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十一日刊载该报记者北诘洋发自华盛顿的电讯，标题为《苏联的对美协调，暗里有慎重打算》，摘要如下：
眼下，美国正在刮起一阵相当大的“缓和旋风”。报纸、电视、广播都在登载、播送评价美苏间解冻热潮的论述。这是因为，自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美以来，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东和平等问题上的会谈，似乎都出现了迅速进展的缘故。美苏两国果真是恢复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吗？说美苏两国，特别是苏联在内心深处仿佛是隐藏着慎重的打算，认为这是持久的缓和已重新到来，这未免为时过早。
就拿卡特来说，他从就职总统以来，由于在人权外交方面严厉地批评了苏联，因而，无论是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新建议方面，还是在提倡举行首脑会谈方面，都一直遭到克里姆林宫的严词拒绝。卡特对这次通过葛罗米柯外长表示出来的苏联的善意的态度，肯定感到欣喜若狂，象情人之间那种多年的相思终于让对方知道了一样。
但是，苏联送来的是那样信任卡特总统的“合作的信息”吗？
有人说，面临限制战略武器、中东问题谈判的最后阶段，举行重新讨论赫尔辛基宣言的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前夕”，那曾是苏联让自己最大限度出名的绝好机会。
在中东问题上，苏联一直在为几乎无法行使影响的现状而苦恼，正好抓住了在同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会谈时发表美苏联合声明这个好机会。
但自从七四年同萨达特总统彻底闹翻后埃及采取亲美路线以来，苏联就失去了在埃及的立足之地。苏联同历来都很密切的叙利亚的关系，自从去年发生黎巴嫩问题以来也变得异常了。可以说，仍然保持着坚强联系的只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
因而甚至可以说，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外，在现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苏联出动。
还有人指出，作为苏联对美接近的盘算的要点，而要宣扬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访美的功效。所以说，和缔结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一并进行的勃列日涅夫访美的准备工作已经开
始了。
这个因素似乎的确很大。在美国，明年年初就要出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传记。据说，正在为能和这次访美同时出版而进行工作，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当然，在这些打算之外，苏联的对美接近还有一个背景是克里姆林宫对下述情况感到放心：即卡特总统已收回很有可能把外交谈判的内容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开放外交，恢复了秘密外交；同时从强调谈原则的外交转变为“秘密交易”外交。同时也有人认为，万斯国务卿虽然几次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冷遇，并没有“毫不介意”，但是没有改变表情，坚持努力表述了美国的想法，这取得了苏联的信任。
正象苏方有自己的打算那样，美国对现在的对苏接近也有自己的想法。美国自己也正在充分估计苏联的打算，这是肯定无疑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政府正在大力为关于武器协议的建议辩护》，《国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国使苏联获得导弹方面的优势；官员们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摘要如下：
国会和国防部门的人们，对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新美苏协议的概要感到越来越担心，卡特政府正在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已经为这项拟议中的协议展开一次强大的宣传运动。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和另外一些人，表示担心这项谅解反映出美国作了重要让步。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昨天针对这种担心说，这项谅解是符合白宫在武器控制方面的主要目标的。
他还说，无论和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达成的战略武器协议相比，还是同福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概略商定的协定相比，这项谅解都是一项“有利得多的协议”。
现在才刚刚向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的低级人员介绍这项谅解的细节，但是这项谅解的几个方面已经引起了争论。人们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于装有多弹头的新一代的苏联陆基导弹规定的拟议中的限额，是否足以保证美国不会遭到核攻击。
卡特政府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认为签订一项武器协定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认为如果未能得到国会的同意或公众的支持，那将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打击。
政府官员们为这项谅解辩护说，它已实现了政府确定的限制战略武器的三个主要目标：使每方拥有数目相等但是有所减少的力量；放慢发展和部署新武器的速度；照顾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特别关切，从而在八十年代减少美国民兵式陆基导弹易受苏联火箭攻击伤害的程度。
【美联社莫斯科十月十四日电】苏联小说家弗拉季莫夫本周退出了全国作家协会以示对审查制度和旅行限制措施的抗议。他今天宣布，他将担任大赦国际苏联分会主席的新职务，以接替电子计算机学家图尔钦。
