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访华后过港的澳大利亚气象学家艾什顿的专访，题目是《中国气象观测获得很多成就》，转载如下：
澳大利亚气象学家艾什顿，昨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形容中国在气象观测上“取得很多方面的成就，并且作出了不少成功的新尝试，加强了气象观测的准确性”。他特别欣赏我国气象人员把传统的气象观测方法与新的技术结合，认为这“有效地测断天气的变化，而能作好预防措施，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
艾什顿前曾为澳大利亚气象局副局长，于年前退休。他访问了我国观测气象的单位，并与有关人员进行学术交流。
艾什顿说：“中国的观测气象的组织，基本上分中央及地区两个方面。中央的气象台，是一个主要收集全国以至世界的气象资料，加以分析，然后把有关报告提供给全国各地的气象台、气象站参考。中国各省都有较具规模的气象台，各地区更有大大小小的气象站、数量是很难估计了。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气象观测网，有效地预测天气，作好预防措施，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
他说，中国采用气象观测的设备和仪器比较先进。今天，中国气象人员利用人造地球卫星在空中探测到的资料，准确地观测气象。观测气象用的气球，也设有相当精密的无线电仪器。他们已经使用自己制造的电子计算机，计算所收集得来的有关资料。艾什顿特别谈到北京所见的人造地球卫星，气象接收仪器及电子计算机。他说：“气象接收器除了接收人造卫星拍发回来的资料之外，还负责把资料输往电子计算机进行运算分析，再把资料和图片发至全国各省，以及收集各省的气象情况。电子计算机的作用是分析和贮藏资料。为了适合发展和形势的需要，目前中国正在制造出运算速度更高和更大型的电子计算机。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中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设计和制造出这些具有水平的气象接收仪器和电子计算机等，满足自己的需要。”
艾什顿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中国的地方性气象观测工作。他说，中国各地都很重视依靠农民的帮助，观察当地的气象变化，这有利于各地的农业发展。地方性的气象观测大致上是在于：（一）对付自然灾害；（二）研究有突变性和有灾害性的天气的转变；（三）控制随着天气的转变而大量繁殖的害虫，祸害农作物。气象站还很紧密地与老农民联系，汲取他们一代一代传留下来的传统经验，加以分析采用，结合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设备加强观测工作，很有成效。
他举了一个动人的例子，说明了新技术和土方法可以成功地结合使用。他说，“在广西参观的时候，我曾到过离南岭不远的一个人民公社，了解到当地气象站人员与农民联合观测天气，共同战胜了多年难得遇上的寒露风。事前，有关人员留意到当地的动物、家禽有异常的表现，又发觉到一些植物的生长有异态，于是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测算到自北方突然南下的塞露风。
这寒露风很寒、很干，对于秧苗的生长有很大影响。由于及早观测，农民得以及时对农作物施肥、加水，增强了秧苗的抵抗力，战胜了自然灾害。”
艾什顿又称，该公社过去有一块被人认为不可种植的荒地，在气象站人员的努力下，根据天气观测所得的资料和当地的独特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完全可以种植荔枝。如今，公社已出现了千千万万株荔枝树。这也是气象观测的一种成就。
艾什顿最后说，中国的气象研究是成功和进步迅速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在气象上的观测，有力地帮助人们做好预防措施，保障生产建设。而新技术与传统经验的结合应用，也取得很理想的成果。
【本刊讯】美国革命共产党机关刊物《革命》月刊在最近一期刊登最近访华回国的美国工人代表团一些成员的访问记，题目是《中国：取得了革命的新胜利》，摘要如下：
问：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去中国学习中国工人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的情况确实很振奋。
关于中国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一点，你甚至在这个国家着陆之前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你在广阔的田野上空飞行时，可以看到土地的使用情况是你过去从未见到过的。首先，每一寸土地都耕种上了。耕地的界线按土地的轮廓划分，而不是按保护某些富有资本家利益的围墙划分。
在我们超出原定时间而在那里逗留期间，这个首先得到的印象大大地加深了。
无论你走到那里，到处都在建设。医院、住房、新的工厂和商店等，不胜枚举。
你看到一个正在前进中的新社会，它同革命以前相比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不管我们走到那里，人们都对我们表现尊敬、深厚的情谊和战斗的团结。
问：这次访问使代表团中的工人对全世界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整个斗争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答：对这个问题可以谈很多，但是，有几点非常明显。
第一点是，作为工人，我们是决心要获得自由的。我们将解放我们自己。我们从中国经历的过程中看到一系列的统治者上台下台，那里有奴隶主、地主、军阀、王朝、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国资本家。现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过去的奴隶对过去的奴隶主的统治。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过去留下的瓦砾堆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睡大觉，而是继续进行反击一切复辟阴谋的斗争，朝着完全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迈进。
