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三月号刊登一篇北欧通讯，题为《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摘要如下：
荷兰电影家伊文思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间，在中国拍摄的十二部纪录片《愚公移山》来到瑞典了！这一套十二集的影片，开头就引述了毛泽东文章里引用的寓言。瑞典电视一台，在本月十七日晚播映了第一集，长一小时四十分钟，名叫《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内容是介绍北京一间钢铁厂的一位女工人干部的生活。通过这个妇女和她的家庭和工作，较代表性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与情趣。正如电视播映该片前介绍说的，在这套影片里，看不到象在报章里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那种戏剧性的东西，但我们却可以看到报纸里看不到的：那就是说，看到中国人吃饭，看到中国人笑，看到中国人怎样思想，甚至看到中国人吵架。这是很有意义的。从个人的经验认识到，在西方，除了一小撮恶意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人，一般人是没有机会接触认识中国人的，加上过去几十年的反华宣传流毒，即使不明显地丑化，也往往把中国人神秘化起来；神秘就异乎寻常，异乎寻常就疏远了！
所以我觉得伊文思的《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很有意义（和他合作拍摄这部片子的还有法国女电影家罗丽丹）。尤其北欧人，能够看见普通的中国人，一家人济济一堂，有说有笑地围着做饺子，做完又高高兴兴地一齐吃，其乐融融，就自然觉得中国人也是“人”，而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远东生物”了。这些听起来都很琐碎，但在北欧银幕上出现，中国人就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并不那么异乎寻常，于是不再那么疏远，而较接近观众了；接近之后，才可以真的把中国人当人，而一些异乎寻常的关于中国人的有意无意的宣传，人们就再不入信了；这就为中外友好的桥梁奠了基。当然，中国人与瑞典人有不同之处。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
不同就可以交流，互取其长，就多姿多采，生活更丰富了。但异乎寻常或神秘就变得疏远，疏远就不好了。极度疏远就把人不当人看待；过去的帝国主义者（甚至今天还有），不就是到处剥削，做了亏心事，回家还要把“土人们”说得怎样奇异不可思议吗？小时候看电影，见人家把中国人扮演得阴阳怪气不伦不类的，就心里恼怒。。
为什么呢？慢慢开始懂些了：把剥削对象说成神秘异常的，听来就连所谓“恻隐之心”也不易生了，这就埋下了为自己做了坏事进行辩护的伏笔。
再说伊文思这部电影，手法纯朴而到家，一点不夸张地就使人有身历其境的感受。例如北京火车站、公园里、街头、院子、工厂等镜头都真实生动；邻居们一起奏乐有它的闲情与和睦，工人们一起弯钢条也有它的建设与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态度；再看到了生活天天向上的中国人并不忘记过去的苦难：贫农的孩子爱买新衣了，上一代就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是贫农的后代，更别忘记世界上许多还受着苦难的人们。譬如铁匠们过去怎样艰苦，在瑞典博物馆里也可见一斑；但在中国，就竟把一副过去要用人力当牛马来推动的落后的弯钢条机械，放在一间现代化的钢铁厂里，年轻的工人或来参观的客人就可以看工人们示范，认识过去的艰苦，不把现有的当作当然之事。
还有，在那位女工人干部的同事接受访问时，大家都说她是好干部，是铁姑娘，但又带着善意的微笑批评她，说她的弱点就是工作方法简单。那位女工人干部听人家说她，她也笑着接受意见，并表示以后回厂，得更多参加劳动。大家的态度都是那么的严谨真诚，而气氛又是那么的开朗活泼。
伊文思是三十年代到中国来拍摄抗日纪录片的，当时用的电影机还留给中国人民作纪念呢！现为北京革命博物馆展品之列。他现年七十八岁了，不但已成电影界巨人，有纪录片先锋之称，而且还在不断工作。《愚公移山》是通过他的友人周恩来总理安排，请他来中国自由采访摄制的，他不仅没有辜负此行，而且把本来只预备停留四个月拍摄一部长三个钟头的影片的计划，改为一住三年，拍出了这一套十二集的人民友谊的花朵。
昨晚看了《愚公移山》的第二集，只一刻钟长，但内容精简充实，看到的是象牙雕刻和“面粉公仔”，还有贝壳砌的孙悟空。其中一副牙雕，上面玲珑地显示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包括万里长城、金字塔、空中花园、比萨斜塔等，不但美观夺目，更是气魄雄伟，也含义着中国人民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也同时尊重别人的文化。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三月九日刊登一篇纽约航讯，题为《纽约侨胞纪念“二·二八”》《赵浩生谈中美关系》，摘要如下：
二月二十七日，纽约台胞和华侨举行了纪念“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大集会。
下午二时，由大会主席黄于燕宣布开会，余东周代表纪念会致词。他郑重宣告，台湾人民要当家作主，台湾人民要继续发扬“二·二八”精神，早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文娱节目于下午二时半开始，先后有节目：幻灯影片——《我们的家乡台湾》；歌仔戏——《台北街头》；表演唱——《台湾矿工之歌》。还有男女大合唱：《大路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最后一个节目是话剧《庆团圆》。
文娱节目之后，就是“台湾现况讨论会”。讲了“卡特的光荣任务——中美邦交正常化”。
赵浩生指出，《上海公报》签署至今，美国已经换了三位总统，都声明过要信守《上海公报》，但实际上，美国是打着《上海公报》的招牌拖时间。他们用了三种姿态拖延，一是赖，二是扯，三是霸。“赖”包括所谓“公报非条约”，“不提出异议并非承认”等。“扯”包括“不能和蒋帮断交的法律论和不能放弃台湾的道德观”。“霸”包括“反对武装解放台湾，断交不断贸易”等。
