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尼克松谈与毛泽东的会见》，转载如下：
今年三、四月间，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台后三年，英国记者以百万美元高价，赢得尼克松的允诺，接受了电视访问。这轰动一时的访问历时二十八小时，但播出的时间只有四小时零九分钟。影片一开始发行，瑞典电视一台便抢购了播映权，在本年七月中旬，分三个晚上，每晚一小时，播映了这次访问，比原本还短一小时零九分钟。访问内容主要涉及水门事件、当时的印支战局、尼克松两访北京及中美关系，和他个人下台后的感受。
据笔者看过此纪录片的浅见，关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是不免公说公有理的；至于轰炸柬埔寨一事，他就明显地把历史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了；谈到智利时，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是制止共产思想的传播，这倒是真话。
其中海外华人最感兴趣的，相信是尼克松忆述两访北京的部分。在这些忆述中，他透露了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一些敏锐观察。这些观察与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有关，亦是富有兴味的见闻。以下，笔者节译了尼克松谈话中有关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内容：
“我两次访问北京，前后相隔四年。毛的健康在一九七二年已见衰退了，但他的头脑却一直至一九七六年还十分清醒。那时他说话差不多是单音节的，而且发音不大清楚；但他总很小心地听着翻译员说的，而且不时纠正之。我一九七二年访问他是全托周恩来处理的，主要目的是让毛亲自去认识美国的总统。
“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中国有着惊人的进步。在苏联，什么都是宏大的；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建筑物很宏伟，但是毛的办公室却小得很，只是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面只是一堆一堆的书籍；这里躺着一本打开了的书，那儿是一本开着的杂志。毛一定十分勤劳地工作，他看的书很多，写作也很多。一九七二年我们进行谈话时，摄影记者们拿着照相机走近来拍照，其他的记者就忙着写笔记。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告诉我，柯西金和毛在一九六八年见面时，毛曾说过：‘我们之间的分歧要持续一万年。’柯西金认为这说法太过分。毛停顿了一会，然后答道：‘好吧，就减去一千年吧。’说时伸起一个指头，带着他那典型的内在的幽默以九千年还价。华继续说：‘今天中国的态度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我认为中国是不会让苏联侵入台湾的。不过，由于内部问题，加上外来的压力，中国即使是在台湾问题上也绝对不想参与战事。毛和周对我说：‘早在你和蒋介石做朋友之前，我们和他已经是朋友了。’他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项友情仍存；但我的确是在一九五三年才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于是我就问：‘蒋介石把你们叫做匪徒，你们叫他们什么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也叫他匪徒。’
“毛泽东是不相信和平可以持久的。他伸出一个指头问我和平能否再持续一个世代的时光。我说可以更长。他就再伸出一个指头，意思是可以两代吗？我说要更长；他又再多伸出一个指头说三代，我再说要更长，也许一百年。毛摇头表示不同意，但又跟着举起酒杯，邀我为和平干杯。”
除上述以外，尼克松也谈到了自己下台后的感受，其中强调了人生的意义。他说他可以理解一些认为他因总统特权被免却牢狱之灾而感到不平的人，“不过作为美国总统而下台的愿受是不会有人了解的”。
说到这里时，他的谈吐举止颇有“看破红尘”的态度，字里行间吐露了世态炎凉之意。中国人不忘旧，在他下台后再邀他访华，并以同一隆重礼貌款待，这一点虽然电视没有播出，在他个人的人生观里，相信起了肯定的作用；加上美国社会那种冷酷无情、一旦下台就一世不能翻身的现实，与中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更成了强烈的对比。尼克松当晚的闭幕词是：“下台就等于要站在一旁，永远失去人生的目的。生活是斗争，为一件事而工作。一生失去了目的，这惩罚还不够吗？”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十四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热再度出现》，摘要如下：
秋季广州交易会要开幕了。在这前后，日中双方经济代表团的往来更趋频繁。其背景是，华国锋体制牢牢建立，中国在贸易上奉行了牢靠地扩大贸易的路线。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日本国内的萧条旷日持久，重新估价中国市场的动向高涨起来了。因此，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期望在秋季交易会上进出口成交三亿美元。它预料，今年一年的贸易规模将达三十二亿美元左右（接近前年的纪录三十七亿美元）。有关人士认为，一九七二年恢复邦交当时的“中国热”将再度出现。
今年以来，单单日中经济协会方面就有十二个代表团互访，再加上国际贸促方面的，已经达到了“数目太多，无法统计”的程度。
这种代表团空前规模的往来，是由于清洗“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明确地提出了扩大贸易的政策”（大公司语）。
悬而未决的关于石油、煤炭、成套设备的日中长期贸易协定也朝着具体地研究缔结办法的方向动起来了。这些也成了使代表团的往来频繁起来的原因。当然，国内长期萧条，因此重新估价中国市场的气氛也确实高涨起来了。例如，为萧条而苦恼的与机械出口有关的公司、制造商踊跃参加秋季交易会，已有八十九家、一百一十二人提出申请，达到空前的规模。
