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自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情况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来是短期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长期的和经济性的问题；新政权具有宣布新政策的能力，如果政局稳定，中国经济至少在七十年代后几年里极可能一直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本刊讯】美国《亚洲邮报》月刊十月号刊载尼·拉迪的文章，题为《今日中国：经济政策问题》，摘要如下：
要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问题作出恰当的估价，必须了解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济发展的纪录。写这篇背景材料的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一长期的标准来评价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分析人们为解释中国最近经济情况比较差劲的原因而提出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假设。
从长期和比较的观点出发，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征：经济增长率异常高；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对外国财政援助的依赖程度非常小。
虽然“增长已经过时”观点的鼓吹者在西方与日俱增，中国领导人却总是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并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的办法。的确，从一九五二年（内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的一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平均每年百分之六，按人口计算为百分之四。这样的增长率使生产每十二年增加一倍，按人口计算每十八年增加一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工业增长速度特别快，平均每六年增长一倍。虽然农业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但它至少保持跟人口增长同样的速度。考虑到在全国可耕地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很高，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上的进展给人的印象就更深了。尽管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得也很快，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整个时期里一直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要是同幅员广大、人口稠密、而且在开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按人口平均收入同中国相仿的其它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印度是另外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但它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巴基斯坦情况好一些，它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增长率比中国的一半略多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给人的印象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虽然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曾有几个孤立的小块地区经济增长较快而且实现了现代化，但它们仅限于外国控制下的小块沿海地区，如上海和东北（满洲），后者是在日本人的占领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经济整个来说没有持续地保持生产跟人口同样的增长。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突出的特点是资本形成率（总投资额与总产值之比）增长是空前的。在三十年代，这个比率估计是百分之五，内战时期比这少得多；到了一九五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这个比率上升到百分十；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比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对于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资本形成率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它们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本形成率几乎要高一倍。这样高的投资率有两个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可以纠正这样一种幼稚的观点，即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主要关心的是追求革命的理想，而不是经济的进展。显然，革命的理想一直是重要的，但是，除了很少几次特殊情况之外，革命的理想并没有超过高速度发展经济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第二，这样高的投资率说明，中国政府相当成功地推迟增加工业部门的工资，以把利润进行再投资，从而推动工业的进一步增长。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影响我将在下面阐述。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外国财政援助，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其他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五十年代，向苏联借款的总数也是比较少的——在十年期间的借款为十五亿到二十亿美元左右。偿还也是相当迅速的。
中国人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偿还他们欠苏联的债务的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从一九五五年以来，他们付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七十亿美元以上——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这是十分大量的纯资本外流。这些资本外流有一半以上是对其他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最近几年，这种援助开支每年达四亿美元左右。这个数目相当小，但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说，中国的经济援助几乎同美国一样慷慨——两国都以每年全国生产的百分之零点二左右作为经济援助。总之，中国是欠发达国家中唯一不但只依靠最少量的外国信贷，而且还能够维持它自己获得相当成功的对外援助计划的国家。
把中国同印度作个比较还是有盒的。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几乎一直是有外贸逆差的。这种逆差主要由来自西方的外援和资本输入提供资金，最近几年苏联也提供了资金。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二十年间，印度得到的纯资源转移数额（进口减去出口）在一百三十亿美元以上。印度实际上一直是全世界发展援助和优惠借款最大的受惠国。但是，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援助，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的增长率一直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经济增长和极少依靠外国金融信贷的相当良好的长期纪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中国最近三年的经济情况比较不利。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总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落后于长期以来的平均增长率，并且出现了空前的贸易逆差。这些事态发展使目前的领导遇到了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最深远的经济问题。
意义最重大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到不及长期增长率百分之十二的一半。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率只增长了百分之六，一九七五年上升为百分之九，后来下跌到去年只增长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或者更少。许多省份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增长，甚至在少数情况下，在过去三年里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明显下降。例如，河南省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城市洛阳，在一九七六年大部分时间里，十二家主要的工厂有十一家关了门。因此，去年洛阳工业产值实际低于十年前的产值。
除了工业生产增长率明显下降以外，农业部门在过去五六年，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以来也进展缓慢。一九七六年的谷物生产水平仅保持为一九七五年的水平，或者实际上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好。但是收成差的还不限于粮食。一九七六年的大多数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下降了，大豆和菜籽的产量下降，棉花生产连续第三年下降。粮食和其他作物生产情况停滞不前。
最后，反映过去三年中国经济情况下降的是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一九七四年，由于出现世界性通货膨胀，从西方进口的工业品价格猛涨。同时，西方对许多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需求减少了。因此中国有八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中国人大力压缩进口的增长，同时设法增加出口。结果，一九七五年贸易逆差减少了一半，大概在一九七六年就消除了逆差。（美国政府初步估计，一九七六年的贸易顺差为八亿美元。）由于压缩了进口，按具体的物品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在过去这两年里实际上是下降了。总之，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者发现他们的计划经济很难适应变化很大的世界市场。
关于最近经济情况发生严重逆转的原因，人们提出了若干假设。
