽可能广泛和友好。
使我们关心的以及使我们感到不得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是苏联近年来扩军的程度和含意。那种扩军有打乱基本的战略均势之虞。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会使别的国家或则是不得不赶上苏联的努力（从而造成军备竞赛急剧螺旋形上升），或则是默认苏联的优势。不论是哪种情况，世界和平都将受到威胁。
过去十年里，苏联已经：一、填补了美国同它自己之间的战略核差距，二、大大缩小了美国同它自己之间的海军力量差距；三、迅速扩大常规地面部队的差距，使它领先。它实现了上述几点之后，在军费开支方面仍然超过美国，而且显得无意减少开支。地区政策
我现在谈谈我国的地区关系和地区政治。这些关系，加上我国同几个主要民主国家的关系，构成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
政府极其重视个别地和集体地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盟五个成员国的密切关系。就他们的两个基本政治优先考虑——即决心建立一个没有大国竞争和控制的地区，以及致力于在地区本身的各国之间发展协调和合作的关系——而言，我们同他们是完全意见一致的。
拥有五千万人口和东南亚最大军事力量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它采取什么方针对这个排斥、不理会或打算疏远这些政府的地区的前途关系重大。尤其是以越南而言，如果它的处境使它感到只能同其它共产党国家保持亲切关系的话，那将是危险的。我们过去一年中向美国提出过这种看法。
有迹象表明，越南不想处于这种境地。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要在这方面鼓励它。
我们努力保持我们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密切友好关系，抑制我们在帝汶问题上的分歧。破坏这种关系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的，也不利于东帝汶人民。
澳大利亚目前正同我国的地区伙伴新西兰密切合作，援助南太平洋的国家，提高他们人民的福利。印度洋对我们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它完全能够成为和平区，其前提根据是如果它先成为均势区的话。我们一再说过的想法是，这种均势可以在切实可行的最低程度上实现。我们赞成美国有一支其程度足以维持均势的力量，我们既不谋求也不要求更大程度的作战能力。
我们提请人们注意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并不是由于我们认为这是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威胁，而是由于我们认为这是全球战略形势中一个破坏稳定和起恶化作用的事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