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四人帮”的路线是一条革命与生产相对立的路线。他们的路线一旦得逞，很快将会出现饥荒和主要工业产品短缺的情况。这就说明他们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广大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如此欢腾
【本刊讯】挪威报纸《阶级斗争》二月二十二日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形势大好》为题刊登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
·斯泰根向该报发表的访华观感，摘要如下：
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他的接班人。后来的发展已经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选择。华国锋担任党主席，中国共产党则有了一位忠于毛泽东路线的主席和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领袖。我们的代表团对华国锋同志也同样得到一个非常积极的印象。他把精辟的马列主义分析同谦虚谨慎的作风相结合。他特别重视我们共产党人应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则的责任。他强调说，挪威和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不要照搬中国的经验。他说，工人党（马列）的一个有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挪威的情况作了正确的分析。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党还很小，工作仅仅才开始的时候，他回答说，重要的（决定性的）不是党的大小，而在于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华国锋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一切马列主义政党一律平等，反对“老子党”的观点。革命友谊会谈表明我们两党站在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基础上，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分析。这一大的一致是我们两党之间热烈的革命友谊的基础。中共同挪威马列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在一九七○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会见挪威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列）的一个代表团并给予大力鼓舞的时候建立的。此后我们两党之间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经受了考验。
在我们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总是从中共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首先是中共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特征和当前世界形势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在我们自己对挪威的情况和挪威的战略形势进行研究时，我们从中共的这一分析中吸取很大的教益。工人党（马列）也始终支持中共所进行的重大斗争，支持中国正确的革命外交政策。
在我国时常出现一些人的叫嚣说，中国不反对美帝国主义了，而只看到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这是恶意的胡说八道。中共正象我们一样把两个超级大国看作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中共并且完全正确地说，苏联今天处于攻势，它是一个最感兴趣推行借助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共从未放弃过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这在李先念同志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国家，中国自然愿意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点，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它的基本原则。假如要实现正常化，那么这些国家必须放弃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措施。“四人帮”“四人帮”以一切关于生产的谈论都是“修正主义”为借口，破坏五年计划，反对“四个现代化”。他们试图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然而他们也正如托洛茨基一样，错误地估计了群众。他们已被彻底地孤立，甚至在他们经营了十年试图想变成他们的基地的上海也是如此。
“四人帮”竟然提出这样癫狂的口号“只要路线正确，收成不收成无所谓”。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旨在解放生产力。马克思反复说过，共产主义的前提之一是生产力发展，公共财富的极大地丰富。一条不确保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路线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正确的路线。“四人帮”的路线是一条革命与生产相对立的路线，是一条从内部窒息社会主义的路线。他们的路线一旦得逞，很快将会出现饥荒和主要工业产品短缺的情况。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中国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广大群众如此欢腾。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重新出现大的繁荣。因为被江青及其同伙压制的无数革命创作现在重见了天日，而且涌现出大批新的创作。许多人还记得六十年代在这里放映过的《东方红》影片，曾遭“四人帮”禁止，现已重新放映。中国的形势大好中国当前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我们访问过曾经一直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的一些企业和人民公社。