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二十九日刊登该报记者田所发自北京的一篇述评，题为《波尔布特表明柬埔寨信仰毛泽东思想，采取中国路线》，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务院，二十八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为访问中国的民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总理波尔布特一
行举行欢迎宴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等四位副主席以及纪登奎等多数政治局委员出席了宴会。这是华国锋领导成立以来，对访问中国的外国要人表示的最隆重的欢迎。
华主席和波尔布特总理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华主席称赞柬埔寨解放以来所取得的业绩，并支持柬埔寨的内外政策。对此，波尔布特总理表明，柬埔寨共产党于一九六○年成立，并在十七周年的时候公布，同时，它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柬埔寨革命的指导思想。
波尔布特总理对中国的国际威信不断提高表示满意，并表示全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波尔布特总理说：“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经受了革命风暴的考验，成为照亮全世界的人民和民族解放革命道路的明灯。”这些措词表明，公开露面的柬埔寨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依据，在国际上，同苏联划清界限，采取亲华路线，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波尔布特总理说，“我国人民和世界的革命人民坚信毛泽东思想”。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柬埔寨反对大国的扩张主义的立场，暗示了对苏联的批判。
另一方面，波尔布特总理在谈到同泰国等邻国存在纠纷的边境问题时说，“坚决保卫现在的国境线，不允许任何外国的侵略和干涉”，从而表明在这一问题上坚持迄今为止的主张，寸步不让。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九日电】题：举行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庆祝会，首相说希望迅速缔结条约
日中复交五周年纪念日——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在都内饭店由日中协会（冈崎嘉平太等三人是代表召集人）主持召开了“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庆祝会”。福田首相、中国驻日大使符浩、众院议长保利、参院议长安井、自民党干事长大平以及各党的领导人等政财界人士约三百五十人出席了庆祝会。
日中协会代表召集人茅诚司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虽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但是我希望大家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而努力。”接着，福田首相说：“以五年前的联合声明为基础缔结了业务协定，日中关系正在健康地发展。但是，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没有解决。”然后就悬而未决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表示决心早日缔结，说：“希望迅速缔结。这是日本政府的想法。”
最后，庆祝会通过了日中协会的呼吁书。呼吁书说：“最基本的和平友好条约，主要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才推迟了缔结。对这种事态深表忧虑。大多数国民都希望早日缔结条约。”
【本刊讯】日本东京电视台九月二十七日晚播放《与首相对谈》节目。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同评论家细川隆元进行了一小时的对话，摘要如下：
细川：我想请问一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我问了自民党的许多人，包括岸信介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说不要搞那个条约。
福田：是的。
细川：最强硬派也只是说不要着急，应当慎重从事。基本上没有人反对。但是，你采取慎重态度，是因为考虑到缔约引起的国际影响，还是因为怕党内的反主流派进行报复？到底是哪一方面？
福田：党内的问题嘛，我是执政党的总裁。统一党内的意见是重要的。但是，比较起来，我是在看世界的情况。也就是说，考虑怎样来处理这一问题，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
细川：实际上，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还是顾及苏联吧？
福田：嗯——
细川：要看苏联采取什么态度。
福田：这必须要看各国的反应。不久前，我到东南亚访问。我自己了解到那里的反应。美国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我也一直在观察。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我也在看。日中两国在历史上有很好的关系，是同文的国家。我想，因为是这样的国家，所以必须缔结一项永远友好的条约。
细川：你的意见是说，不坐新干线（即超级特别快车），而坐普通快车来达到目的？
福田：关于这个问题嘛——
细川：决不能坐慢车？
福田：关于这个问题，请理解为这是历史的潮流。我正在考虑以怎样的程序和步骤来进行为宜？
说中国科技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今后将更多地注意基础科学和理论工作；对引进和使用外国科技将采取灵活得多和实际得多的态度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月五日刊登纽约州克林顿的汉密尔顿学院副教授萨特迈耶的文章，题为《中国的科学现代化计划》，摘要如下：
中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近几个月以来，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和地方上的科学技术当局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讨论中国科研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成了批判“四人帮”和他们采取的种种阻碍科学发展的措施的场所。
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形成的政策对科学专业人员的地位的态度要比文化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宽容和更加照顾得多。