【时事社东京十月十二日电】题：廖承志先生赞扬前首相田中
北京十二日电：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十二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自民党议员二阶堂进等人，发表了高度赞扬前首相田中的讲话，他说：“我佩服田中前首相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下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心情至今毫无变化。”同时，暗中批评福田内阁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采取的慎重态度。
【本刊讯】巴西《圣保罗州报》九月二十九日刊登卡尔宗的文章，题为《政治犯，古巴最大的劳动力》，摘要如下：
在士兵严密的监视下，他们被装在军队运军火的大型车辆中运来运去，他们一般都睡在地上，只能喝稀汤，每周劳动八十小时以上。当没路可修时，他们就去砍甘蔗，在采石场劳动，修建房屋或监狱，或者在齐胸的沼泽中，修建排水工程，皮肤和眼脸都被蚊子叮得肿起来。
他们私人物品放在一个枕头大的手提箱里。由于食品营养很差和缺乏牙科医疗，很多人牙都掉了。在使人筋疲力尽的押送过程中，死了很多人。
据古巴官方公布的材料，他们的产值每年达到数亿美元，这使他们成了卡斯特罗的最大的生产力。
这是古巴“改造好”的犯人，他们改变了反卡斯特罗的政治立场，并答应忠于哈瓦那政权。在古巴分成两类的政治犯中，他们的处境较好些。
卡斯特罗最近在对美国电视台发表的讲话中说，古巴有二千至三千政治犯。卡特总统估计这类犯人为一万五千至二万。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冈萨雷斯教授在一九七四年访问古巴之后写道，卡斯特罗的监狱中有二万五千至八万名政治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估计在俄国——居民为二亿五千万——有约一万名政治犯。而古巴人口为九百五十万。
古巴官方的报告也使得人们怀疑卡斯特罗的统计数字。例如，哈瓦那承认有五十六座监狱、二十三个劳改营和一百零六个农业惩罚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未卡斯特罗提供的上述数字表明，每个这类机构只有十名或十五名犯人。
对于那些惹恼卡斯特罗的人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勒内·迪蒙——曾经当过古巴农业事务顾问的法国左派分子——在他写的《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年青农民。这个年青的哨兵看守一块新开的稻田，一个晚上，他让母牛进了稻田，而卡斯特罗下令枪毙他。据迪蒙说，人们费了很大劲儿才使他改变主意，卡斯特罗息怒后，同意把这个哨兵的刑罚改为在一个农业惩罚营监禁十五年。
马托斯是“死硬分子”之一，他是前少校和起义军负责一省的军事司令官，在使卡斯特罗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掌握政权的游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在同一年，由于他脱离了军队，以抗议卡斯特罗政府中共产党领导人不断增加，所以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据一九七五年马托斯的妻子路易莎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他一年多没有音信。他受尽虐待和侮辱。由于他拒绝接受一项灌输思想的计划，他被迫赤身裸体生活了两年。一九七○年一月，他被单独囚禁在一间黑暗的牢房中。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仍然这样，因最近五年不许他会见来访的人。
今年，一百多名美国议员两次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释放马托斯。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另一类是“死硬分子”，他们拒绝同卡斯特罗政府合作。他们受到特别苛刻的待遇，包括禁止家属探望，数月内关在黑暗的牢房中，被剥夺正常通信的权利，经常被剥夺医疗权利。在刑满以后，可以藉口他们有“危险性”，而延长他们的徒刑。一九七○年，巴利亚达雷斯被转到奥连特省的博尼亚托监狱。据他的妻子说，在那座监狱里，“（对犯人）进行拷打；由于营养不良造成死亡，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两年之后，他又被转到拉卡瓦那监狱。
据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说，在拉卡瓦那监狱，“十二号牢房的四十四名政治犯都上过刑，并被剥夺营养和医疗权利……其中一些人病得很重”。现在，巴利亚达雷斯只能靠轮椅行动。他的妻子解释说：“他的瘫痪可以通过适当的营养、治疗和活动治好，但是，因为他拒绝政府企图强加给他的改造计划，所以不给予他上述条件”。
佩德罗·路易斯·博伊特尔在学生时代就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了卡斯特罗的城市游击队，他也是“死硬分子”之一。美洲国家组织的报告说：“一九七二年中，佩德罗·路易斯·博伊特尔在哈瓦那的一座监狱时，就由于受到粗暴对待和拷打而得了重病……五月二十九日，人权委员会得知他已死在狱中”。
【法新社哈瓦那十月十二日电】官方今天在这里宣布，已故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流亡的女儿贝亚特里斯·阿连德昨天在哈瓦那自杀。
公报说，她的遭遇是“悲惨的和令人痛惜的”。邻居们说，阿连德小姐在昨天上午向自己开了一枪后没有马上死。他们说她被送到一家医院去急救，没有救活。公报说，由于她在一九七三年智利政变期间的经历而造成的精神消沉状态导致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