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四日刊登约·克拉夫特的一篇评论，题为《正义派的关注》、《正义派……对苏联试图进行控制的努力特别关注……他们突然开始把他们的想法公诸于众》，摘要如下：
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方面，吉米·卡特是不是一只小笼子里的豢养的鸽子？美国主要的鹰派显然抱有这种阴郁的怀疑。
因此，他们摆脱了他们作为了解内情者的优越地位而公开就苏联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急迫的警告。
结果，卡特政府势将在充满了要对任何同莫斯科缓和紧张关系的行动进行政治报复的威胁的气氛中上台。
要了解这一切，从我们所熟悉的鹰派和鸽派之分改变为忏悔派和正义派这种宗教式的区分是有好处的。忏悔派是指那些改变了他们关于越南战争的观点的人，他们现在把这场战争看成是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某种毛病的总迹象。
作为他们忏悔的表示的一部分，他们主张强调军备控制、不发达国家和人权问题。
忏悔派已经垄断了卡特政府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就业市场。这个名单包括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索伦森。此外，万斯还凑集了一个由满脑子忏悔观点的神童式人物组成的第一流工作人员班子。
正义派就是那些认为美国在战后执行的大力抵抗共产党压力的基本对外政策一直正确的人。
如果他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件坏事的话，那是由于它损害了在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国家利益。他们特别关切的是，在美国进行抵抗的意志正在衰落的时候苏联却努力试图进行控制。
正义派中最著名的是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尼采和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
正义派当时普遍决心要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他们的看法。说明他们“知内情的人”的本能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们最近那种左右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威胁的正式估计的情况。
开始是沃尔斯泰特（芝加哥大学教授）写了一系列文章，目的在于表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始终是低估了苏联的力量。总统国外情报谘询委员会（这是由象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前国防研究所所长这样一些正义派人士所控制的一个监督机构）便询问这个机构为什么总是低估苏联的力量。
即将卸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作出了反应，他精心挑选了一个以正义派观点出名的专家组成的班子。把情报部门的原始资料交给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在交回来时所附的意见是，俄国人正在谋求超过美国的核优势。在这个发现的压力下，官方的中央情报局全国估计处显然把它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提高了。
正义派的主要人士（主要有腊斯克先生和尼采先生）长期以来看来是受到吉米·卡特的重视的。但是当开始任命官员时，卡特显然是看中忏悔派。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正义派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将任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这种情况下，正义派突然开始把他们的信息带给公众。腊斯克、尼采和罗斯托已经宣布组成一个院外集团来宣传苏联的威胁，而给这个集团取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
我对正义派的论点并不是不敏感。而且我认为，苏联的军事能力正在越来越强大。
但是，对付这种威胁的正确途径是提出一些有关采取长期行动的建设性建议。不加区别的恐慌情绪一定会使普遍公众象孩子那样叫喊“狼来了”，并且肯定会被卡特政府看成是这样一种讹诈，即蓄意要防止再采取任何行动来同俄国实现进一步和解
【本刊讯】英国《卫报》一月四日刊登乔纳森·斯蒂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标题是《鹰派关于苏联力量的观点可能束缚卡特的手脚》，摘要如下：
华盛顿有意透露了官方的情报机构对于苏联战略意图的估计，这引起了在年度国防预算的规模问题上、特别是在做出这一估计的方式问题上的一场大争吵。
上周，从卡特同他未来的内阁举行三天会议期间所发表的古怪言论来判断，当选总统似乎是要背弃他许下的把国防预算削减五十亿到七十亿美元的诺言。最近这个刺激因素也许使他更加可能对福特总统开始制订的越南战争以后的国防经费采取一般说来是比较强硬的方针。
现在重要的发展是情报机构对苏联意图所做的新估计。根据福特总统的国外情报谘询委员会主席利奥·彻恩的建议，福特去年夏天要求一个主要是由外界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研究和政府分析家们所研究的同样的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二十六年来外界人士第一次被召来参加通常是由中央情报局和各军事机构的官员们从事的情报估计工作。
要外界人士参加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这个由外界人士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派普斯教授有意凑集了一个由悲观派组成的单方面的小组。
这些悲观派在报告的他们那一部分中对苏联的意图提出了悲观的看法。这个报告将由全国外国情报局于本周正式通过。更重要的是整个文件调子比近年来任何分析性文件都悲观。
现在华盛顿正在提出许多问题。是谁把有关这两个报告的消息泄露出去的？它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情报界的那些官僚是不是因为像担心保不住工作这样一些庸俗的原因而在外界的悲观主义者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这一套做法是福特总统用来束缚他的继承者的手脚的吗？