第二点是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认真学习，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想推行一条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路线并使它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是非常困难的。最后，代表中国一个石油钻井队队长一生的一句话，是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将永记不忘并将始终设法在斗争中效法的。他说：“有条件就抓紧时间上，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上”。
世界是我们的，如果他们敢于斗争以取得全世界的话，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改造它以解放自己和全人类。中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相信：在每个国家由自己的革命政党领导下，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国际工人阶级必将战胜一切敌人。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六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马契欣事件——冰山的一角？巨大的暗斗——美苏间谍战》，摘要如下：
苏联新闻社东京分社记者马契欣被警视厅公安部逮捕了。被揭发出来的苏联间谍事件，继一九四六年的科诺诺夫事件以后，这是第二次。马契欣记者的目的是窃取有关美国“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电子装置和雷达装置的“机密”。但是，他不但未能得逞，而且，自他从事“间谍活动”之初起，就被当局盯上了。赫赫有名的新闻记者作为“间谍”被捕，在日本还是在大战期间发生佐尔格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暴露出在“美苏缓和”的背后展开的险恶的美苏暗斗的一个侧面。另外，看事件的处理方法如何，也不能保证不导致日苏关系的恶化，比如彼此限制记者的活动等。
几乎世界的所有地区都是美苏间谍战的“战场”。主角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此外，还有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和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或者合作，抑或是交错从事活动。
克格勃是一个庞大的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干部有九万人，加上工作人员，共约达四十万人。而中央情报局的正式工作人员为一万五千人，每年的预算为七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全部情报机关的预算总额为六十二亿美元，工作人员达十五万人——这是美国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于一九七三年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的。
因为是如此庞大组织之间展开的暗斗，所以，似乎可以说，当然有时会以乌契欣事件这种形式暴露出“冰山的一角”。据《华盛顿邮报》说，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克格勃有近三百名工作人员被四十多个国家驱逐出境。
不管是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是克格勃也好，它们在外国的活动据点都是大使馆、（总）领事馆和政府的派驻机构。因此，美苏使馆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某些人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对于掌握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亚洲的动向来说，东京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一位专家指出，日本有六、七十个中央情报局人员，有五十来个克格勃人员。如果说嫌疑属实，马契欣记者不是从事“采访”，而是从事“窃取机密”活动的话，那么，似乎也可以指出，披着记者外衣的间谍也是存在的。
据说，美苏间谍卫星整天整夜地互相监视着对方，抄收被称为“电子情报”的“电子基地”的电讯，美国的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到处游弋，苏联定期派遣侦察机“直飞东京”，分析洪水般的宣传报道和正式发表的材料，通过凡是能想得到的“合法”手段和方法，美苏双方目前都能获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必要情报。
那么，为什么还继续进行马契欣事件那样的“难堪”的个人工作呢？一位情报问题专家解释说：“最后这百分之一是决定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报能用不能用的关键。对于一种武器，不仅想弄到图纸，还渴望弄到实物和操作人员的感想。对于一个事件，不仅需要卫星拍摄的照片，也希望了解目击者的感想。”有人说，不管“间谍科学”如何进步，机器也不能钻进人的脑袋里去，这种由“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将来大概也不会取消。
但是，象这次采取逮捕的强硬措施，还是破例的。这种“激烈手段”会使苏联方面今后采取怎样的“对抗措施”，很难预断。对于这种情况，苏联历来采取“报复主义”的措施。苏联的外交官和记者被西方国家驱逐，苏联也相应地把对方国家的驻莫斯科人员驱逐出境。令人担心在日本驻莫斯科记者中，可能有人会成为“牺牲品”。
【共同社东京五月二十三日电】题：美国驻日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二级准尉没有过错
美国驻横须贺海军司令部二十二日晚，就苏联新闻社驻东京记者事件发表了下述声明：
隶属美国航空母舰“中途岛”号第一五五轰炸机联队的二级准尉迈克尔·Ｂ·施米特已承认被卷入了马契欣记者的间谍活动。虽然有迹象表明马契欣记者是以间谍的目的接近这位二级准尉的；但是，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位二级准尉是没有过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