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社北京十月五日电】本社记者诺瓦契奇报道，在江青和中国其他三名高级领导人被捕一周年前夕，今天可以说，“四人帮”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宣告“完蛋了”。
一年来，在国内生活、党的生活和对外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新的领导决心采取现实的态度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其他问题。新领导使用的不是曾经把中国推向右的道路的“左的词藻”，而是优先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和发展经济。当前中国的座右铭是：说明一项既定政策的成败要看物质生产的结果。
在教育领域，过去严格规定所有中学毕业生必须在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现在，成绩优秀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后可以马上升大学。
在科学领域，根据中央委员会发出的科学工作者至少要把他们的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的指示，鼓励人们对基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这就是说，不再需要打通或廓清“意识形态的通道”了。
在推翻“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某些职工的工资可能提高。在更加严格遵守“按劳取酬”的原则——这在一年前是说不得的
——的同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推动工作，也是为了让工人们从新的政治路线中得到第一个具体的好处。
几年前，中国经历了“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时期。今天，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正在接近世界，正在了解世界的问题和世界发生的积极变化的真正力量。
事实上，中国日益关心加深了解现代世界采取的各种不同的道路和全面理解影响到其变化的各种力量。这是积极合作解决世界大家庭和中国本身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开端。
【路透社上海九月二十三日电】（记者：麦肯齐）工厂和农村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大学负责人被极端分子“迫害致死”，工业设计是根据脱离实际的想法搞的。
上海的一些负责人说，这就是中国的极左激进派窃据上海最高权力的年代里中国最大城市的情况。但是，上海人补充说，上海还不是遭到所谓“四人帮”为首的激进派去年十月倒台前的政治动乱和企业混乱而破坏最严重的城市。
激进派避免在上海采取最坏的过火行动，目的是想使他们的这个势力基地不致受到破坏和能发挥作用。
上海丝绸三厂的负责人对本社记者说，去年七月至九月间，该工厂的生产问题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九左右。
该厂负责人说，全厂两千六百名职工中，真正的捣乱分子只有八人。但是，这些捣乱分子的影响超出了他们的人数。他们有强大的后台，能够得到市革委会和市委内的激进派的支
持。
上海市市长当时是张春桥。该厂的负责人还点了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名，说他是起重大破坏影响的人之一。激进派的论点是，工人们只要集中精力学习革命政治理论，生产自然而然能上去。
该厂的负责人说，结果，一部分工人不服从生产管理命令，无视规章制度，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坐在机器旁边闲聊，而且还批判那些干活的人。工厂的检验部门也被解散了，因此质量下降。
在上海第三机床厂和离市区三十公里的塘湾（音）公社也听到了类似的情况。
上海第三机床厂的负责人承认，在一九七三年至去年十月期间，在激进派的影响下，该厂的“生产管理混乱不堪”。想研究外国技术的职工遭到了批判，想执行工厂规章制度和提高产量的负责人被批判为“企图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塘湾公社有两万三千五百人和一千七百八十七公顷耕地，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社员们按照根据社员的劳动、技术和体力等情况订立的工分制领取报酬。
该公社的负责人说，有一段时期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社员们的态度是不关心生产……不管干不干活，也不管活干得好坏，都是一样。这大大地挫伤了社员们的热情。现在又重新实行了工分制。
此外，由于激进派的影响，还减少了对上海的蔬菜供应。激进分子们主张菜农也生产自己的口粮而不要享用别的地方提供的商品粮。
该公社负责人说，结果，种菜的土地面积不得不减少，上海市的居民吃不上菜。
在上海师范学院听到的一些事件最为悲惨。该学院的负责人说，在激进派当权的年头，有几位老干部被“迫害致死”。
该学院的负责人举了该学院的一位革命老干部为例。那位老干部犯了反对张春桥的错误。
负责人说，那位老干部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受到审讯，“用各种方式逼他坦白”。他在审讯过程中遭到毒打，后因伤势过重而死。还有一位高级干部，尽管他的身体很不好，但仍被送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劳动改造”。他回到上海时已经病势沉重，不久便死去了。
上海师范学院——该学院同中国其他高等院校一样，在文化革命期间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被关闭——曾存在严重的派性问题。激进派企图把该学院变成一个革命样板。
该学院的负责人说，激进派在一九七五年底开始在该学校里攻击邓小平。
