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三日刊登题为《中国汉唐壁画在旧金山展出盛况》的美国航讯，摘要如下：
中国汉唐壁画自本年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十三日止，在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展出。开幕日，旧金山市长、省立大学校长及各界知名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中国驻美联络处文化参赞也应邀出席，盛况空前。
这个展览会体现中美人民友谊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赞赏。自从开始展览以来，每日平均有一千人前来参观，包括各阶层人士和学生、教师以及专门研究东方美术历史的专家。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美术史教授卡希尔，士丹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迪恩均在电视台发表中国汉唐壁画对于研究中国美术、历史和文学重要性的讲话。《奥克兰市论坛报》及《旧金山纪事报》均有专栏介绍中国汉唐壁画在旧金山展出和充实社会文化生活的意义。
笔者于展览快要满期前，走访中华文化中心主持人孙小玲博士，谈及关于此次展览的观感。她的谈话如下：
一九七五年夏天在旧金山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和现在的汉唐壁画展览都是中美文化交流项目之一。“中华文化中心”在各界热烈支持下，能使中国汉唐壁画在旧金山展出，我们感到很荣幸，同时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旧金山各界人士的协助，现在展出已有一个多月了，参观的人很踊跃，中国画在日本及欧美各国博物馆展出和保存的很多，但只限于宋朝以后的山水和花卉。
中国古代壁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它是古代画工和美术工作者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中国绘画史上和研究中国历史、了解汉唐以前人民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自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很辉煌惊人的成就，许多古代著名的壁画，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墓室壁画。此次在“中华文化中心”展出的汉唐壁画，共一百四十一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华北及西北各省、自治区发现的十三座墓室壁画的一部分。壁画的年代，从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晚期到公元八世纪唐代中叶。从这些壁画里可看出汉代地主阶级，政权机构的一些组织和制度，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唐代壁画充分暴露了封建贵族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汉代壁画，线条简练遒劲，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空间的运动感。从西汉到东汉晚期，可以看出写实能力的逐步提高和中国早期墓室壁画的发展。唐代壁画已能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不同人物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比前代更为写实的风格。
我们认为这次在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展出的中国汉唐壁画是一个内容丰富、艺术水平很高的展览，也是一次难得而极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本刊讯】旧金山《时代报》二月十六日刊登一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忆述当年在台北搞情报》的报道，转载如下：
华盛顿消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工作了三十年的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因，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一章叙述了他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在任台北情报站站长的工作情况。
据克莱因在其回忆录中说，台湾“一直是美国政府设法探求中共大陆情况的基地”，在台湾当局的配合和支持下，“以每一可能想象到的方法搜集情报”。克莱因说，他初任台北情报站站长时，就“承袭了一队小艇和飞机，用来支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中国大陆和空投，并搜集各种最精密的电子信号”。在紧邻着中国大陆的金门岛上“设有一个前哨站，用望远镜可以很清楚地观测中国大陆的情况”。
克莱因没有将情报的作业方式详细地加以描述，原因是“以免目前仍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及方式暴露出来”。然而，就他写出来的一些活动情况，人们也可推断出美国当年对中国大陆情报的搜集，使用了“每一种可能想象到的方法”。克莱因说，他们时常派遣台湾人员“跳伞进入中国大陆偏远的地区，或于夜晚乘橡皮艇渗透到沿海地区，躲藏在亲友家中，收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其中包括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深入中国大陆西北部”。但是，“这些敌后工作人员的生存率实在有限”。因此“我们逐渐改用其他情报方法：利用偶尔来往的旅客，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电子及影片收集站，坐在安装于台北高地中的电台里，收听来自新疆的工作人员发出的秘密无线电讯号”；但这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收到预先约好的密码，显示电台操作员被捕时，诚令人不胜惋惜”。
克莱因说，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们大部分是仰赖飞机以及截获的电子讯号来收集情报的。派人“以低空飞越中国大陆，记录下中共雷达的讯号以及想击落我们飞机的军事武器位置”，但执行这种任务，一直是“提心吊胆”的。