科学家开始对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控制权，在工作中的自治权也增加了。今后将更多地注意基础科学和理论工作。科学的高等教育和进修将主要以技术成就（而不是以政治成就）和获得专门知识为重点。还可看到，对引进和使用外国科学技术已表现出将采取灵活得多和实际得多的态度。“四个现代化”在周恩来一九七五年年初向四届人大发表了讲话和邓小平第一次作为副总理重新露面以后，科学发展问题在中国开始跃居特别突出的地位。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一九七五年年中开始了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成了一个文件：《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这次调查发现科学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在科学人员的输送、使用和待遇方面，在研究和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方面，以及在研究工作的总的分工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缺点。这次调查为人们在一九七七年看到的新方针提供了根据。
但是，邓对科学的方针和《汇报提纲》，都卷入了从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直到“四人帮”被清洗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既然激进派已经完了，现在可以确定一项全国性政策来强调对专门知识的钻研，并且使中国沿着比较正规的、重视专业的道路发展科学了。令人烦恼的遗留问题但是中国科学的未来是不能同它的过去分开的。在过去，不断出现对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进行激进的实验时期，这段历史既为未来留下了独特的机会，也留下了独特的问题。在那些搞激进的实验的时期里，特别是在大跃进、文化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发展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针并且强调国家要自力更生。那时的工作着眼于在基层建立研究单位进行实验和革新，并鼓励群众对科学产生兴趣和采取积极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同群众“结合”起来了，目的是要把他们的知识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和要他们知道生产上到底需要些什么。据多数的报道，这种把知识水平拉平的措施已证明是成功的。通过基层科研网交流情报总的说来取得了成效。人民由于比较广泛地参加了研究和革新活动，所以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科学和技术。但是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那就是限制了“自上而下”的科学发展。建立一种健全的实验室研究的传统的工作遭到了一些挫折，并且在完成四个现代化任务所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上也大大落后了。这种令人烦恼的遗留问题同中国当代科学界的成分有密切的关系。据一九七五年的科学状况调查，中国的科学家分成四类：一、解放前培养的；二、解放后在国外培养的；三、解放后在中国培养的；四、从工、农、兵中间挑选出来的。人们对最后一类人的培养前途表示怀疑。据认为，第二类和第三类是“骨干”，虽然有些人担心第三类中间有许多人在体力劳动方面花费的时间太多了，以致专业锻炼不够充分。第一类人是中国最有经验和最著名的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是研究机构的领导。这些人是“四个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遗憾的是，不管怎样，第一类人都上了年纪，很多人是近七十或者已过七十的人了。因此，科学技术现代化计划从时间来说是在中国科学界的骨干——包括最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的人——都已到了接近退休或去世的年龄的时候。所以，由于世代交替的规律，以后不得不依靠年纪轻一些、经验少一些、训练也显然差一些的技术人员，以及依靠五十年代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数量较少、但是训练较好也较有经验的科学家。依靠外国科学作为中国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方针的一部分，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外国科学技术是可能的。如果同国际科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参加国际技术交流，对中国显然有好处，但是同时也会引起一些严重的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进口外国技术是很花钱的事（从外汇很紧的角度来说），这也就会引起中国长期来避免的从国外得到资金的问题。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事实是，如果要成功地使用进口技术作为大的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就必须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理解、运用、掌握和“消化”这种技术。进口技术并不是无条件的解决人才缺乏问题的捷径。早就应该下决心了
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决心越来越大，这种决心可能早就该下了。这会带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科学和技术上的、政策上的、计划工作上的、预计和估计上的问题。关于机会，包括有可能把从国外引进来的和从国内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中得到的新知识迅速传播开来，由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科学和技术。关于问题，第一个就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奇缺，还有一批不知道能力大小的年轻科学家，这批人的社会经历是习惯于激进派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的，他们可能不会同情毛以后的各项政策。另外，由于同外国的接触的扩大，科学和技术中的民族主义传统——有时近于排外主义——可能成为一个引起国内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