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一月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阶级斗争柔化》，摘要如下：
粉笔最近将在中国畅销。大规模调整教育政策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目的是要在明年二月大学新学年开始时有一批面貌焕然一新的一年级生。
教育部已经召开过一次重要的招生会议，修改了近年来的许多规定，旨在招生办法上和入学后的教学上提高学术水平。文化革命以来所宣传的教育方面的“先进”主张差不多已经一笔勾销，这大概是多数教师、家长和有为的青年感到宽慰的事情。
华国锋主席和中共四位副主席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教育工作者——这显然是对会议重视的标志。
新的招生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优秀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出来后可以直接进大学，不必先到公社或者工厂劳动一定的时间或者先参加人民解放军然后才能进大学了。
另一个突出的改革是优待因为高等教育系统在一九六六到六七年红卫兵大闹期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的人。
解体：现在很重视研究生，除了从应届毕业生中间选拔外，还将从人民解放军和各工作单位选拔。
广东省已经规定了“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原则。这就是说，以前的政策——即青年报考大学必须经过他们出了校门后在那里劳动的工作单位或者部队的推荐——解体了。
据《南方日报》的一篇评论说，近些年的政策造成了“教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调”，还说，新的招生制度是“总结了建国二十八年以来教育和招生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而制定的。
新华社说：“从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每年选拔研究生一千到三千人。但是，近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被打乱了。”
在为了推动现代化而改革国家的教育制度这件事情上，华国锋、邓小平领导集团自上而下作了努力，强调必须以改进大学和科研系统为基础大大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
他们的目的是使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达到先进水平和高标准。
改善以后：教育改革的下一个阶段无疑是在中学这一层。为了为改革后的大学输送合格的培养人才，必须提高中学教学标准。至今为止对这个方面还谈得很少。因为牵涉到的人和学校多，改革起来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需要改革已不成问题。
自从邓今年七月复职以来，中国一直在公开批判教育界的那种利用职权达到政治目的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九七五到七六年的倒邓运动主要是通过大学进行的。最近几周批判的首恶分子是前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
对迟群的批判说，他曾说他认为控制清华、北大两个大学“比省委第一书记的头衔”更重要。叫做“梁效”的激进派写作班子就是由他指挥的。“梁效”在一九七四年到七六年控制了新闻传播工具。
遭到批判的另一个搞政治活动的学校是过去大受表扬的辽宁省朝阳农学院。这个学校直到去年为止一直被标榜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模范。《光明日报》说以前那种做法的目的是攻击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也是上海四人帮企图借此“抹煞解放后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
说香港金声影业公司把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重新放映，取得了很大成功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一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巧妙地利用〈红楼梦〉热》，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目前在香港的电影界和电视界引起了轰动。正在上映的两部《红楼梦》影片大受欢迎，有两家电视台也竞相放映，颇得好评。据说，今后还要有三部《红楼梦》影片上映。下面是驻香港的特派记者浅川健次写的关于《红楼梦》引起空前轰动的报道。）
上映《红楼梦》这部影片的有二十八家影院，占香港全部影院的二分之一。两种脚本的《红楼梦》公开上映，互相竞赛，极受欢迎。
据说，还有三种脚本的影片将在圣诞节前上映。而且，电视从十月三十一日开始播映，预定放映一百次；另一家电视台也急起直追，从七日开始连续播放。这在“雁过拔毛”的香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红楼梦》的本家中国，也参加了这场激烈的市场之争。这正是驻香港的外国记者所注意的一点。
近十五年来，中国禁止上映《红楼梦》。但是，这部成为问题的电影开始在“香港”重新上映了。
这场轰动是这样发生的。今年春天，香港有名的电影导演金汉召集曾荣获亚洲电影头奖等奖赏的有名的女演员李菁和李丽华等，开始拍摄《红楼梦》，并大肆宣传。
东南亚首屈一指的邵氏影片公司得知这一消息，便采取对抗措施，今年夏天以来秘密地到韩国拍摄外景，工作昼夜不停，并于十月二十六日在香港的二十家电影院迅速上映。为了在圣诞节前上映，金汉在台湾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开始拍摄。他听到邵氏影片公司开始上映后发表抗议声明说：“这是剽窃我们的宣传的卑鄙行为。”但已成马后炮。
