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月号刊登署名韦景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周恩来逝世前后的见闻》，摘要如下：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在周恩来逝世前后，在北京居住。本文记叙他当时的见闻和感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一天将永远载入世界史册。就在这一天，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与世长逝了。当时我正在首都北京，惊悉噩耗，人们无不悲痛欲绝。我也和大家一样，完全抑制不住自己哀痛的心情，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一件人们早有预感，但日夜以惶恐不安的心情希望它不要出现的不幸，终于发生了。事至今日，虽已近一年，但周先生逝世和治丧期间，我在北京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一切，仍历历如在眼前。值此周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愿以此文略表我对周先生敬爱怀念之情，并借此诉诸世人，使人们在沉痛怀念周先生之同时，勿忘愤怒声讨“四人帮”！
在北京期间，从接触过的人中，我感到不少人对于周先生的逝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沉痛悼念，总是和他们同样出自内心的那种对“四人帮”（按：那时人们叫“江青派”或“上海帮”）的极端仇恨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根据周先生逝世和治丧期间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及种种我所感所知的一切，我至少可以断言，在对待周先生的感情态度上，全中国（甚至敢说全世界）人民和“四人帮”是完完全全针锋相对的。
最近得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表示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定意志。这也就是周先生毕生的精神。
周先生在病危时，忍受最大的痛苦，仍抓紧时间处理国内、国际问题。在治疗中，为了同医务人员配合，周先生常用坚强的意志去克制自己极大的痛楚。有时疼得出虚汗。有的医务人员看到周先生忍受这样的痛苦，心疼得哭起来了，而周先生反倒强打起笑容，鼓励他们，让他们打消顾虑。有时在检查、换药过程中，周先生叫秘书念国务院各部委工作简报，同时边忍住剧痛帮助各级干部分析问题，作出决定。他这种高度忘我的献身精神不仅使在场的人们激动得流泪，而且常使许多人在事后听到这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为处理国家大事总是顾不上休息，连在治病中，也是如此，以至医护人员常不得不强迫他休息。的确，周先生以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周先生直到临终前的一刻，也始终忘我地为人民工作。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充分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讣告发布之后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夜，当我噙着热泪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先生逝世的讣告后，我已听到我住所邻近的北京居民的痛哭声。确实犹如晴天霹雳，人们象遭受到最大的不幸。我和我的亲属都悲痛至极，再也不能入睡。大家当即十分悲伤地说起周先生的为人处世，他对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忠贞不移，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感觉到，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对周先生怀念之情，正是大家对祖国和民族前途十分关心的反映，同时也正是人们对毛泽东主席这老一代革命干部的留恋。就以我当时所接触的许多人来说，一种共同的顾虑就是眼见着老一辈的革命家渐渐减少，而党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大权渐渐被“四人帮”野心家和阴谋家所窃取，祖国的社会主义江山能不能牢靠？中国会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用人们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会不会“变色”？鉴于北方有着虎视眈眈野心勃勃的强邻构成的威胁，中国会不会变成苏联的殖民地，堕落成为依附于社会帝国主义核保护伞的仆从？这种为祖国为民族前途担忧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同对周先生逝世的悼念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一月九日清晨起，当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大街小巷中出现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被悲哀所笼罩，就好象当天阴沉沉的天气一样。不少人的两眼已被半个不眠之夜的泪水泡肿了。不少商店营业员自动提早开门，专卖黑纱，店门口等着买黑纱的人沉默地排着队，依次缓缓向前移动。街上大多数人左臂已戴上黑纱。尽管长安街上仍旧照样车水马龙，交通十分拥挤，但是没有欢乐，没有笑容。公共汽车上一片肃静，有的乘客打开了袖珍收音机，广播员由于过分悲痛而显得嘶哑的缓慢的男中音念着“讣告”，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衣襟。而车上有几位青年、中年妇女和几位姑娘——大家显然都在赶去上班、上学——听着、听着，忍不住都大哭起来。我注意到司机——一位中年男子，看来十分刚强——正一面小心注视前方，一面用一只手轻轻擦去眼眶中的泪水。与往常完全不同的是，车上虽然已挤满上班或上学的人，但竟然没有一点谈笑声。下汽车后，我穿过几个胡同，去找一位朋友。我发现到处是一片肃穆、悲哀的气氛。在一个胡同口，有一位看来象是刚下夜班的青年工人，正扶着自行车，聚精会神地倾听从附近一间小工厂的扩音器中传出来的“讣告”。他的表情十分忧郁，也是热泪盈眶的。
