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在霸权问题上日本外相表示，到了应该询问中国方面的见解的时候了
宫泽外相在十二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就中断了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说：“看来中国的政治变动业已稳定，我认为已到了询问中国对去年秋季向乔冠华外长转达的我国对霸权问题的想法有何考虑的时候了。”透露了不久将通过驻北京大使小川探询中国方面的想法的方针。这是在回答社会党堂森芳夫的质询时说这番话的。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华盛顿十一日电：东乡驻美大使于十一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路易斯和克拉克大学举行的第十四次国际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在亚洲的美国——日本所看到的前景》，他在演说中列举了给西北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的三个因素，即：（一）中苏之间的紧张；（二）日美安全保障关系；（三）美国的军事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是战争的抑制力量。
关于日苏关系，东乡大使谈到了北方领土问题，他强调说：“这四个岛，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这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他说：“即使在今后，日本政府也不想同苏联缔结让外国永远控制这些日本领土那样的条约。”特别是对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批评说：“虽然还不了解这一设想的详细内容，但也许可以解释为是苏联包围中国的政策，或者是企图把美国的影响力驱逐出亚洲。”
此外，对朝鲜问题，东乡大使说，“没有朝鲜半岛的稳定，就没有西北太平洋的稳定。”他强调，驻韩美军起到了维持朝鲜半岛容易破坏均衡的安全装置的作用；他说：“因此，希望美军只有在不动摇韩国的信心和大国之间对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有了明确的谅解之后再撤出韩国。”
东乡大使强调了美国继续留在亚洲的重要性，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在东南亚及西北太平洋地区，对大国的冒险主义最终能够提供抑制力量的只有美国。”
他还指出，日本对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与同盟关系寄予巨大的信任。
【本刊讯】埃及副总统胡尼斯
·穆巴拉克接见《广播和电视》杂志记者阿卜杜·拉赫曼·苏莱曼时发表了谈话。这家杂志五月八日发表了这篇谈话，摘要如下：
穆巴拉克的中国之行决非一般性访问。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新闻方面受到人们如此的重视，以致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大肆报道有关它的消息；全世界都在评价它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位副总统从中国回来仅几天之后，我去访问了他，请他就他这次中国之行以及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道义上的影响等问题谈谈他的意见。
问：副总统先生，中埃关系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答：埃及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自从埃及一九五六年春承认中国以来，两国关系就一直在发展。埃及是阿拉伯—非洲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基于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这样的良好关系一直把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它所在地区的解放和进步运动方面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同时，这两个国家都在从事国内的建设。如果我说，在萨达特总统作出使我们武器来源多样化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候，中国是埃及要求援助的国家之一，我很可能并不是在泄露任何机密。
我们了解她的处境，而且她在发展她的新兴的工业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中国总是热切地告诉我们：“放心吧，我们将尽可能地同你们合作，只要我们能提供的，决不会不给。”“在最近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向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我们武装部队正需要的零部件。从埃及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某些飞机和武器由于短缺零部件和不能对发动机进行必要的修理而将失去作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的行动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对中国报以感谢之忱只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特别是中国对她提供的东西拒绝收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决定由我率代表团去北京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问：埃及和中国之间有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
答：中国及其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美德之一是，即使他们同我们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时，他们没有试图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跟我们走，你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解释他们的观点，然后让我们按照自己对我们民族利益的看法和估计去做。我只举一个例子：中国对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所做的努力的立场。中国在争取和平解决方面是同我们完全一致的，因为它的领导人通过自己的革命觉悟懂得战争同和平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们是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曾直接或间接地在朝鲜、越南和其它地方同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他们知道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进行解放的一种手段。这是中国同我们完全一致的一个问题。
问：但是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有某些保留，是这样吗？