宣称西共不属于任何国际，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示，并表示他将避免激怒政府和准备参加春季大选
【南通社马德里一月二日电】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向南通社驻马德里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获释。我想，解决我的‘案件’需要几周，也许需要几个月。然而，当他们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饭时告诉我这是我在卡拉班切尔的最后一顿饭时，我几乎不能相信”。
卡里略说：“我必须说，政府释放我们，并撤销佛朗哥主义的压制性公共秩序法庭，表现了对今天的西班牙现实和这个国家的政治情绪的基本倾向的高度理解。如果政府宣布赦免其余的政治犯，这将是一个奇迹般的新年祝贺，是我们信任政府的民主意向的很好的原因。”
卡里略说：“我到家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在莫斯科的拉帕西奥纳里娅说我已自由。我告诉她，她一生的理想——结束流放回到她的故乡加拉尔达——将最终实现。拉帕西奥纳里娅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当时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一告诉我，我就准备走。”
卡里略在回答关于他获释后的计划的问题时说，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向有关当局索取身份证。
他接着说：“然后还要索取护照。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没有任何个人证件，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身上的唯一证件是我的党证，这种证件除了说明我是一个党员以外，说明不了任何其他情况”
当问到政府建议他离开西班牙是否属实时，卡里略说：
“这是我一直最担心的。当我被带到卡拉班切尔时，我担心我正向边界前进。只是在我们到了这个监狱时，我才松了口气。我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一个高级警官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受权通知你，你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你起程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说，绝不可能，我确信你们会这样做，但是，你们不要对此抱什么幻想：三天后我将返回西班牙。”
卡里略说：“有人说我的逮捕是一次预先安排好的行动，它是得到政府某些成员的默许而执行的，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确实我预计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也作好了被捕的准备。”
卡里略说：“在公共秩序法庭受审的时候和现在我们获释以及压制性法庭已被取消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是走向我们党的合法化的决定性的一步。我想指出的是，佛朗哥主义的地堡派说，我们党是‘受国际纪律约束的’，我们‘倾向于搞极权主义’，这些说法都是荒唐的。西班牙共产党不属于任何国际，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示，也不依靠任何人。关于极权主义，我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经常证明是反对它的，我认为凡是通情达理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会指责我们搞极权主义。”
卡里略对前途非常乐观。他对刚开始的一年——这是他在内战结束后在西班牙居住的第一年，很有信心。
他说：“我将三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家里过新年。”
卡里略说，既然他已获释，虽然是保释的，他将开始进行紧张的政治活动，但他将避免激怒政府。
他说：“使政府发怒的事情够多的了，我们不用再增加这类事情了。我们现在在认真准备参加春季的大选，我们将为所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席位竞选，这是将在马德里举行——但不是秘密地举行——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选举以后，大概在秋季，我们将合法地在西班牙举行四十三年来第一次代表大会。”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一月四日电】卡里略今天出席了“九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是自他秘密回国接着被逮捕以来的第一项正式政治行动。九人委员会在即将同政府举行的为今年晚些时候的大选确定基本规则的谈判中，将代表中间的和左翼的反对党。
“九人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个四人小组，以便同阿·苏亚雷斯首相谈判“关于政治上的大赦和承认所有政党的问题”。
这四个人是社会党人冈萨雷斯、自由党人萨特鲁斯特吉、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豪雷吉和天民党人卡梅利亚斯。
这个委员会还说，它很快将指定一个小组去同政府谈判选举基本规则问题，另外再指定第三个小组去谈判其他问题。
这个委员会说，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各个政党以“一致满意”的心情注意到政府最近作出的这项决定：废除政治法庭，军队不再有权审讯那些被控告的恐怖分子和侮辱或袭击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人员。
【路透社马德里一月四日电】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略今天在出狱仅五天后便公开加入了西班牙反对党政治活动的主流。
卡里略在会谈开始前对记者说，共产党不会成为妨碍同政府谈判今年春季的选举问题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