苏联的主要持不同政见者图尔钦在苏联当局的敦促下，今天离开了苏联而移居国外。他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弗拉季莫夫对记者说，大赦国际苏联分会余下的七名会员，选他来填补图尔钦的职位。在这个组织原有的成员中，有五个人被关进了监狱，还有几个人已离开了这个国家。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七月十八日一期刊登该刊副主编琼斯采写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的年轻人：愤怒……厌倦……还是仅仅莫知所从？》，摘要如下：
美国出现了另一代惶惑不安的青年，他们的不满情绪和他们的得不到解决的矛盾，不象六十年代那样富于爆炸性，但是也许比六十年代还要深。
青少年自杀、行凶、野蛮行为、怀孕、嗜毒和酗酒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儿童心理医生和青年顾问在我国心理医疗人员当中占的比例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深深认识到，情况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十年前，问题和答案都还是十分明确的。
那些年，年轻人包围校园，谴责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抗议进行越南战争，跳摇摆舞，使用麻醉剂和对几乎一切人和事实行“解放”，都在全国风行一时。年轻人的激烈情绪和他们的庞大的人数本身，都使他们的长辈感到害怕和憎恶。
如今，麻醉剂和摇摆舞仍然在美国年轻人的风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所反映的情绪却大不一样了。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往往变成一种由冷漠、恼怒和愤世嫉俗的心情混合起来的阴郁情绪——“鬅客摇摆派”（ＰＵＮＫＲＯＣＫ）的出现就是这种阴郁情绪的突出反映。鬅客摇摆派源于英国，除了爱好暴力行为之外，还特别爱穿五颜六色的衣服，爱用色彩鲜艳的化妆品，并且极端蔑视成年人的准则。
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授人类发展史的心理学家凯尼斯顿，比较明确地说明这种情绪具有以下特点：这些年轻人转而深入探索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在六十年代是很少见的，那个时候，年轻人面向外界去改造社会。今天他们多半感到精神沮丧，多半在同自己过不去，多半在为自己干得如何而操心。
六十年代越来越背离传统道德观念和尊重权威的观念的情况，刺激了而不是减弱了年轻人要求享有成年人的“权利”的欲望。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亨丁博士说：“几十年前，年轻人只不过要求比他们的父母多享受一点点特权，现在的年轻人却要求享受许许多多特权。他们怀着象判了死刑的人坐下来吃最后的早餐那样的心情，认为每一天都应当当作临死前最后一天来过。”亨丁教授和另外一些人还指出同这有关的一个问题：现代生活交通发达、流动性大的情况使困惑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找到同自己一样的伙伴，从而使那种程度深浅不同地背离成年人的价值观念的习尚得以长期持续下去。
这种情况造成的普遍结果之一是，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行使他们作为少年的“权利”——无论是抽烟，逃学，还是深夜不归，统统包括在内。
在大城市的学校中，由贫民区的学校到有钱人的郊外住宅区的学校，学生吸北美大麻烟根本不算一回事。据估计，我国中学生有一半或一半以上吸北美大麻烟，有人间或吸，有人经常吸。这是许多初级中学的大问题，而且在小学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更值得焦虑的是，青少年使用安非他明和化学药品ＰＣＰ（或称“安琪儿粉末”）的人数有很大增加。ＰＣＰ是兽用镇静剂的一种成分，能够使人产生幻觉，据有些专家说，使用它是要破坏脑细胞的。在华盛顿特区郊区初中发现这种情况：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孩子一边吸着ＰＣＰ，一边说：“哟！二十七亿脑细胞完蛋了！”
同一期间，参院的报告说，盗窃行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强奸女生的事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年当中并没有发生变化。
实际上，在全国许多中学校中，与上述现象同时产生的严重暴力行为似乎也越来越多。
正如有些社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之所以不再象六十年代那样无忧无虑，是由于使人失望的战争、丑闻、生计艰难以及近年来其他打乱人们生活的因素所造成的。美国许多学校，标准大大下降，结果使得千万年轻人从中学、大学毕业出来以后不能适应生活的现实状况，有许多人一生都将处于失败的边缘。在城市贫民区，大批青年生活异常艰苦，生活的残酷折磨使他们对前途不抱多大希望。在富裕的郊区，一些青年由于过分放荡而产生一种病态的冷漠心情。
所有年轻人在长大成人之后都将进入这样一个社会：通货膨胀象脱缰的野马一样似乎永远也制止不住；根本不会再遇到象“兴旺的六十年代”那种任你选择工作的好运气了。
家庭破裂迅速增多的情况加重了青年的不安全感。离婚率不断升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婚姻视为儿戏，象写长篇连载小说一样，不断开始新的章回。这种情况产生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初生的孩子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要在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中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在家庭之内，千百万父母还得同电视竞争，电视上源源不断地播放的以事实、幻想、娱乐和暴力行为为内容的节目，在形成年轻人的思想观点方面起着重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估计数字：美国一般青年在十八岁以前，花在看电视的时间共计两万二千小时，比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间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