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六月十日电】题：藤山向三木首相汇报，中国希望早日缔结条约
三木首相十日上午邀请访华后回国的自民党议员藤山爱一郎到首相官邸，听取了藤山以中国方面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态度为中心进行的说明，并进行了交谈，历时大约一小时。
藤山根据会见中国总理华国锋等情况，说明了中国方面的基本态度：
（一）中国方面希望尽快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二）但是，无意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后退；
（三）关于反对霸权，日本方面提出了种种要求，这是违反原则的，这样，就要一直等待（直到日本方面同意中国的主张为止）。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会谈后，藤山向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一、我认为有必要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因此应首相的要求我同意了举行会谈。
二、首相没有特别发表什么意见，但是热心地听取了汇报。他对缔结条约抱着比以往更大的关心听取了说明。
三、首相说“反对霸权”是“一般原则”，但是，中国方面认为日中联合声明的第六、七条的反对霸权条款是最“一般的原则”，中国的态度是“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是一般原则”。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日报道：
藤山爱一郎十日上午到首相官邸会晤三木首相，以同华总理会谈内容为中心进行约一个小时会谈，藤山还汇报了中国的形势。
藤山述说了中国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问题上，丝毫未改变坚持原则的严峻态度。同时，藤山判断说，“中国并不主张把谋求霸权的国家——苏联等的具体国名写进条约”，要求三木首相早日缔结条约。
据藤山说，三木首相自始至终热心地听取了这个说明，没有表明首相本人的想法，但是，他的印象是首相在缔约问题上，好像比过去更向前看了。
三木首相在这之后对记者说，“在反霸权问题上，日中两国间的想法没有根本分歧。日中联合声明是原则。”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日电】藤山爱一郎今天在同三木会见后对记者说，看来中国认为并不一定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任何专门反对苏联霸权的条款。
关于经济问题，他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正在取得虽说是稳定的，但却是明显的进展。
他说：“我在北京看见有那么多卡车和轿车，真使我惊奇。就象东京一样。”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六月十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认真进行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摘要如下：
现在有一种感觉，因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政局的混乱，日本内政和外交的重要课题全被抛到角落里去了。这中间，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无论是东西关系还是南北问题，都进一步严峻起来。特别是如果集中谈外交上的课题的话，在政治上，人们正要求日本认识到对建立包括美中两国和其它各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反霸权」的新秩序应起的作用和责任；在经济上，日本怎样在认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结构正在变化的情况下，使日本的产业经济管理去适应变化的形势，这正在成为问题的核心。其中，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关系到政经两方面的主要课题之一，自民党的藤山爱一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同中国华国锋总理七日在北京的会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华总理同藤山会谈时表明，即作为批判邓小平而展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告一段落后，中国的对外路线，包括对日外交也不会变化。
在这次藤山和华国锋会谈中，中国方面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正在稳步地进展。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动向，通过美国政府首脑及外交当局人士的言行，已经事实上公开了。福特总统在祝贺华总理就任的贺信中已经表明了「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意思，派遣盖茨为新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并于四月十四日举行宣誓仪式。总统当场主动声明：「美国政府不改变基于上海公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决心」。这已经不单单是「外交礼节」的措词。在一九七二年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是美国提出在上海公报中写明「反霸条款」的。美国要以在越南的挫折为转机，在亚洲摆脱政治上的过多许诺和军事上的过剩存在，要把其许诺和存在缩小到必要且可能的范围，它认为抑制取而代之在这一地区登场的新的霸权，这正是新太平洋主义的核心。美国正在基于这一基本战略采取行动。
作为把日美安保看作是自己安全保障的基础的日本，恐怕也不能无视美国的战略观。特别是，日中复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由于它的目的是要打开结束战争状态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民族课题，所以其内容当然也不仅仅在于表明政策意图。政府和自民党首脑应该重新认识「反霸权」所具有的历史性战略意义，为缔结条约而确立扎扎实实的步骤。
【路透社北京六月十日电】中国总理华国锋今天会见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新主任托马斯盖茨，会见的时间长达一小时三刻钟。
美国外交官员们拒绝透露会谈的细节，只说“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
