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写的报道，题为《中国发射第六颗人造卫星，显示了科学和军事力量》，摘要如下：
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用横贯第一版的大标题报道了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这次发射是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第六次。在积极开展反修防修运动的情况下，这次发射具有显示中国科学、军事技术进步的重大政治意义。第六颗卫星的重量、轨道和倾斜角等都未公布，但是，据当地的军事人士认为，比去年发射的又进一步，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射时，首次回收成功，因而可以预料，这次是在上次基础上使技术方面的精度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射人造卫星的有美、苏、法、日、中等五个国家，但是有回收能力的只有美苏中三国，由于中国发射第六颗卫星，可以认为，大大超过日法两国了，更加接近美苏的水平。
中国发射卫星与该国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有密切联系。政治上的意图是为了打破美苏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体制和牵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特别是同苏联有六千公里的边界，百万大军继续处于准备打仗的紧张状态。苏联一方面在中东、亚洲、太平洋进行军事扩张，一方面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等以扩大其影响。因此，正当这个时候发射第六颗卫星，其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美国共和党总统福特提出维持美台军事合作，对华政策有明显后退，这次发射卫星就包含有对今秋总统选举进行政治示威的意义。
从国内方面看，说明军队现代化正在稳步前进。连续发射人造卫星并提高了诱导的精确度，这是肯定无疑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全面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也强调了加强军事。可是，与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相联系，因邓小平下台，许多人认为军事现代化可能会停下来。这次发射卫星的结果是，用事实反击了外国的这种看法，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挥了增强国内团结的效果。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一日载文说：美苏平均每月发射两颗到四颗侦察卫星，可以认为，为了对抗美苏，中国也表示它拥有定期发射卫星的能力。
总之，可以肯定，旨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中国，通过发射六号卫星，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份量。
【法新社北京八月三十一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昨天又发射一颗卫星，这是一九七○年四月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的第六颗。
观察家们普遍一致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一个月前唐山发生地震后坚持贯彻这一计划，是为了让人民放心：尽管发生了这种巨大自然灾害，中国将排除困难，继续前进。
除此以外，这次空间行动有助于证实毛主席的一条重要指示：“人定胜天”，自从唐山发生大灾以后，这句话已成为一种反复强调的口号。
中国最有意义的空间试验是一颗卫星在发射一周后于去年十二月二日软着陆。这次试验引人注目地证明，经过只有六年的研制工作，中国在空间科学上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三十一日电】关于中国昨天发射到地球轨道上的一颗新的人造卫星，还没有公布任何技术材料。但是，和以前几次一样，关于发射这颗人造卫星的公报充满了政治术语。公报说，这一胜利是“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的。
中国发射的这颗新卫星引起了在北京的观察家们的注意，因为，这颗卫星的发射证实了中国在成功地继续实现自己的宇宙计划。
中国加入宇宙竞赛比较晚，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每一成功都引起特别注意。在这方面，它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以布博士来代替基博士吗？》的评论，摘要如下：
据报上所说，总统候选人卡特的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的建筑师。
如果布热津斯基博士取代基辛格博士成为国务卿或者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将赞成什么政策？
从布热津斯基的文章中可以判断，他的对外政策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布热津斯基象基辛格一样显然认为，美国不可能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代中的力量地位。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外交季刊》上写的文章中说：“新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以及不发达国家内的各种巨大的革命变化，完全排除了美国一度在世界上所处的那种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并不认为苏联是全球性的威胁力量。他说：“目前看来，它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大陆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
布热津斯基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外交季刊》上写的文章中，认为出现了“全球性的人文主义”。他还说，如何对付共产党世界“可能不再是”美国的“主要问题了”。但是苏联人越来越咄咄逼人，显然决心要取得军事上压倒优势。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必须减少在拉美的霸权。”人们不知道代替它的将是什么——是古巴霸权吗？
只要读一读布热津斯基的几篇文章，现实主义者就有理由感到担心。他想象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主义者所看到的世界。例如，他在谈到苏联和美国时说：“在两个社会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主要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
如果布热津斯基博士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建筑师，他建筑的大厦对美国人民来说大概是不安全的。
说美如从内政原因出发，急于同苏鉴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就失策了；苏在中欧裁军谈判中的短期目标是减少美在欧驻军，长期目标是防止西欧防务共同体形成，西方不能上当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十八日以《我们不应吞食莫斯科的诱饵》为题，刊登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同该报记者库·莱斯勒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现在有迹象表明，福特总统的政府可能在大选前在同苏联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还都是猜测。但是鉴于目前美国的形势，我怀疑苏联人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迅速取得进展是否感兴趣，除非达成一项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协定。如果我们单纯从内政原因出发现在过于急迫地要这样做，那我们就失策了。这样我们就使自己受到时间上的压力。这样作就会再次出现“短时间谈判长时间后悔”的典型事件。
问：在竞选中，福特的共和党对手里根指责福特和基辛格，说美国今天落在苏联后面，还只是第二大国，其责任在他们身上。福特和基辛格为自己辩护说，美苏之间大体上的力量平衡就足以维持西方的自由。您对今天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是否有一种危险在逼近？
答：一段时间以来的发展趋势对西方不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大体上的力量平衡”是指平均力量对比。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考虑到，有许多人就是淹死在平均只有半米深的河里。“大体上的力量平衡”这句话丝毫没有表明我们会受到伤害的方面。