那里的人民对“四人帮”终于被打倒极为兴高采烈。并且见之于生产的大大提高，群众的创造精神得到新的发扬。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给人一种令人信服的印象，是牢固地建立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个政党和人民，正以坚定的决心，沿着毛泽东主席开创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那些梦想在毛泽东身后中国立即会发生反革命变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必将深感失望。相反，对一切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来说，这一形势则令人极大地欢欣鼓舞。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二十一日在“台湾内外”专栏中，刊登一组报道，选载如下：《台中工厂倒闭三十家》农历年关之前，台湾工商行号倒闭情形日见加剧。
一月十九日，台中市“工业会总干事”钟进添透露，近期，台中市已有三十多家大小工厂相继倒闭。这些工厂倒闭的原因大致相同，都是因产品无法推销、资金周转不灵，使工厂的经济陷入瘫痪，其他商号也受连带影响。
钟进添说：目前大多数工厂都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由于银行鉴于启达公司倒闭的“教训”，不敢轻易放款，因此加速了银根紧缩的趋势，“频频发生工厂倒闭的事件”。
钟进添指出，台湾房地产业一落千丈，房地产不景气，也都是工厂资金短缺的原因。
钟进添表示，目前，台湾普遍“生意难做”，工厂的倒闭“不可避免”。他估计：“农历年后，将会倒闭得更多”。《同是半边天相差如天渊》台湾省“教育厅”规定，国民中小学女教师在育婴期间，应申请留职停薪。留职停薪期间分为一年、两年两种，在此期间，同时停发实物配给与房租津贴。
在新中国，任何妇女在育婴期间，可获五十六天的假期，并仍支领全薪。生育假期满后，可将婴儿送托儿所，每月全部食宿照料费约人民币十多元。有些服务单位对这笔费用津贴一半。
在台湾，“信用合作社”规定，女职员结婚就必须辞职，许多年过三十的女职员因为考虑将来可能在经济上发生问题，不敢结婚，不能建立正常家庭。
在新中国，妇女晚婚是受到鼓励的，这是基于节育的考虑。新中国的妇女不论担任什么工作，是不会受到婚事的影响的。
台湾的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收入。她们大多是全家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她们在家庭被视为次要的，被动的，甚至是附属的成员。
在新中国，妻子有她自己的收入，在经济上不依赖丈夫，她们要做的家务，丈夫也做。
在新中国，农村妇女利用农暇，有的练习瞄准射击，充实保卫祖国的本领，有的学习文化、艺术、新旧医学，有的从事副业生产，她们做的是同男人一样的事业。而在台湾，数以十万计的妇女却被迫出卖灵肉。《医院也成“红包世界”》台湾的医院都以牟利为目的，不少医生为了生活，也趁机会刮钱。普通居民病不起，生了病就等于受灾难。
蒋记《中央日报》最近有文承认，“公立医院医师收病人‘红包’的恶习，最近愈演愈烈，不但开刀要红包，有时连住病房、跟医生谈话，病人都非奉献额外酬劳莫办”。
医生开刀要红包，在台湾更是“理所当然”。
但现在已发展到医师请另一位医师看病
、谈话，也要付出“红包”。
在台湾，任何一间医院都成了“红包满天飞”的世界。蒋帮对“红包”风气既然无法禁绝，乃于去年增设了一间号称禁止医师要红包的大规模的医院。不料才短短的一、二个月，该院医师也向病患者索款，而且变得更明目张胆，竟然将红包的价款公然贴出：特别门诊挂号费新台币百元以上，医师巡房每次百元以上，请其他医师会诊每位医师另加一千元，这样一来，病人出院结账时的支出，比其他的医院更多。
【本刊讯】美国《号角》周刊二月二十八日一期以《台湾的反抗力量在增长》为题刊登邱克连（音）访问记，摘要如下：
邱克连（台湾本地人）最近对《号角》周刊说：“强大的反抗力量继续在台湾增长，因为台湾的大多数人反对政府。”
邱住在密尔沃基，在那里经营一家进步书店，并积极参予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活动。他于一九六七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来美国。他现在无视移民当局的反对而居住在这里，移民当局试图把他驱逐回台湾。
他在同记者的谈话中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与驱逐进行斗争的原因。他还描述了在法西斯统治集团的统治下，台湾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那种压迫状况，以及人民要求解放和与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邱说：“反对政府的运动必须在地下进行，因为根据军事管制法，任何有反对政府言论的人将要受到军事审判，被指控为煽动叛乱，那就理所当然地要被投进监狱。”政府控制电视“所有提供消息的工具——收音机、电视、报纸、书刊等——都受到政府的控制。这样，任何关于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都被禁止了。比如，你只是由于收听北京电台，就可能坐五年牢。”
邱与驱逐进行斗争的主要目的，是要揭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以及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那些数十年来和一些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剥削工人阶级的大地主、大企业家逃到了台湾。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美国，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维持在台湾的蒋政府，并使台湾的门户向美国企业界财团开放。
今天，美帝国主义在台湾获得了巨大利益，在那里，近几年来工资低，罢工也是非法的。台湾已成为飞歌公司、艾德米拉尔公司、莫托洛拉公司、齐尼斯公司、本迪克思公司和许多其它美国公司所喜爱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帝国主义给台湾的工人阶级带来了通货膨胀、失业和歧视。
由于邱参与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活动，所以他积极支持促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军，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