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蒙特利尔六月三日电】夏季奥运会组委会的官员们今天宣布，已有一百一十五个国家表示，它们的运动员将参加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举行的奥运会。
这个数字比派运动员参加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的国家数目多两个。
已有猜测，可能有多达一百三十一个国家在这里露面。
组委会主席罗杰·鲁索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些参加国表示，它们将派最多九千二百四十六名运动员和三千二百三十五名官员前来蒙特利尔。
但是，鲁索和组委会体育秘书长沃尔特·西伯强调指出，各个国家奥委会提供的这个运动员和官员数字是个大概数目。
【本刊讯】台湾《中国时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评蒋帮市政建设的社论说：
在台北的人，谁都可以看到，台北市的“两端”的对照，愈来愈鲜明了。我们可以分之为“富区”与“贫区”。富区层楼耸翠，飞阁流丹，日异月新，贫区则一片脏乱，数十年如一日。
以公共汽车为例，台北市各地固然都有四通八达的公车路线，但如仔细观察，贫区的公车，因为搭乘者众，每班挤得如沙丁鱼一样，常常因为挤不上去而等第二班或第三班，有些肩挑负贩者因为带了他们生活所资的工具，而被摈于门外。但是反观富区的公车，则平均载客率要少得多，所以很容易搭乘。这形成了贫区的路线津贴富区的路线的现象。贫区的乘客搭车多为了谋生，延误搭车，足以影响其生计，而富区的乘客，搭不到车，改坐计程车，在他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然则又为何不设法增加贫区的班次，也不愿减少富区的班次呢？
再就环境和医药卫生方面来说，贫区的居民，住处简陋，人口拥挤，营养不良，环境脏乱，所以最容易患病，也就最需要医药卫生机构。但是我们的医院，却尽往富区开，私立的不必说了，栉比林立，公立的也是如此。贫区的居民患了病，附近找不到医院，到远处去，既花时间，又花车费。于是只得去找密医、找私人医生，其所负担的医药费，可能比富区的居民还要重。
受教育的机会情形如何呢？那些名牌的私立学校，都设在富区，使富区的子女有优先的机会入学，而公立学校也不甘落后。师资、校舍、设备、种种方面，也使富区优于贫区。所谓明星学校，都在富区。
政府固然也在兴建国民住宅，可是为数少得可怜，而即使这少数的国宅，其付款条件等也非真正的贫户所能承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违章建筑之发生，是因为那些低收入者要住在交通便利的区域，一方面便于找工作，一方面也可节省花在交通上面的时间和金钱。但对先建后拆下的违建户，却要他们搬到交通不便、谋生不易的地区去，使低收入者收入更低。
在富区，路灯辉煌夺目，贫区却依然黯淡，但贫区宵小出入的机会远较富区为多。大台北的瓦斯，专通往富区，贫区的民众只能烧液体瓦斯，所以他们又要多付出燃料费。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对于低收入者的生活的照顾，是不足的。这一现象，也可以适用于台北市与台湾省，城市与乡村的情况。
【本刊讯】台湾《人间世》月刊三月号刊登一篇报道台湾医疗费用昂贵的文章说：
“穷人无病便是福”、“穷人不能生病”这两句话在我们社会上是人人皆知的口头语，而且是常常用得上的“格言”。这两句话反映了医药费用的惊人，说明穷人是不能生病的。可是，穷人不仅仍然要生病，而且生病率比富人还要高。因为他们营养不如富人，卫生环境不如富人，保健防疾不如富人。
穷人免不了生病，生了病又怎么办。对付小病的办法是拖。待小病变成大病，只有告贷医治，等告贷无门时，只好听天由命。因此穷人一旦患上急病或大病，结果不是债台高筑，就是一命归天。为了免除子孙后代的累赘，用一条不值钱的穷命去换取免筑债台，还是值得的。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上应该是，“穷人生病没有命”，或者是“穷人生病应该送命”。
谈到医药费用，真使人心惊胆战。生一个小病，住上五、七天医院，各项费用算下来，绝没有以千元计的道理，动则万元以上。我岳母在三军总医院割治子宫癌的全部费用高达六万多元，就是一例。若公教人员的眷属患了此病，其薪水收入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已嫌短绌，如果靠借贷支付这笔医药费，恐竭终生之力，也无法偿清债款。
虽然是军公医院，如果仅仅赚取合理的利润，也还可以容忍。可是目前各军公医院所获利润之高，即使冒生命危险贩卖毒品的暴利料想也难与之相比。一千ＣＣ百分之五的葡萄糖，在三军医院售价是一百元（注射费在外），而在市面上售价二十元。一间设备很简陋的病房，每天收费四百多元。
高雄某总医院使用氧气费，每分钟索价一元，一天计时收费一千一百四十元，而氧气每桶才一百元。
台北某大医院供售氧气则以桶计费；某总医院则规定一天收费二百元。由这三家医院收费的差别来看，可以断定各大医院根本没有收费标准，他们高兴收多少，你就应该付多少，否则他们就拒绝为你治病、救命。换句话说：“要省钱就不要命，要命就干脆付钱”。象这样的收费法与敲诈勒索有什么不同。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六月六日、七日刊登一篇专访，题目是《旅泰华侨老报人吴继岳畅谈祖国之游》，摘转如下：
（《文汇报》编者按：泰国《新中原报》编辑主任、泰国老华侨吴继岳偕女儿到祖国旅行五十天后，于日前经港返泰。在港期间，吴继岳接受了本报记者访问，谈述了他重返祖国的观感。）
这次回国旅行，最大的感受是体会到新旧社会强烈的对比。
记得在一九四八年，我随海外华侨代表团返上海参观国民党搞的“第七届全运会”，那时，国民党政治濒于崩溃，经济濒于破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歧视和冷落华侨。我记得，我们一行到达上海飞机场后，“全运会”主办当局驻机场接待组一点也不理会我们，结果，我们要靠在上海朋友的带路，才到达目的地。当时是三月份，春寒料峭，温度徘徊在十五度左右。但国民党却叫我们住在连一些设备都没有的“江湾体育场”，使我们冷得要命。后来，我们自己找旅馆，才安顿下来。在运动会进行期间，国民党工作人员更处处刁难我们。