密切注视上述两家电影公司争吵的，是中国系统的电影公司金声影业公司。金声影业公司已于一九六二年聘请上海、浙江两地的有名女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等，拍摄了真正的越剧影片《红楼梦》。当时的票价是两元四角，曾经赚得九十万元，取得了很大成功。
这部影片，当时也曾在上海放映过。由于是同中国合拍的，近十五年来在香港也不能上映。可以说，这等于白白糟蹋了摇钱树。
但是，金声影业公司看到香港掀起了《红楼梦》热，便迅速重制拷贝。偏偏又在邵氏影片公司首次上映的第二天，由中国系统的八个电影院重新放映，使香港市民大为吃惊。
十一月四日开始进入“堂堂的第二周的连续放映”期。票价是五元五角，是过去票价的一倍还多。据说，第一周就赚了一百万元。
中国共产党机关杂志《红旗》十月一期刊登了题为《澄清“四人帮”在〈红楼梦〉研究中制造的混乱》的文章，对《红楼梦》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说它是“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现已允许《红楼梦》在香港放映。
但是，在其他电影公司正在激烈竞争之时决定重新上映，决不是偶然的。
同时，女演员、武打、舞台、曲调、服装等等，都使人感到“这才是正统的《红楼梦》”。
况且，据说，今后要上映的其它两部都是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色情电影，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本刊讯】香港《争鸣》月刊十一月创刊号刊登署名马群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离开祖国？》，全文如下：
年青时，和一群要好的同学，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了可爱的祖国，一切都美好，处处洋溢朝气，多吸引人呵！
我们勤奋学习，埋头工作，在祖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然而现在，我们中的不少人又不约而同地离开了祖国，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不能怀疑我们回国时那份纯真的感情，那份对祖国的向往。“祖国解放了！”这消息使我们惊喜至彻夜不眠。在家里、在校园，兴奋地议论着、争辩着。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是黄炎子孙，身上流着中国血液，我们要回归祖国！
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点我们明确。不然，我们何必惜别双亲，远离家庭，抛弃较好的物质生活，独个儿回国？回国也不是寻求个人的名成利就。这点我们也大体知道，因为社会主义讲的是集体，是革命。如果说，我们有不足的，是我们把革命设想得太美满、太诱人，太罗曼蒂克了。其实不然。
经济生活艰苦些，我们可以忍受。一九六一年时的“粮不足，瓜菜代”的生活，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意志；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一些干部摆威风，享特权，社会风气变坏，开后门成风，这些我们也能解释，虽愤愤不平，并不因此而萌去意；最使我们百思不解的，是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因为我们有海外关系，我们反复地受着政治审查，审查演变成人身侮辱，被排斥于正常的政治活动之外，受着群众冷漠眼光的盯视（当然，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单位政策掌握较好）。长期沉沦在这种精神生活里，怎能使人愉快、乐观、朝气旺盛呢？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无法改变，这岂不是要我们一辈子遭到冷遇！
我们要抗争，于是，我们离开了祖国。
我们不反对政治审查，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但我们反对因有海外关系，而加诸的不平等待遇！
现在我们明白，这是“四人帮”极“左”思潮的产物。现在强调扩大海外统一战线，侨生来去的事实，不是值得加以总结吗？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中国政府已经叫《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罗斯．芒罗离开中国。这是自从十年前文化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命令外国记者离境。
在一年前「四人帮」垮台以后，芒罗的报道不时受到中国官方的批评，说他的报道不准确、猜测多。
芒罗今天在这里对其他外国记者说，他已经得到通知，说他的居住许可时间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期满后不能再延长。
芒罗说，他是从他的报社的主编那里知道这个行动的。那位主编把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给《多伦多环球邮报》的一封信的内容转告了他。信内说，「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芒罗的签证不能延长。中国大使馆没有对这个措施作进一步说明，但是说北京同意该报以前提出的另派一位记者——约翰·弗雷泽——代替芒罗的要求。
芒罗今天说，中国拒绝延长他的签证的事已经得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证实。
芒罗对这里的外国记者说，作为采取这个他认为是把他驱逐出境的行动的理由而提到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指他所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人权的文章。
芒罗在那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里指责中国没有个人自由，判决一些人完全出于政治原因，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过去是「资产阶级」或者父母是「资产阶级」而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