学生们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学习，不得不把课本夹藏在理论刊物《红旗》里。教授们避开校园里的争斗，在校外偷偷地讲课。
图书管理员说，图书馆一直订有外国报刊，“但是，谁也不敢阅读”。
该学院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激进派钒台后，时代改变了。预料学院里的以后要当中学教师的七千名学生将用功读书和取得优异的成绩。
上海自然博物馆打算举办从十九世纪中期一直到近代的中国革命史展览，但遭到禁止。该博物馆的负责人说，激进派反对展出革命老英雄，其中包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业绩。
负责人普遍地都把中国今天的大部分工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归咎于
“四人帮”。中国注重实效的新领导号召多干活，少说话，以使中国在经济上实现迫切需要的发展。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九月二十日刊载该报董事长圆城寺次郎的文章，题为《丝绸之路之花――敦煌千佛洞》，摘要如下：
我们访问敦煌的一行，乘八月五日下午十时十五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从兰州启程。
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沿渭水北上至兰州，进入河西走廊后再向它的最西端敦煌伸展。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以达西域。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的北道和南边的南道进而伸向西方世界。敦煌就是位于这条交往路的中心。要中国丝绸的商人从西方来，要西方奇货的中国商人由此地去西方。
敦煌真正成为东西交通要道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敦煌，汉人与西域人杂居，曾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它开出了敦煌千佛洞这一绚丽的花朵，同时才得以确立了经济的基础。
我们从兰州乘火车经过十八个小时后到达酒泉，并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又乘汽车在辽阔的戈壁滩上的沥青路上奔驰，傍晚到达敦煌县城的住处。
第二天早上非常兴奋地开车奔往离县城二十五公里的石窟。敦煌石窟是在鸣砂山的山阴处开凿的，石窟所在的地方是砺岩。但是，头顶上似乎是沙漠，站在石窟前往上看，沙子就沙沙地落下来。据说，由于听起来那声音很象鸟叫，故名鸣砂山。
渡过大泉河上的桥，依然是白杨繁茂，向日葵的大花盘开的很漂亮。敦煌研究所位于它的一隅。我们受到了研究所人员的热烈欢迎。
我过去看过很多石窟、寺院，而这里整顿、管理之好是超出预料的。人称敦煌石窟为莫高窟。莫有漠、莫二说，“漠”字是因为它建在比沙漠高的地方；“莫”字有无限的意思，解释为无限高的地方上的石窟，二说莫衷一是。
莫高窟现存石窟四百九十二个。莫高窟的长度为一千六百米，现存壁画的面积为四万五千平方米，雕刻有两千多个，佛像高的有三十三米，小的还有十几毫米的。三天的时间，从住处到石窟，每天用七个小时所能看到的石窟也只不过是五十一个而已。我这个门外汉还不能掌握巨大的敦煌的梗概，不过，勉强记一下印象的话，那就是：
第一，我曾认为，敦煌，由于它是边境之地，千佛洞可能是所谓土著工人所造，但一接触实物，甚至使你认为佛像、壁画不都是出自一流的雕刻家和画家之手吗？实在是太漂亮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副主任常书鸿先生说，他最喜欢的是第二二○窟。他指着那个第二二○窟的帝王图说，这不是令人想起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帝王图卷吗？不仅是帝王图，山水和马等的动物图、菩萨像等，我也看到了实在是令人吃惊的极优秀的作品。
第二，留下了确实是很漂亮的彩色。这是使敦煌成为华丽的地方的因素。颜色当中银朱与铅白接触的地方已发黑，因此，壁画上的佛像等发黑的地方很突出，不过，绿、蓝、红，黄等颜色实在美丽。
第三，对东西文明的交往感兴趣的我，为在丝绸之路上开出的绚丽的花朵上显现出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高兴。身缠联珠纹衣服的隋代的菩萨和着胡装的唐代天子，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四，从内容来看敦煌，当然是佛教美术的宝库。不过，还不仅是这样，通过这些美术作品还能很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和生活等。农耕的情况、农具、家俱、服装、建筑形式等，为研究古代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共同社东京九月十九日电】题：（日中）谈判联合简化汉字
据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人士十八日晚透露，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前不久访问中国时，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是廖承志）达成协议：今后两国就联合简化汉字问题进行协商。
协议的内容是，中国同意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的社会党参议员小柳男等人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有如下三点：（一）设立简化字研究委员会，（二）交换资料，（三）由有关人士开始协商。
关于协议内容的主要支柱——设立简化字研究委员会，小柳等人还没有固定的意见。不过，据说，如果可能，他们则想把日中双方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等人坦率交换意见作为可能的场所，并要根据这种意见向海部文相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