很清楚，最明显的假设是把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不妙归因于政局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四月初清洗邓小平副总理，接着猛烈攻击一系列据说是邓小平制定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看来同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阐明的经济发展总政策只有细小的差别。现在回想起来，早在一九七三年末，政治事件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工业企业中引起了很深的派别分裂，造成工人在工厂中怠工，运输系统普遍混乱。最明显的是浙江省，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
虽然在一九七五年局势趋于稳定，也有了一些恢复，但是去年（一九七六年）又出现了不寻常的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定的局面。在一九七六年已看得很清楚，其影响不仅是长期关闭工厂，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对原定一九七六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一致支持。显然由于毛夫人的追随者提出反对意见，这项计划中体现的一些重要政策受到了尖锐的攻击。
第二种假设是，经济情况尤其是工业部分的情况下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就越来越难了。结果是，虽然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幅度相当高，但是最近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提高。
第三个假设表明，由于投资资源分配不当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率下降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先进的制定计划的技术，中国制定计划的人可能忽视了经济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根据这种看法，投资长期分配不当现在已经在整个经济中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据认为被忽视最严重的一些方面是煤炭和运输。例如运输能力的短缺助长了生产上的拖延现象，因为不能按计划提供投入生产的重要物资。从短期来看，煤炭缺乏使得其他工业的增长速度也降低了。长期的影响是，工业越来越多地用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来源来替代煤炭，这样就会减少出口石油的数量。
第四个假设认为，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农业给经济的其他方面造成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已被迫把越来越大的一份投资资源放到农业方面，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以养活目前每年增加的大约一千七百万人的人口。要在固定面积的可耕地上生产足够的粮食，这种经济状况是相当不利的。由于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用在少量的固定数量的土地上，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状况。
最后的一个假设认为，经济情况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份河北省发生的地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次地震，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命的损失和物质上的破坏是巨大的。
看来，说明近年来经济情况比较差的最重要的可变因素是政治混乱和地震，而不是长期的结构方面的原因。此外，看起来政治上的不稳定是无法正式实施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原因。
结构方面的一些因素，尽管向领导班子提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长远问题，看来还不是造成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情况下降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肯定是一个长远问题。由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缺少关于投资资源的分配情况的可靠资料，认为投资基金分配不当或农业负担日益加重的假设是否正确，是比较难于估计的。
对于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情况的上述估计如果是正确的话是有几点重要含意的。第一，这一估计表明，一九七七年的经济情况极可能有比较快的回升，如果政治局面稳定，也许至少在七十年代的后几年里，极可能一直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过去几个月中国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似乎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
这些会议的基调是恢复持续迅速的经济增长。将要再次强调严格的成本核算，通过加强工厂管理人员的权威来改进企业管理和集中进行计划工作。新政权具有宣布新政策的能力，这表明在一九七六年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关于作出经济决定的过程陷于瘫痪的状况正在结束。
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乐观估计的第二个重要含意是，一些重要的和以前曾引起分裂的经济政策问题已经解决。在这些问题中最有决定性的是工资政策和对进口的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问题。（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对工资结构进行有限调整的作法，包括增加平均工资在内，对劳动生产率将起很大的正反馈作用。这种反馈作用将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且从而使中国人能保持一种很高的投资比率和加速生产工业消费品，这样便可避免通货膨胀。总之，工资政策对中国领导来说不一定是一种不利的形势。它也许只要对用于工资的经费作有限的增加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好处。
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外国技术和如何筹措资金以便用于支付进口成套设备和其他设备。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中国人也取得了某种一致的意见。中国人根据“延期付款”的规定，接受了中期贷款。这种“延期付款”的规定允许中国人在完成了建厂工程之后才开始的五年期间分期偿付进口成套设备的款项。结果，在一九七四年和七五年，中国人积累了约十五亿美元的外贸逆差。
最近的迹象表明，自力更生的政策有了进一步放宽，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人将大大加快他们进口成套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步伐。总之，中国人对外贸活动大概已经采取了一种比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所看到的要实际得多的看法。国内经济情况最近下降的最明显的方面之一，就是中国人设法保持大量进口成套设备、机器和其他设备。这是与以前的经济衰退有着明显不同的。
中国人看来至少目前已经解决了一九七六年大部分时间中进行的在外贸策略问题上引起分裂的争论。去年中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明如果要实现他们雄心很大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话，就需要有选择的进口西方技术。这些文章所强调的似乎主要是关于“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毛主义的格言，而不是排除进口或缩小对外贸易。这些文章表明虽然中国人目前肯定不准备考虑让外国直接投资，甚至是搞联合企业，但是在进口方面的主要障碍是财政方面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最后，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增加出口问题采取一种新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同过去居支配地位的态度相当不同。中国人为了扩大他们的出口市场，在对中国货物进行检查、按照美国的办法进行试验和贴标签等方面，都采取了远为灵活的态度。
中国自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状况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来是短期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长期的和经济性的问题。对这些短期因素的不利影响似乎正在迅速减少，主要是由于新政府在过去六至八个多月的时间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然而，即使可深信不疑地预言今后在政治上是稳定的，新政权还面临着长期的困难的经济问题。以上分析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问题从潜在的可能来说是能够解决的，但是要解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短期内，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一九七六年的歉收使得不得不安排大大增加进口粮食的订货。由于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开支急剧增加，必须对进口机器和设备的数量作某种削减。
虽然从理论上讲，将要进行的工资调整能够使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可以不需要在通货膨胀或削减投资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能否产生这种结果是毫无把握的。调整工资如果处理不适当，可能引起一阵日益强烈的期望，这种期望将会造成削减投资，并且可能大大扩大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而在保持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不致过大方面，中国迄今为止是做得非常好的。
最后，这个国家的领导需要对如何分配资源作出一些困难的决定。例如，尽管它也许愿意继续把很昂贵的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削减到最低限度，但是如果他们要合理地运用这种战略，他们必须对延期运交货物以及其他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作出相当精确的估计。简言之，中国最近几年情况不好肯定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因此要回到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上来，将需要在经济上作出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