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葡萄牙《快报》九月十日发表社论，题为《毛泽东：伟人及其遗产》，摘要如下：
人们知道，宣布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各方面的反应都是感到震惊，因为毛泽东已超出了民族领袖和一次取得胜利的革命的领导人的狭窄界线，他不仅同中国的历史，而且同全人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很久以来，毛泽东就不仅仅只属于中华民族，而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在改变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面貌的同时，毛以他的榜样和业绩改变了世界其他四分之三人口的面貌，不管产生怎样的反应。自中国共产党建立时起，毛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懂得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国家。从他的经验中产生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指明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缺乏物质条件情况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在反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美国和苏联的斗争中，毛证明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反潮流精神。
毛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象列宁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新纪元。毛泽东推动建设的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崭新的国家，一个必将达到更先进阶段的国家。这个中国、这种思想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业绩和遗产。
【本刊讯】在纽约每周出版两期的《解放通讯社新闻稿》九月十一日发表题为《从集体中来》的社论说：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进行了反对外国统治和掠夺的解放战争，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和行动今天还继续鼓舞和指导着全世界的革命者。
“他对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和其他革命领袖创立和发展了的学说，并将这个学说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他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革命的科学，为过去的领袖们从未遇到过的局面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家通讯社九月十五日一期新闻稿还刊载了乔治·希尔德布兰德的题为《毛泽东：一位伟大导师逝世了》的文章。文章说：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从列宁以来最重要的革命领袖。
“毛主席的领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为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了方向，但是他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中国国境。他希望人们主要把他看作教员（导师），这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的极端明确的、纯洁的思想将继续指导世界各个角落的革命者的实践。毛的全部事业的核心思想是斗争哲学——必须同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
“在六十年代，毛主席领导中国进行了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活动之一——向执政的共产党发动进攻，而领导这次进攻的正是这个党的主席。毛主席警告中国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对中国出现了赫鲁晓夫已经在苏联推行的某些政策的翻版感到不安：工厂管理人员和党的官员的特权越来越多，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却削弱了工人对企业的管理。
“毛主席看到，这种倾向破坏了革命精神并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觉悟。这样一来，马克思和列宁的目标——建立一个消灭阶级、劳动人民能自行组织生产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社会
——就要放弃。这就是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实践——的原因。
“毛泽东主席对革命的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在把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的实践中，他找到了解决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办法，大大地丰富了世界革命的遗产。毛主席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由于他对人民的能力有正确的估价。如他自己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度过了非凡的革命的一生，充满了斗争的一生，他始终有勇气从实践中得出科学论断，尽管他不得不‘反潮流’。在这样一位有丰功伟绩的人面前仅仅表示悲痛看起来是不合适的。一切地方的进步的人将重新研究他的思想，学习可在目前这个时期应用的经验。”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九月十三日刊登该报副主编米凯莱
·蒂托的文章，题为《毛泽东逝世使克里姆林宫同欧洲共产主义间的危机尖锐化》，摘要如下：
毛逝世后的中国使苏联和西欧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加剧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莫斯科根本不承认毛泽东，而西方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提到、甚至强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莫斯科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不得不做出明确的选择：它或许要在一个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时刻告诫说，思想意识方面的霸权必须归于苏联党。西欧的共产党人作出了他们的间接回答：在赞扬毛的同时拒绝了苏联的霸权企图。不仅如此，在东欧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同苏联不同的立场。
在中国事件面前，也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面前，苏联现在处于孤立之中。莫斯科现在处于比以前更加困难的情况之中，它的在共产主义世界遭到反对和拒绝的霸权问题现在比以前更成了问题。
在欧洲，意共第一个起来向苏联挑战：一九六四年开始确立自己的独立，一九六八年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同中国站在同一条路线上，在任何场合都拒绝有限主权的理论。如果没有意共，在今天就既没有西方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也没有东欧集团内的动乱。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不能不说中国的态度是“不可解释的但问题在于，真的是不可解释的吗？
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于中苏分歧的深刻原因和性质也许有错误的估价。中国人认为，在两方之间的中立是不能允许的，分歧的历史本身也不允许中立。当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时，中国是孤立的，处于危机之中，经历着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以自己的独立应付了这种危险。中国人认为，这是暴露真相的时刻：在那时，意共阻止对中国进行谴责，但并没有保护中国，还批评中国的分裂立场。
对苏联很勇敢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分歧不应当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造成破裂，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兄弟团结”的道路已经堵死，因为苏联确立自己的霸权原则拒绝了这条道路。中国人认为，意大利人在这一已经成为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面前是“虚伪的调解人”。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九月十二日刊登麦克法夸尔的文章，题为《驯服了中国的那个人》，摘要如下：
毛既是革命的战略家，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作为前者，他的成就已是很清楚的了；作为后者，只有事后对历史的认识才能证实他的贡献的伟大性。
毛领导他的中国人实现了他们一百年来的理想：驱逐帝国主义，恢复中国的力量和自尊。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列宁主义原则，因为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实现他的目标的一个理想的蓝图。但是，使他与他的同事们相区别的天才也使他抛弃了一整套的苏联“典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于中国的情况。
毛很快认识到发动城市政变这个列宁主义典范在绝大程度上在农业国的中国是非常不起作用的。农村必须是革命的熔炉，农民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在二十年的武装斗争过程中，毛使人民战争的战略臻于完善：在“解放了的”农村基地建立农民军队，逐步包围和夺取敌人占领的城市。
在整个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进行的战争中，共产党人在受攻击之下放弃了他们在江西省山中的第一个根据地（一九三一——一九三四），然后在共产党人先是向西、后又向北撤退而在中国进行的六千哩的史诗般长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以后，毛的战略肯定下来了。日本在一九三七年进行的入侵使毛把爱国主义灌注到他的战略之中，这种结合使他在战后对蒋介石的领导无方、士气沮丧的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毛首创了同样强调农业的一种新战略。现在，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在第三世界的其它地方也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只是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才认真而彻底地执行了这一政策。
因为，毛的发展战略所涉及的不仅是重新安排轻重缓急的次序。实现现代化还要求使中国人相信，自然将是他们的奴仆而不是他们的主人。毛的许多关键著作使人深切认识到这样一个主题：毛有能力控制和塑造他的环境。他相信有组织的和领导有方的中国人有能力在生产方面取得伟大功绩并克服天灾，这种信心一再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对自然的这种新态度使他们在今夏遭到地震灾难之后经受住考验。
但是，单是经济发展还不能保证毛所希望的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的建立。不错，工业化培育了出类拔萃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更重要的是毛由于越来越担心他自己的革命发生苏联式的蜕变——即蜕变为官僚主义压迫和僵化的东西——的危险，而于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化革命，以打破党的官僚机器的控制和鼓励群众民主。
他规定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来医治知识分子和官员历来轻视工农的毛病。他设法调整大学录取办法，使工农兵的子女能有资格受到高等教育。意识到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疏远和隔绝，他曾以培养一代新人作为目标，这些人对于农业、工业、教育和打仗都内行，他们无论是在公社里，还是在邻里组织中，都无私地献身于集体。
在毛去世时，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达到了他的一些目的，他的接班人会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工作。
毛还完成了另一场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的革命，因为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一直是西方外交中的一个因素。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外界来说，这可能证明是毛主席的最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