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论坛》月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刊登署名文章，题目是《周恩来的功八亿人的爱》，摘转如下：为国为民的一生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大陆人民心头压抑着的对故总理周恩来的怀念之情，象决堤的洪水那样倾盆而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语，再次出现在中共官方的报刊上。很多关心时局的人们过去的猜测现已得到证实：四人帮陷害周恩来，在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禁止大陆人民哀悼周恩来。
然而，周恩来光辉的名字是绝对不会被埋没的。他一生无数感人的事迹，早已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四人帮陷害周恩来，只能更加激起群众对周恩来的深切思念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
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的周恩来，自从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事业。在他漫长而又短暂的七十八年生命历程当中，周恩来担负了无数繁重的工作，为中共，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人民爱戴周恩来，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战略部署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第二，周恩来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他英勇斗争，鞠躬尽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无私忘我，对敌坚定，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维护团结，联系群众，对人热忱，满腔热情，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坚韧不拔。具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物，是极为少见的，但都可以在周恩来的身上找得到。因此，周恩来获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毛周二人的关系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在他所著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这样地比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要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共生共栖’这个词语可能是最好的了。毛和周在作风和个性上很不相同，在三十七年信任和相依的基础上，他们象两人前后坐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
“毛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实际的，对于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着极大的耐心。
“周欢迎巨细无遗地执行计划，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王牌在握的话。周工作得极好。他是一个营造师，不是一个诗人。”
斯诺这段生动的描述，正好恰切地说明了毛周二人的关系。事实上，自从一九三五年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周恩来便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坚决执行者。在历次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都派遣周恩来前往第一线去执行他的部署。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委任周恩来到西安去与当时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逮捕着的蒋介石会谈。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方针，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当时宋美龄对周恩来印象深刻，她陪着蒋介石由西安飞回南京时，曾在飞机上说：“为什么南京没有这样的人才？”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努力，使毛泽东的抗日政策、全中国人民在当时的强烈愿望获得实现：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致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驻在重庆，一方面与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进行斗争，一方面又不断向人民宣传联合抗日的思想。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新华日报》准备对这一事件作系统报道，但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禁止，报上便留下了半版的空白。周恩来悲愤交集，亲笔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将周恩来的题词制版刊在那块空白上。报纸印出后，国民党又不准发行，并派出大批特务拦截。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拿了报纸到街头上去叫卖，报社的人也跟着这样做。最后报纸终于送到读者的手上。周恩来勇敢的行动，给重庆人民、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有一段关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周恩来在重庆演讲的“回忆录”。她说：“对我个人来说，一九四一年春天在重庆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就是周恩来发表演讲。演讲的地点是两座小山丘之间的空旷地，旷地两旁都有人工挖掘的防空壕。周来到以前，会场已经挤满了人群，有些人爬到电杆上，有些人从家里带来桌子椅子，把它们堆叠起来，为了看清楚周。……
“周解释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对它发动的攻击所持的态度，他清楚地说明，一切都要服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不能向那些‘决心出卖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向敌人投降’的人屈膝。他说明某些事情暂时要服从抗战的最高利益的政策。他解说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楚，这是一个婉转说明问题的杰作，但其中包涵不可妥协的原则。……”（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广泛结交朋友落实统战政策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一九四五年八月，周恩来跟随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举行会谈。
周恩来很善于利用会谈的机会，尽量争取各方人士。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爱德华·吴曾这样回忆说：“在这个时期，常常在周先生到达或者离开马歇尔将军的总部的时候，我正因为办事而在总部镶壁板的门厅里，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亲眼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如何争取朋友’一面的实现。
“我记得很清楚，周先生到了大门口之后，不是直接去会议室，而必定是先向当时刚好在前院或者门厅里的既非代表，也非官员的人问好、握手。周带着他那诚恳的笑容和锐利而又友好的目光，走近每一个在场的美国兵、中国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他问候话很短，但是握手却很有力。
“离开时，同样十分热情地同大家一一道别，从来不马虎到笼统地打个招呼了事。周先生在南京期间一直细心地保持这一例常的做法，到马歇尔将军‘调解失败’，他收拾行装回到中国西北延安的窑洞的时候，他已在马歇尔将军的灰砖楼房里工作的美国士官、看门的中国人、园丁和仆人中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尽管谈判破裂，国民党向共区大举进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早已赢得了国内人民的同情，共产党和谈的诚意早已获得海内外人士的称许。周恩来在谈判期间所作的广泛结交朋友的工作，为日后中共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根基。促使中华民族的团结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周恩来便一直出任国务院总理之职。他遵照毛泽东的路线和部署，坚定、细致、耐心地解决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