赵浩生最后指出，今天第三世界已不是美苏两霸为所欲为的天下，解决任何国际问题，没有代表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参加，是一样也行不通的
。
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潮流下，卡特政府应当认清，根据《上海公报》和中国建交的问题，是“拖不下去，扯不清楚，霸不了，也赖不掉的”。
在整个“二·二八”纪念会里，从头到尾都洋溢着一种活泼的气氛，一种严肃的气氛。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田所八日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总评访华团（同中国）就“霸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对苏联的评价有分歧》，摘要如下：
以枝议长为团长的总评访华团从三日到八日同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就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霸权问题为中心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结果，双方在下述三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一、反对美帝国主义；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三、促进日中友好和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对于霸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方面主张的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这一看法，总评方面没有同意。在确认双方坦率地谈出了各自的主张后，结束了这次交谈。
据枝议长等人八日晚上会见记者时表明，中方在谈到推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提出下述意见，并表示出不满。这些意见是，一、社会党的成田访华团于一九七五年同中方签署的联合声明没有被付诸实行；二、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后，日本政府（三木内阁及福田内阁）对于缔结把联合声明的条文原封不动地写进去的条约持消极态度。
对此，枝等人就同霸权问题有关连的对苏联的评价问题说，“在捷克事件和中苏边界纠纷中，苏联采取了霸权的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不能同意把苏联定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这种认识”。枝又说，“为巩固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照联合声明那样明确写进反对霸权，至于哪个国家是霸权主义，由双方自行判断岂不很好吗”。对此，中方坚持了下述观点，即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霸权主义，特别强调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最后对总评方面的下述见解表示肯定，这些见解是：一、赞成把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本文；二、条约成立时，不特别表明不认为苏联是霸权主义国家的见解。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弘中在北京会见枝议长时的对谈内容，题目是《枝议长谈访华印象，说（中方）对霸权似有软化之感》，摘要如下：
弘中问：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华体制下的中国的印象如何。
枝：去年是中国大变动的一年。我原来估计很可能处于混乱状态，但是却出乎意料的冷静，感到中国人民对新体制有强烈的信赖。访问北京大学时，听他们介绍，人民对于“四人帮”的暴政，从文化大革命时起就有着不满和愤怒。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又恢复了明朗的表情，新体制受到人民热烈拥护。
问：关于中方对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姿态如何。
枝：我认为要促进，这一态度没有改变。只是，在霸权问题上，因为同苏联有接壤边界，还发生过实际纠纷，所以对苏联的看法仍旧是严峻的。
问：同中方会谈时，好象就霸权问题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枝：很遗憾，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对第三国的看法问题，日中双方自行独立的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对方。我们的这种主张好象得到了理解。另外，在第一次会谈时，中方向我们提出问题，说“在缔结条约时，总评要发表（类似苏联不是霸权主义的）声明吗？”这一提问，反而使我感到，中国有着下述微妙的变化，即在（缔约的）最后阶段不特别要求作一致的解释。
问：对福田内阁的看法如何？
枝：对三木前政权的评价非常严厉，说是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了，相反，福田首相对宫泽四原则的处理表现出变化等，慢慢改变了姿态，对于这一方面，好象持有好感。
问：好象提出很多不信任社会党的意见。
枝：回国以后，准备同社会党、日中友协（正统）总部、日中国民会议谈谈。社会党同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后来没有实行，招致中国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