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怎会符合佛教的所谓“不杀生”的基本教条呢？这些所谓“虔诚教徒”的赤裸裸的虚伪，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令人震惊。这些喇嘛给奴隶的命令是：若奴隶在犁田时见到一条虫，他们必须小心地把它放到一边，因为这条虫可能在来世变成一个人。喇嘛们平时连一只苍蝇也不杀死，但对待任何违反他们命令的奴隶，却没有这样的良心上的责备。一个奴隶可能被鞭打至严重受伤，结果在刑罚完毕后死去（这些事情很经常发生）。这样，由于死者不是在被鞭打的过程中丧生，因此，喇嘛声称自己并没有违反教条。而且，他们把这些刑罚宣称为是对受害者有好处的，会替受害者带来较好的来生。有些寺院兴建新建筑物时，会把一些儿童活生生的埋在地基里。那时，喇嘛也用同样的推理来使这件事情合理化。他们说：“这些儿童应该对得到这样的死亡表示感谢，因为它会替他们的来生带来幸福。”
所有这些，就是西方人所羡慕的“世外桃源”了！
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重新在西藏建立其统治权时，他们面对一群长期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中的人民，这些人非常害怕大领主和喇嘛。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初时非常忍耐及小心。虽然他们知道，与当时西藏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统治阶层那些令人震惊的暴行及压迫是不能被容许其继续存在的。
一九五一年的西藏，是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力供应（除了英国人在拉萨遗下的一座小型旧发电站）的地方。那里没有汽车、工业、电话通讯和学校（除了几间由寺院指定的宗教学校外）。那里也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服务（除了英国使馆有一名专为最高统治阶层服务的医生）。统治阶级把汉族人说成非常可怕，告诉人们不要与他们合作，并告诉人们处处与解放军为难。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一年所面临的情况。但是，更难于应付的，是统治阶层对普通人民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情况，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最大的耐性进行工作。他们不去干涉寺院，达赖喇嘛的权力也未受到制裁。人民解放军第一件优先进行的事情，就是使农奴和奴隶们了解人民解放军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因而一旦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因恐惧或迷信，而站到长期以来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统治阶级一边。八年来，人民解放军以最大的克制进行工作。我相信，这个正确的政治行动，将作为最优秀的榜样而永垂青史。他们向农民分发种籽——虽然地主往往把这些种籽抢走。他们又把数以万计的金属耕具送给农民，因为农民仍然用最原始的木制工具种地。可是，这些新耕具很多都未能分发出去，因为有人告诉农民谓金属东西会“使土壤中毒”。人民解放军还很谨慎地开设了诊所和学校，虽然这是寺院所反对的。就这样，人民解放军慢慢地克服了人民原先的疑虑。人民解放军还利用这段时间去修路，并向协助修路的西藏工人发给工资。这对西藏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鲜经验，因为他们一贯以来就被统治者无偿地驱使去服役。人民解放军甚至在修路要占用地主的土地时，也以高价补偿。他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建设一个交通系统和设立市与市之间的电话线。
因此，当冲突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发生时，他们已完全有准备。
最后的冲突也不是由解放军挑起的，而是统治阶级发动了一次公开的叛乱。到这个时候，广大人民已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要来解放他们的，因此他们并不支持叛乱。事实上，这场叛乱只是一场范围很小的事件，只影响及拉萨一地，在四十七小时内便平息了。达赖喇嘛及其三千多个近身随从逃往印度。早在叛乱发生前，统治阶级已把黄金和数以百万计的金钱送到印度去，因为他们也知道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与解放军冲突，而他们是会失败的。
统治阶级的公开叛乱和达赖喇嘛的逃亡，对西藏人民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开展真正的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几乎立即改变过来。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只要找到教员或有教员从中国其他地方进入西藏，便立刻成立学校。还有设立诊所、医院，开展灌溉计划。大量的物资从中国其他省份沿着解放军修建的长达二千五百公里的公路，越过高山，源源运进西藏——直至今天仍然如是。在其他省份安装好的水电厂成套设备，拆散后由卡车队越过山岭运到西藏再装配起来。一座座的工厂也是这样带入了西藏，为西藏建设一个工业基地。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看见偌大数量的物资翻山越岭地运入西藏。我在这房间写稿时，环视周围，便可想象到曾有多少物资，要这样翻山越岭运来：电灯、电线、钢架床、暖炉、水管、浴室设备、门扭、窗门玻璃、床单等等，而且不但整个拉萨是这样，其他城市亦如是。还有到处进行的庞大建筑工程所需的钢筋混凝土、重型挖土机、铺路用的沥青、吉普车、汽车、数以千计的卡车、拖拉机、收割机——这些都是要运进来的。百货商店中的货物很多是来自其他省份。印刷藏文课本的印刷机、中学用的化学仪器、药物、Ｘ线和手术设备——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其他地方。正是这些惊人的努力，使得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自一九五九年后稳步上升。这些，就是西方所叫嚷的所谓西藏人民遭受到的“压迫”。