华先生还接见了其他一些新到的使节，但是会见盖茨的时间之长是表明北京对同华盛顿的关系非常重视的又一迹象。
盖茨先生今年七十岁，以前是银行家，并出任过国防部长。他是一个月之前来这里就任的。观察家们说，这次会见很可能是见面性的拜访，不大可能讨论什么新的外交倡议。
【本刊讯】日本《记者同盟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号刊登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长田满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印新时代和苏联外交的后退》，摘要如下：
印度政府在四月十五日宣布，任命外交部秘书纳拉亚南为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空缺了十五年的驻中国大使；同一天，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也向印度方面转告了中国方面同意的意见。这作为中印新时代的开端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印度为什么不得不作出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呢？
可以举出第一个原因是，印度在次大陆外交上孤立了。自从拉赫曼政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孟加拉国政变中垮台、新登上政权宝座的艾哈迈德总统开始采取“脱离印度”的政策以来，次大陆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度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友邦。虽然印度一直向亲拉赫曼派的人开展的游击活动提供资金和武器，却仍然未能具备足以动摇赛义姆政权的力量。特别是从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由于围绕分配恒河河水的“法拉卡水坝”问题，孟加拉国国内的反印情绪非常高涨，印度随之不得不改变了历来依靠力量控制孟加拉国的方针。
另一方面，中国、巴基斯坦向害怕印度的核试验及其大国主义统治的斯里兰卡、尼泊尔做工作，进行了孤立印度的部署。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中国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这也是尼泊尔脱离印度、实行自主外交的努力的一部分。印度的另一个友邦阿富汗，在苏联的影响下，一直同印度协调起来支援居住在巴基斯坦西部边境的帕坦族独立运动；但是，最近由于伊朗政府采取调停次大陆纠纷的工作，阿富汗未必在按照印度的意图行事。可以说，印度已被西面的巴基斯坦，北面的尼泊尔、中国，东面的孟加拉，南面的斯里兰卡所包围，成了次大陆上“伟大的孤儿”。印度被迫需要通过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来冲破这种对印度的包围圈。
可以举出第二个原因是，印度对苏联外交的评价尤其是从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以来发生了变化。预定今年八月在斯里兰卡举行不结盟首脑会议。然而，自从一九七一年印度和苏联缔结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以来，它的不结盟政策已经退色，在第三世界内越来越失掉了发言权。印度以为可以靠苏联的帮助来弥补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事实上，在围绕孟加拉国独立问题的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中，印度在苏联提供庞大军事援助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但是，付出莫大牺牲而获得独立的孟加拉国却采取了脱离苏联和印度的政策，阿富汗也因为得到伊朗的经济援助而不再如苏联之愿以偿了。巴基斯坦也没有解除对苏联的戒心。苏联的南亚政策没有取得成果，“亚洲集体安全设想”当前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倡议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埃及废除了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之后接受了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向印度施加压力，禁止它向埃及提供苏制武器和零件，这对印度政府来说，结果是明白了苏联所说的“友好”、“合作”意味着什么，这些对印度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近几年来，印度处在苏联的压力下，越来越感到苦恼。可以说，英·甘地政权看到了埃苏关系的变化和苏联外交在南亚的失败，同时加深了对苏联外交的本质——大国主义的实力统治——的不信任，终于强烈地意识到了修正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个原因是印度的内政问题，是要巩固在预定一九七七年三月举行的大选中的地盘。自从去年六月一齐逮捕在野党领导人、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以来，英·甘地政权一直在千方百计巩固国内体制。它已在强化治安法、大幅度限制言论和出版等强权的基础上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体制，实现了“独立以来最强大的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一九七五年的粮食生产由于风调雨顺而增产，停滞不前的工业生产也转为上升了。因此，物价也开始稳定下来。英·甘地政权正想通过加强支持它的基础来迎接一九七七年的大选。为此，就必须压缩军费开支，把这部分资金用到发展经济上去，而且，还必须为弥补严重的外汇不足而引进外国的开发资金援助和粮食援助。只要印度向苏联一边倒，这些援助就不能指望从美国得到，也难于从中东阿拉伯的产油国引进资金。不能指望苏联提供巨额开发资金援助。至于粮食，目前苏联本身就缺粮，只会要求印度还清向它借的小麦，而不会有余力提供粮食援助。大概可以说，这种经济状况也是促使印度政府下决心改变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虽然在空白十五年之后又迎来了中印新时代，但是，要解决两国对峙的边界问题是困难的，印巴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和孟加拉国之间的恒河河水分配问题也不是一个双方能轻易妥协的问题。苏联邀请英·甘地总理访苏，想要阻挠中印关系的改善。必须指出，通往印度次大陆稳定的道路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