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推行正常的国务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受到了严重的阻力。然而，周恩来却排除万难，机巧地落实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革命带动生产，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在两年之内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日后中共的大规模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开了“九大”。林彪当上了中共副主席。在人民当中享有盛誉的周恩来，对此却毫不介意。他继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履行他的职务。斯诺在一九七一年曾这样评价周恩来：“总理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贯彻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一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的态度，遮掩着坚强不屈和顺从人意的混合的脏腑；他是一位贯彻执行政策的能手，具有工作精密细致的无边能力。”
“九大”之后，中共大力发展外交。周恩来刚为文化革命而日夜奔波，现在，他又为中共的外交活动而日夜操劳。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而尽力
一九七一年，中共展开了被西方称为“乒乓外交”的对外活动。美国乒乓球队受中国邀请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这次会见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起点。“乒乓外交”开展以后，周恩来为会见外宾而大忙特忙。这几年来，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士和海外留学生络绎不绝，是中共建国以来外交最活跃的时期。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两国表示有一个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愿望。
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制订的，周恩来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些人把中美交往说成是“周恩来路线”是不确的。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泽东与斯诺合影的照片，右上角登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张富有意义的照片，其实是有意地透露了毛泽东的意图。据斯诺回忆说：“去年（指一九七○年）十月，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出乎意料地来找我。几秒钟之后，我的妻子和我被介绍给了毛泽东，这发生在中国的中心，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心。”之后，中国的摄影师便拍成了这张照片。然而，毛泽东的意图是通过周恩来的忠实执行而得到实现的。正如斯诺所说：“他俩象两人前后坐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
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颇能说明周恩来在外交上怎样忠于毛的路线，坚持原则，机动灵活。
据闻，基辛格曾对人说，他有些害怕同周恩来打交道。例如在双方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条文，基辛格认为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周恩来便说，好吧，让我们谈别的罢。怎知听久了，基辛格发现周还是在谈原来的那件事，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讲法吧。他又向周提出，那不行，周又讲别的去了，但是后来基辛格还是发现周恩来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只不过用了第三种方法罢了。周恩来并不灰心，他又换了第四种、第五种……这样作久了，基辛格的阵脚终于给周恩来打乱，条文终于按照中国的意思拟订了。
在中共活跃外交的几年里，周恩来仍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为党为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斯诺曾回忆说：“我同总理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一次，从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他看起来仍旧精力旺盛。我嘟嚷着说：‘我得让你睡一会儿了。’他把头往后一仰，笑着说：‘我已经睡完了。现在我要工作了。’他在晚饭之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休息了。”遭四人帮反对和陷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发动政变不遂，慌忙逃走，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召开“十大”会议，宣布了林彪事件，肯定了“九大”的路线。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中共的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十大”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便结成“四人帮”，开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活动。他们的手段之一，便是有计划地进一步陷害周恩来。然而，正是由于他们陷害周恩来，成为他们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妄图破坏周恩来总理的形象的猖獗行径，是大陆人民所不容的。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后的政治地位更高、声誉更隆。他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阻力。而周恩来由于在文革以来操劳过度，自从一九七二年起，他的健康已日渐衰退，四人帮便认为这正是他们可乘之机，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评法反儒”、文艺活动、整黑材料等等，反对和陷害周恩来。
但是，四人帮的反对和陷害，无损于周恩来光辉形象的分毫，也无损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分毫。事实是这样：四人帮越是猖狂地咒骂周恩来，他们就越是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人民群众越是感到周恩来形象高大，令人十分敬爱。八亿人民是衷心尊敬和爱戴周恩来的！结束语
周恩来与世长辞了。他以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中共久经考验的战士、一个中国卓越的领导人、一个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英雄、一个大公无私的革命者。他经受了战火纷飞的洗礼；他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他勤勤恳恳地建设国家。当我们看到四人帮怎样地把他摧残时，脑海里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今年四月人民群众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以及那些怀念他的标语，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他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国的江河里、土地上的遗志，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他那广阔舒坦的胸怀。
如今，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在渗着周恩来滴滴汗水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该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吧！（完）
当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这种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文章，题目是《同邓颖超握手》，摘要如下：
作为受中国邀请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我从今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访问了北京。回到东京以后，可资怀念的事情很多。如果举出其中之一的话，也许会被认为说得奇怪，那就是同中国人的握手。
最近大约十年间，我在日本握过多少次手呢？可以具体想得起来的，大概不满五指之数。与此相反，仅在半个月左右的中国旅行中，我大概握手三百次以上。这可以说是日中友好的象征，是意想不到的体验。在这许多的握手中，难以忘记的场合，在我来说，有好几次，这里只想提出其中一个场合。
旅行第九天的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半左右，日本作家代表团进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是为了与邓颖超女士会见。她在五天之前刚就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宽阔的大厅入口处，我们一一行礼，就是在那个时候，邓女士握手的风度使我受到了感动。
带着微笑的平静视线。握手既不强又不弱，恰如其份的温暖。不仅只是用右手，而且左手手掌轻轻地放在对方的右手背上。不用说，我也这样做了，一种亲切严肃感，是握手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这样说，不能说我没有自己的感情注入进去。但是，也许是有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受就更久、更深。
大大的接待厅，屋顶很高，正面的墙壁上是一幅《延安的宝塔》绘画。在那里进行了两点钟二十分那么少见的长久的会谈。临离开人民大会堂时，这一次与邓女士握手告别。与头一次并无不同，我再度心感敬佩。
但是，她和日本作家代表团之间，谈了些什么呢？如果不接触到这一点，我这篇文章最多只有一半的意味，邓女士提及，就中国来说，一九七六年是最悲痛的一年，从四月到十月，是建国以来最困难复杂的时期。不用说，前者指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后者指天安门事件、大地震、四人帮的暴行及其遭到粉碎等等。然后，她赞扬了华国锋主席的领导，提到文艺方面有极大可能性出现新的百花齐放局面。她的语调平稳朴素，也有时激烈，充分显出头脑的清晰。
井上靖团长在致词中讲了许多，其中，最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时作为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见面时，话题偶然转到毛主席词《雪》中的成吉思汗，周总理提到，「那是《苍狼》（井上靖氏的以成吉思汗为主角的小说）啊！」井上团长提到这件事时，表示当时很是感动。
后来，井上夫人、岩谷大四、伊藤桂一、我、辻邦生、大冈信、秦恒平、白土吾夫（访华团秘书长）、佐藤纯子（秘书）依次讲了旅行的感想。邓女士说，井上团长让全体成员都讲话的做法是「民主的」，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里面，也有难以忘记的场面。那是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的事。她说，在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党旗覆盖的周总理遗体旁边邓女士所写的花圈飘带，上面用大字写着「哀悼恩来战友」，旁边写着小小字体「小超敬献」。「那时，我……」佐藤女士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流出了眼泪。坐在邓女士旁边的一排中国人，有的摘下了眼镜用手指拭揩眼角，有的取出手绢来。
那些人有对外友好协会的王炳南会长，有优秀的文学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刘白羽顾问，有外交部亚洲司的王晓云副司长，还有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秘书长。可以说，都是老资格的有力人物。这些人的后面一行，坐的则是年轻一代的各位翻译。我们距离他们较远，看不清他们当时的模样，第二天，我听到其中的两位翻译用日本话说，「我也哭了。」
这里要岔开一句，有一天，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氏对我们访华团说，「日本人确是爱哭。」他曾体验过战争的辛酸，他的观察大概是根据许多事实，具有深切真实性。我也全盘接受了那句话。
我这话并不是什么伤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的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原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