在“讣告”发布的日子里，北京城内男女老幼各界市民均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甚至连平日十分淘气的小男孩都似乎变得十分严肃、安静。一位好友对我说，这几天孩子们似乎变得十分懂事。他的一个十二岁的独子，平时十分娇生惯养，通常他总要上课前半小时才爬起来，慢吞吞地洗刷、吃早饭，真是急死人。可是一月九日清晨，不到六点就起了床，约了邻居的孩子——也即同班同学，一起去学校，在写墙报用的小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我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我在悲痛中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包括中国青年一代和下一代都是十分有希望的。由于图片社工作人员的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复印了大批的周先生遗像，在治丧日子里，王府井等到处都排着长长队伍等候购取遗像。队伍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家照样是没有欢乐，没有笑容，营业员和排队的人都哭肿了双眼。我发现王府井附近许多外国人也都戴上了黑纱，神情十分哀痛。从“讣告”发表后，在北京中外人士的反应中，可以充分说明，对周恩来先生的深切哀悼是出自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我在北京的许多日子里就充分感受到这种高尚的感情。周恩来遗体火化日这个星期日是北京市民自建国以来最难忘、最悲痛的星期日。这天是周恩来先生遗体火化日。治丧委员会按照总理遗言，决定将遗体火化时，不少人更感到周先生的英明。火化日下午从四点多起，整个长安街两边都已陆陆续续站满了自发赶来的各界市民。这股人流十分拥挤，据估计，至少近百万，或甚至可说过百万。有不少人，例如我几位亲友，都是全家出动，也有人随身带了干粮，从下午四点起一直等到近晚上十二点才离开。群众队伍从举行遗体告别的北京医院起，经长安街，一直延伸到八宝山火葬场门口。下午五点半左右，当我到达西单街口处，由于群众队伍已挡住了各条通路，因此各种车辆均无法通行，然而人们十分耐心地等候着。
只见护送故总理遗体灵车的车队约八十多辆大小轿车沿长安街从东向西，缓驶过来。我和周围的人群一样，几乎屏住了呼吸，这时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见车辆滚地的隆隆声加上了新闻记者摄影机的声音。
直到车队已向西开去很远，人群中不知是谁，哇一声地痛哭起来，在这一声感染下，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悲痛，于是抽泣和痛哭声汇成一片，打破了西单附近长安街上的寂静。然而人们并没有挪动，至少我是这样感觉到的，人们还要迎着车队，从火化场送骨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从自己同胞的脸上所看到的，除了悲哀痛苦，还加上惶惑顾虑。近百万人聚集在长安街沿路，完全是自发的，却丝毫不乱，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我们的同胞十分善良，有纪律。我在人群中站着，站着，尽管夜已深了，天气寒冷，但人们似乎已忘了这一切。
尽管我不知道人们此时此刻各自在想什么，但我完全理解这种高尚的感情。当人们目送周先生灵车开往火葬场时所爆发的一片哭声，决非所谓“见景生情”的一时激动，而实在是包含着极其深刻丰富的感情和意义的。我想过，人们当时最为难过的一点，就是普遍产生的不安，担心我们送走的不只是敬爱的总理个人，而是（但愿不是）整整一个时代。这种不安之感根源在于以下现实，即：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老一辈创业革命者已渐渐减少，然而眼看“‘四人帮”渐渐夺取党政大权。创业难，守业更艰辛，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深夜十一、二点钟，送周总理骨灰的车队才缓缓从西向东驶来，人群直到目送车队向东驶远后，才渐渐走散。四人帮的反周活动
“四人帮”一伙，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时的丑恶表演及其卑劣伎俩，通过转播电视，已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所看清楚了。我不用在此赘述。当看到江青不脱帽那副鬼样时，我的亲戚当即就骂出声来，当看到张春桥的伪善表演，围观人中就有人连连作出欲呕吐的声音及表情，总之令人十分不满。
实际上“‘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时就已勾结一起，互相吹捧，企图把周恩来从总理的职位上拉下台，因遭到毛泽东及朱德、叶剑英等老干部的反对而未遂。他们一直怀恨在心，贼心未死。总理尸骨未寒，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企图篡权。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近一周年之际，追忆在总理逝世期间的一切，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