建国初期，周恩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的副主席和第二、第三届的主席。他耐心地团结国内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对资本家，对国民党被俘军官的政策；使幼嫩的人民共和国迈向壮大，使长期以来象盘散沙的中华民族迈向团结。
美籍华裔学者赵浩生曾于周恩来逝世期间在北京访问了前国民党军官杜聿明、文强等人，请他们谈谈对周恩来逝世的感想。杜幸明劈头第一句就说：“我是总理的学生。”原来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当时周恩来是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杜聿明说，在被捕初期，他仍然是十分顽固的。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周恩来还记得杜曾是他的学生。并一直在关心他，他终于改变了态度。在杜聿明获特赦后，周恩来接见他，并严肃地对他说，我（指周）是“赦人不赦罪”，你过去所犯的罪是不能赦的，但你这个人接受改造了就可以特赦。周恩来还说，是我这个老师不好，当时我没有设法接近你，才使你走上那条路的。周恩来这种充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善于团结别人的风格，实在是令人感动的。而文强在被赵浩生问及当年他当军统特务头子，有没有参与谋杀周恩来的阴谋时，反应是十分强烈的。赵浩生写道：文强“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听了我这个问题，立即放声痛哭。他说，赵先生，你问得好呀，我要给你讲真心话，给总理讲真心话。……”出席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他在台上发表了引起各国广泛注意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演说。英国前首相艾登曾在他的回忆中记述他和周总理在会外接触的情形。艾登写道：“我一直无法，那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使周恩来的看法有所改变……”“周恩来在谈判中一向坚定、沉着、总是争取最佳的效果，即使以他自己国家的尺度来衡量也是如此。”出席万隆会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四月十九日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著名的“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各国通讯社曾报道演说时的情况：“轮到周恩来发言时，在走廊上游来荡去的数百记者，一窝蜂抢入会场，有些竟然站在椅子上。周恩来在弧光灯照耀下走上主席台，全场均屏息以待。周恩来的发言系用中国国语，声音洪亮。他在讲话时，态度安详严肃。会场上除几十架摄影机同时开动的声音外，别无他声。他讲完时，掌声雷动，前所未有，几百名记者一齐冲回楼下记者室，用最快速度，向各报拍发电报。印度尼西亚当地记者立即挂长途电话，向印度尼西亚各城市报馆报告。”
“万隆会议”宣告圆满结束。由于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努力，使这次会议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作大规模友好交往的起点。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所表现的风范——坚持原则、机动灵活、平易近人、风度潇洒，为中共和中华民族赢来荣誉，为海外的华侨争了一口大气。艰苦朴素的生活
周恩来过着极其艰苦朴素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韩素音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个演讲会上向香港大专学生讲话，她回忆了周恩来的生活片断说：“周总理一九七四年，哎！他已经病啦！可是他还是那样，他在飞机场，去迎接那些国外来的首长，政府要人。可是，他自己坐的汽车是破破烂烂的小汽车，十年用的小汽车没有换，他不坐大汽车，他不坐那些大大黑黑的汽车，他不！他自己亲自拿手提包，他不让勤务员提，他自己提。他穿的衣服，也是有的时候穿到膝盖这个地方都有些烂啦，他也没有要求换。”
以上的事例只不过是周恩来质朴生活的一鳞半爪。一个领导人过着如此艰苦朴素的生活，怎能不令人民感动？怎能不受人民尊敬？
（一）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四日电】（记者：吉姆·安德森）赛勒斯·万斯自被提名为下一任国务卿以来，今天第一次会见了苏联大使。这两位官员说，他们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来达成一项新的武器协议。
国务卿基辛格在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午宴，因此万斯便可以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
万斯对记者们说：“我们认为，应该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但是，应该确定具体的时间。”
多勃雷宁又说：“我们希望，（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到这里来进行的访问将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最后得以完成。目前为止，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最近苏联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华盛顿”对会谈“实行的冻结”表示不耐烦了。美苏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将在今年十月满期。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四日电】（记者：巴里·施韦德）多勃雷宁大使今天说，在签订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定之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愿意同当选总统卡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
在同国务卿基辛格和卡特选择来接替基辛格职务的万斯举行午宴之前，多勃雷宁对记者说：“但是，没有什么先决条件。”
多勃雷宁说：“现在就说这样一次会议将在什么条件下举行，还是为时过早。”
当记者问万斯，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何时举行会议时，万斯说，“我们必须看看需要作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但是他说，新政府考虑在九月之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
多勃雷宁说，勃列日涅夫将愿意来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议，“如果情况允许而且我们的关系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他说，但是这取决于时间表、时机和地点，而这都尚未确定。我希望对这里或可能对其他别的地方进行的访问将是为了完成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次基辛格安排的午宴为多勃雷宁提供了多年来同万斯第一次会晤的机会。在万斯所说的进行打算讨论的题目当中包括美苏贸易和中东局势。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四日电】国务院（芬塞斯）一月四日新闻发布会：
芬塞斯宣布，基辛格、被指定为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将于一月八日在国务院共进午餐。
基辛格和万斯曾于一月四日在国务院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共进了午餐。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四日电】今天宣布，当被提名的国务卿万斯同中国驻这里的联络处主任黄镇于星期六（一月八日）会晤时，这将是即将上任的卡特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国务院说，万斯和黄将出席由国务卿基辛格举行的一次午餐会。
中国联络处已设立三年多，官员们说，他们回想起来，预先宣布黄要去国务院，这还是第一次。
显然是为了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国务院在宣布黄将出席午餐会的同时，又宣布在星期二将举行一次由基辛格、万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参加的午餐会。
在卡特即将在两星期之后就职之际，万斯一直在加速步伐同外国的外交官员会晤。
据卡特的过渡班子的官员们说，在多勃雷宁之外，他还会见了日本、以色列、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