答：是的，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在其中起特殊作用的任何国际努力都有某些保留，因为中国认为这两个大国正在一起对各国人民耍阴谋，以达到它们自身的利益。据此，中国认为日内瓦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中国从没有在联合国——它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内，也没有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采取一种阻挠的态度。它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看法，然后说：如果你不是这样考虑，那我祝你运气好。这是一种明智的、稳重的立场，它使人容易同它打交道，就各种问题同它进行联系。
问：你怎样看中国？
答：我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它的人民、以及它的经验的书。但是目睹同耳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中国三个重要城市——北京、上海和无锡的短暂访问，连同我有机会看到的一些市内情况，给了我一个实地观察中国经验的极好机会。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的经验为什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什么新东西使我们如此热情地谈论中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
对此，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概括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中国经验或其它经验时，我们并不是出于一种想盲目地受这些经验的束缚或采用这些经验的愿望。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思想遗产，同其它改变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实践也要符合这一规律。
我发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对自己又严肃又诚实，他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给他们留下的各种社会弊病。我可以把中国经验中引人注目的方面归结如下：
自力更生，相信自力更生足以满足全国的种种需要。中国经历的情况将有助于肯定这条路线，使它成为中国经验的一个主要内容。使人留下印象的是，中国人民已最终摆脱了“崇洋心理”，相信他们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吸取别人的长处。举例说，我们发现针刺麻醉已成为一个体系，中国医生通过把西方医学理论同本国的遗产结合起来开创了这一体系。
到中国去访问，首先使你感觉到的很可能将是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这方面最了不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态度不是以强加于人或者用强制的手段逼出来的，而是发自每个人（不管是谁）的内心，对工作的重视和把它看作是崇高的职责，或者是政治教育和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指导的结果。由于大家都重视工作，你在中国就看不到在工作上磨洋工、混日子、靠收小费或者依靠别人生活的人。
中国人民是非常地有纪律，每个人都完全清楚自己的义务和权力。中国每座城市的街道下面都有防空地道，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它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市，一旦发生任何空袭，所有的居民都可以钻进去。
人们会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是本着一种相互间亲切友好的精神打交道的。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的原因。在城市里发生的那种不和与争端，这里是很少见的。我对中国人有着最深的印象。
问：你对传奇式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怎么样？
答：我觉得——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是一位庄严的、吸引人的人物，他喜欢思考问题，对他来说，埃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点，通过这次会见，是很清楚的。他以一种非常亲切和热情洋溢的语气谈起萨达特总统和埃及。显然，全体中国人民不仅把他看作是位领袖和党的主席。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复兴者。
问：你是否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取决于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变了，中国的态度也就变了？
答：当西方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埃及时，中国在我们经历的所有严峻的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埃及同样也是那些坚持使中国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席位，以纠正一种不公正的局面的主要国家之一。
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策略性的。在萨达特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的对外活动总是立足于行动，而不是作出反应，从而我们采取主动以扩大埃及在各种情况下活动的基础。
我想讲清楚，埃及采取这一步骤不是为了刁难谁，因为只有小人才那么干。埃及不论从它的文明遗产，还是从它的赢得了东西方世界的尊敬的领导来说，都是一个大国，当（埃及）加强同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友好国家的合作桥梁时，我们是在努力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最近同中国的行动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阶段同苏联的关系产生的。
问：苏联立场是否可能改变？
答：这无疑是可能的，因为苏联最近几年采取的消极立场是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没有坚实基础的，苏联人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一政策所基于的论据是无效的。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是由于他们行动和作出决定的方式，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认为，如果发生这样一种变化，中国的立场也不会变，因为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反对哪个人的轴心，而是同每个同我们彼此呼应、同我们一样想密切关系的人进行合作和互相呼应。
所以，当萨达特总统作出派贾马斯将军去参加格列奇科元帅的葬礼的决定时，这个决定意义很大，最突出的含意是：埃及是一个在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上行事的大国，这也表明我们正在维护同苏联的桥梁，因为摧毁我们同任何人的桥梁是不利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切望自己的权利、自由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