仍然有——而且是汉族人自己首先承认——一些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和大藏族主义。这个有待时间去完全根除。但我们看到数不清的例子，说明汉藏关系很好。（中）
【本刊讯】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出于同中国平衡而重新燃起西伯利亚热》，摘要如下：
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为团长的经团联访苏代表团应苏联政府邀请，决定从八月八日起访苏一周。苏联牵制“亲华”
土光任会长以后，经团联派两个代表团出访，第一个代表团是去年十月访华，第二个代表团就是这次访苏。可以认为，这表明，我国财界对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抱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争取对中苏开展等距离外交。
这次访苏本来是在苏联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才实现的。财界人士指出，苏联对日本财界自去年土光访华以来突然出现亲华倾向而感到紧张。确实，参加去年访华代表团的人都留下了“中国是可信赖的伙伴”这种强烈印象。没有参加去年访华团而将参加这次访苏的近铁公司董事长（经团联副会长）佐伯勇近几年来也频频访华，促成了在大阪举行中国展览会，经团联的许多首脑人物的亲华色彩是强烈的。
从这次访苏邀请中，可以强烈地感到苏联方面要给这种密切的日中经济关系打进楔子的意图。
但还不只是出于这种政治意图。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由于农业萧条而陷于困境，在从今年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苏联也把发展农业列为最大重点，谋求重建经济。在开发其将成为巨大支柱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方面，苏联需要日本的合作。工程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财界曾抱有强烈关心的开发西伯利亚和开发秋明油田的计划，前年实际上取消了。自那时以来，人们感到，日本方面的热情有所下降。
但是，日苏经济合作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这些是由于，日本财界认为，向中国一边倒无论如何也是作不到的。
据说，土光会长等人将会见柯西金总理和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等政府重要人物，探索日苏经济关系今后能加深到何种程度。人们感到，中国批判走资派以来日本财界倒向中国的程度将因这次访苏而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泽英武十六日发回的消息，题目是《苏联对经团联代表团寄予期望》，摘要如下：
苏联似乎对由土光会长等经团联首脑组成的访苏代表团预定八月上旬的访苏寄予莫大期望。塔斯社十五日传出了苏联外贸部发言人的谈话说：在经团联代表团访苏时，“将讨论促进日苏贸易和经济合作问题”。这种“预告报道”通常都是在代表团抵达前的一两天发表，但象这次这样提前三周发表，说明了苏联方面非常重视对经团联代表团的邀请。
苏联认为，西伯利亚开发计划成功与否，是今后苏联经济发展前途的生死攸关问题，所以积极努力推进这项计划。在日本经团联代表团访苏的背后，毫无疑问，苏联方面对日中关系的考虑也在起很大作用。
虽然日中关系处于静观动向时期，但是将来日中关系的进展情况将成为苏联不安的种子。因此，作为苏联，已有必要为把日本拉向苏联方面打下基础。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佐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二西伯利亚铁路，日本热，日本的机械成为建设机械的“主角”》，摘要如下：
第二西伯利亚铁路的施工现场，现在成了一个相当大规模的日本建设机械展览会。
日本制造的推土机、起重机等建设机械的厂商的名字，甚至已经成为日本的同义语。
日本以及西方的机械在西伯利亚第二条铁路的铺设中正要占主力的地位到如此地步，这实在是一件新鲜的令人惊讶的事情。记者参观了工地以后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情况具体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领导机构现在想要把从西方引进机械这一点置于新五年计划的经济战略的中心。
据贝阿铁路建设总局说明，在铺设工程中使用的推土机总共是一千五百台，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日本制造的。一千五百台挖土机中，六百台是进口的，其中七十台是日本制造的。据说二千台起重机中百分之三十是进口的，这些进口的起重机差不多全部是日本制造的。翻斗卡车是九千辆，据说一半是西德制造的。
要在冻土上修筑坚实的路基，就要用大量的泥土和沙子，必须从周围的山上挖取泥土和沙子。在这个挖掘作业中使用的挖土机和推土机，大部分是日本制造的，而把挖出来的泥土和沙子运到铺设线路现场的翻斗卡车则是西德制造的。
看到这种事实，就非得到这样的印象不可，即：铁路的铺设工程是在实际地贯彻执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对西欧经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