一九六○年以后，克莱因特地返回美国力争要用新式的Ｕ２飞机进行对中国的侦察。克莱因承认：“有段时期，我们有关中共精良武器的情报，大部是来自这些飞行员的所摄取的照片”，只是“好多飞行员在飞越大陆时捐躯”。
然而，克莱因承认：“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知之甚少——事实上，即使是现在，所知也有限。”
各国舆论认为，仅就克莱因透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能充分说明，美国一直将台湾作为一个情报基地，而且是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允许并提供各种配合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五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斋藤的电讯，标题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因中国进行核试验曾暗中奉命同当时的佐藤首相进行极其秘密的会谈》，摘要如下：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三日上午单独会见《读卖新闻》记者，透露了日美两国在秘密交换情报活动的基础上，维持“紧密合作关系”的事实。此外，还说：“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不久，我本人曾奉总统的命令飞往东京，就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展望等问题，直接向佐藤首相（当时）详细地、极为秘密地作了说明。”曾处于负责地位、而现在仍神通广大的当局人士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海外、包括日本在内收集情报的活动作具体的说明，这还是第一次。
克莱因博士自一九七四年以来，一直担任在国际上也颇为驰名的乔治城大学“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重要职务。在这之前，他在联邦政府工作了三十多年，其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有关部门度过的，他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权威人士。
在三日的会见中，克莱因博士谈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日本的工作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基本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美国中央情报周现在是否仍提供财政援助，不得而知。不过，即便是以前提供过资金，那也是为在日本国内进行（收集机密情报）活动而支付的公款，不是政治家个人能够侵吞的那种性质的资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会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
而且，克莱因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象日本那样富裕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多大必要提供资金援助，倒不如说，维持在收集机密情报活动方面进行‘某种’密切合作的体制。”透露了主要在下述两点上进行交流的事实，即：一、互相交换机密情报；二、交换关于威胁两国安全的各种活动的情报收集技术（比如：窃听等）。
作为日美在收集这种机密情报活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具体例子，克莱因博士公开了给日本以巨大冲击的中国第一次核试验（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当量二万吨）之后不久个人的经历。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说，在核试验不久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二月份，他奉总统之命，极其秘密地立即离开了华盛顿，在东京同佐藤首相两人进行了会谈，就中国核试验的意义、背景和展望等作了简要的说明。
会谈中，克莱因副局长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到的中国情报为证据，对忧虑会影响到远东军事平衡的佐藤首相主要作了如下的说明：“核试验成功的本身不会直接对东亚地区造成军事威胁，不必担心日本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努力消除日本政府首脑的“不安”。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七日刊登克雷默的报道，题为《台湾悄悄地购买大陆货》，转载如下：
在台湾，共产党大陆的货物是非法的。但是，长期以来，大陆的货物一直在悄悄地流入，有的是官方批准的，有的不是官方批准的。尽管台湾政府很早就宣布敌视大陆政权，但是，多年来，它秘密地签发了进口中国特产
——特别是用于制造传统医药和家用药物的动植物——的许可证。
这些有特许证的进口货物是通过香港运到台湾的。香港政府搜集的最新数字是：去年台湾进口这类货物相当于四千二百万美元，比一九七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七四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但是，这只是官方根据运货人申报的材料统计的数字。
台北的一些商店里公开除列着象金银珠宝、玉雕、牙雕和人们称之为景泰蓝的精制工艺品这样的商品。价格往往是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商品的香港的市价的四倍。
一位售货员说，价格高“是因为这些商品是大陆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贿赂海关，才能把货物弄到台湾来”。
也存在着个人走私的情况。最近有人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香港开设的一家百货商店里看到一对台湾夫妇购买了数百瓶人们特别喜欢的中国补药。售货员为了把每个瓶子里的补药倒进另外一个瓶子里而忙得不可开交。这样，这些补药拿回台湾时就看不到大陆的商标了。
台北国际机场上的海关检查人员的确检查商标。最近，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一位服务员无意识地带了一只中国造的皮箱入境，当海关检查人员拿出一把剪刀，一本正经地剪下商标、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时，那个服务员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