但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过去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遥遥领先，它可以对苏联可能的冒险性起遏制作用。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没有了，这就是说：遏制因素也小了。
如果人们看一看苏联周围的常规力量对比——在西欧，在近东，甚至在东北亚，那么就会看到，优势一直在苏联及其盟国方面。美国在西半球是最强大的力量，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会受到伤害的那些地方。
问：那么今后的前景如何？国会多年来第一次对今年的国防预算没有作重大削减。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是只是今年大选年的一个现象？
答：一部分原因在于大选年出现的一些独特因素。但主要因素是公众舆论在军备问题上的情绪变化。舆论表明，它希望看到我们的实力地位的消蚀能够停止。这是主要因素。也许明年我们会看到国会内削减军费趋势的复活。但不会达到过去年代里那种大刀阔斧削减的程度。
问：在关于核均势问题的讨论中，最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这一方还是另一方可能的“第一次打击力量”或“对付军事力量的能力”。这说的是，例如苏联是否能在可望及的时间内建成足够的核打击力量，以便能通过一次打击就毁灭美国的威慑力量或者使之受到如此程度的削弱，以致在苏联看来是可以冒这一风险的。您对这种形势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双方距离“第一次打击力量”都还很远。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是幸运的。但使我担忧的是，苏联正在如此大力地提高它的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命中率，在装配多弹头，如此等等。由于这种技术上的改进，在四至五年内就可以造成对我们的还击力量的巨大威胁。（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但苏联人还一直不能使我们的导弹潜艇失去战斗能力，我们的轰炸机力量完全有可能保留下来。尽管如此，苏联人的力量的加强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但即使如此，苏联人还不能冒险进行第一次打击。
问：联邦总理施密特曾谈到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如果在罗马共产党人上台的话，人们就不再向意大利提供经济援助。这种手段合适吗？
答：是否合适，我不能断定。但是，不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态度有任何怀疑，但愿对我们将来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怀疑。苏联人及其盟友们说得非常明确，他们说，他们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政策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我们不应该允许：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联盟各国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角逐场来对待，另一方面我们向他们保证在那些共产党人执政或有可能上台的所有地方继续维持现有状况。
问：我们已经把赫尔辛基给了他们，但是难道我们还能再把罗马给他们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怀疑，我们在赫尔辛基条约中所付的代价是否合算。我们不能再多给了，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如果赫尔辛基条约被当作是维持现状的手段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遵守它。但是，人们不能保证铁幕一边的稳定，而允许在铁幕的另一边继续削弱。
问：最近在西方联盟内对此有过不一致的看法。现在一些西欧盟国对联邦共和国产生了恐惧，因为它变得太强而有力了。终有一天它可能会谋求霸权地位。
答：我们的其他一些欧洲盟国可能产生这种恐惧心情。但是，我既不能有这种心情，也不能对这种心情表示理解。
联邦共和国自战争结束以来所采取的态度可为表率。它支持了欧洲的联合，它避免出风头，它一直是拘谨的，它总是一起承担负担。
而另外一些盟国却不太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这些盟国愿意减少德国相应的贡献的话，那么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即它们应该自己做它们所许诺的事情，这样就要做更多一些事情。
问：一种恐惧心理是，如果北约组织（例如南翼）继续削弱的话，美国可能转而同联邦共和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双边合作。
答：我认为北约组织有被削弱的危险。如果这种削弱达到在某些猜测中所担心的那种地步，那么加强美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双边联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不希望这样做，但是情况强迫我们这样做。
问：您前面提到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的问题。这些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缓和政策的这一方面是否完蛋了呢？
答：如果苏联人不马上接受西方提出的某些标准的话，那么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完蛋了。我们不应该受到任何压力的驱使，去再缔结一些糟糕的条约。从前，桑塔亚纳曾给狂热者下了一个定义，说狂热者是一个越没有目标干得越起劲的怪人。我认为用这一定义来说明我们在过去几年如何同苏联人举行许多次谈判是非常恰当的。如果这一定义也适用于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会谈，那我就非常担心。
在过去两年内，从欧洲撤军的迫切要求在美国不见了。因此，我们现在不受任何压力。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参加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所抱的目的：通过增加北约和华约之间战线上的均势的稳定性来加强西欧的安全。我们既不应由于内政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而牺牲这一目标。
我对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忧虑大大超过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忧虑。由于我们占优势的技术，我们能够不受一项也许并不是每一方面都是完善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之害。但一顶糟糕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协定却会削弱西欧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疑，西方联盟是否能够幸存。
苏联人一直追随两个目标：他们企图把联邦国防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企图阻碍向着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西欧防务共同体的进展。这些就是他们的长期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们在维也纳向我们伸出了据说是短期的诱饵——大概是迅速裁减美国军队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吞食这一诱饵。
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谈判。我们应该带着实现双方等量这一目标进行谈判，正如我们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所规定的共同限额一样。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等量的原则。
苏联人一方面在西方占有优势的战略武器问题上要求实现等量，但另一方面，在他们占优势的方面却企图保持他们的优势。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种做法是不能促进稳定的。
问：卡特州长在他的关于将来的防务政策的讲话里说，“美国在国外的驻军太多”。他谈到了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问题，也谈到了节省防务预算的问题。这是否是暗示呢？
答：我认为这不是暗示。我确信，卡特和民主党今天完全支持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他们也许想在作战部队同供应部队的比例上改变我们军队的结构。但我不认为普遍的担心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