这次，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遇到的都是热情和亲切的接待。我们父女二人一踏进国境，便有中国旅行社的男女工作人员，满脸笑容，热情地带我们到海关检查。检查时，海关人员的态度诚恳和蔼。他那亲切和真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小城市，或是工厂农村，都受到热诚的接待，使我们有回到自己的家的感觉。
在经济方面，新旧社会的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八年回国的时候，我到过广州、武汉、上海和南京。那时，这些城市都是半殖民地的消费城市，工业雕零。
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官僚政客、大买办资本家，在这些城市里过着花天酒地和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在水深火热中，过着贫穷困苦的日子，加上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不断高涨，劳动人民都为每天的生活而苦恼。
但这次重回祖国，发觉工农业飞快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人民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祖国人民在这二十多年来，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今日的祖国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途中迈进。
在参观工业的过程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参观大庆油田。纵横交错的输油管源源不绝地把原油输到北京、长春、沈阳和大连的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输到秦皇岛出口到外国去。
我也曾到过大庆的炼油和石油化工厂参观，这间厂已能生产四十多种石油产品，包括十多种燃油。
目前，大庆油田正以每年增产三成的速度快速发展。
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单是油田的物质成就，还有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来创业和发展的大庆精神，及建成一个人口达四十万的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而大庆的精神，已在全国厂矿企业中开花结果。
在农业方面，新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旧中国贫穷雕敝的农村，今天已变成能供应八亿人民温饱的社会主义农村。更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参观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榜样——大寨。
我参观大寨那天，大寨的天气还很寒冷，温度在十度左右，站在虎头山上，强劲而凛冽的寒风差点儿把我吹倒，但我见到大寨的人民若无其事，坚持辛勤劳动，负责替我作介绍的，是大寨的革委会副主任。她是一位身体结实的中年妇女，也是二十多年来不断战天斗地的女英雄，从她那褐黑色的皮肤，一双粗壮的手，可以看出参加改造大寨河山的经历，握着她的双手时，不由我不对这位劳动女英雄肃然起敬。
从大寨的发展经验，我看到中国农民的新形象，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民正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看到了中国农村怎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灿烂前景。难怪很多外国朋友到大寨参观以后，都深为大寨农民那种人定胜天的革命气概所感动。一位外国朋友赞叹说：“这些人正在创造人类的未来！”他这句评语，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除了到各地参观外，我还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广东梅县参观。回到家乡后，我发觉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家乡巨大的变化使我差点儿也认不出来。
我记得，一九四八年回梅县探亲时，梅县非常贫穷落后，农业一片衰败的景象。那时，梅县山多田少，毫无水利可言，严重的缺水情况使农田经常闹干旱而失收，要从外面输进米粮。
但今天，以前荒废的山坡已变成连年丰收三造的水稻田，不少农田的亩产已达一千六百斤，不能种田的山坡也种满了果树。大大小小的水库及灌溉渠更不可胜数。现在，梅县的粮产不但能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粮。
在工业方面，梅县在解放前只有一间小型发电厂，其余甚么工业也没有。
现在，梅县已建成了近一百家的包括轻重工业的工厂，我参观了钢铁厂、汽车配件厂、氨肥厂、造纸厂、纺织厂等。
今天，梅县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普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最近，全国少年足球赛分区赛在梅县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