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论坛》四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三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蒋介石死后一年的台湾政局》，摘要如下：
蒋介石死后一年来，台湾局势变得怎么样？这是人们所关心的。
三呼三叹这一年，蒋经国经常发表讲话，在这些讲话中，蒋经国三呼危难，三叹危船。怎样三呼三叹？
一呼——台北政权“处于至危之时、至危之地”。（去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呼——一九七五年是台北政权“最痛苦、最艰难的一年”，“迎面而来的可能是更为艰难的一年”。（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呼——“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今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叹——“今天我们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一旦沉船，大家都会一起沉下去”。（去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叹——目前台北政权的情况“正如一艘船舰，航行在浓云密布、波涛汹涌的海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叹——“我们国家处境，仍象是条船还未脱离波涛汹涌的海面，随时可能遭遇风险，处处可能有着暗礁。”（今年二月二十七日）
从去年九月至今年二月，而有三呼三叹，可知一年来台湾局势，越来越不利于蒋经国。
从这一年来蒋经国的讲话、报告和台湾报刊的文章看来，台北政权的危难有四个：一是对外孤立，二是经济萎缩，三是政局动乱，四是社会不安。第一危难先说对外孤立。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蒋经国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大年会”的致词中说：“当前我国外交处境非常险恶，与我国家断交比以前多”。台湾《中华杂志》三月号刊登题为《“国民外交”的泛滥》的一篇文章，说出了对外孤立的原因：“今天，我们在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及国际形势的冲击下，丧失了许多友邦，处于一个孤立的地位”。目前同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有二十多个，而且是不稳定的。
第二，中美关系的发展，引起美蒋关系变化的问题。蒋经国二月二十八日在“施政报告”中，流露出对美国一旦割断同蒋政权关系的恐惧之情。他说：“最近国际舆论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必须加以纠正。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刻意赞扬我们自立自强，认为即使美国跟毛共建交，对我们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实际上是不难看出此一论调的背后含有恶毒的诡谋。”台北政权常常夸张报道外人对台湾自立自强的言论，为什么现在蒋经国这样害怕别人的“赞扬”呢？他怕的就是“赞扬”背后有文章：“你们自立自强了，就不必依靠美蒋条约，就可以单凭你们的力量生存下去。”蒋经国明知不对头，正在想方设法保持美蒋关系。美国政府表示要从台湾撤军和削减军援，福特祝贺华国锋任总理的电报再一次表示美国决心要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这都使台北政权大起恐慌。
第三，蒋经国非常强调的“实质外交”即“国民外交”也到处碰壁，《中华杂志》上述的一篇文章就说：“我们大力推行‘国民外交’由来已久，尤其在我退出联合国之后，更是创下一个新的高潮，可是若干年来，与我断交的国家愈来愈多，孤立的形势，丝毫没有改善，而有日见艰苦之迹象。”第二危难次谈经济萎缩。
一年来，台湾经济继续萎缩不振，这表现为生产衰退，失业增加，外贸下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据统计，台北工商企业两年来倒闭达五万三千五百多家，失业工人三十万。蒋经国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施政报告”中说：农业“全年生产总指数，跟前年相比，减少了百分之二点三”。由于农业减产，又由于台北政权要继续牺牲农村，今年三月初台北政权派出一个庞大的谷物采购团到美国签约购买价值十五亿美元的粮食，估计台湾每年平均要进口粮食近三百万吨。蒋经国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说一九七五年的稻米产量是二百四十五万吨，就是说台湾准备每年进口的粮食比台湾一年稻米总产量还要多。台湾的对外贸易也在衰退。蒋经国在“施政报告”中说：去年台湾“不论是出口或进口总值，都比前年减少。入超六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对外贸易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命脉，因此外贸的衰退对台湾经济上的打击是很严重的。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台北政权滥发钞票，现在台币供给额已超过一千亿元，比两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流通货币超过最初规定发行限额的二百倍。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物价是很难不上升的。蒋经国在“施政报告”中说：“都市消费物价指数，由于食物类涨幅稍大，平均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二三。”第三危难再说政治动乱。
有两个矛盾在发展：一是台北政权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一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台湾《人间世》月刊三月号的一篇文章说：“政府搬迁台湾，处境维艰。初则以‘效忠’凝聚国人意志，近则以‘团结’作为号召。然而‘效忠’或
‘团结’都需要官民共赴。朝野对抗，只开单行道是走不通的。”一年来，台北、高雄、桃园、宜兰等地都发生“朝野对抗”、老百姓反抗事件，包括怠工、示威、拒交捐税、围殴警察、冲击官府等等。
台湾统治集团的矛盾也在加深，这可以从蒋经国的讲话中看出来。蒋经国在去年所作的“施政报告”中，十分强调“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精诚团结”。还提出“六不”，就是“不要有党派之分、不要有地域之分、不要有职业之分、不要有派系之分”、“不计恩怨”、“不要猜疑”。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蒋经国在“欢迎新的一年”的讲词中，再一次提出船上挖洞的警告。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蒋经国再一次强调“人和”，说什么“‘人和’就是国宝”。蒋经国强调“不要在这个苦难的船上、苦难的国家中再来挖小洞”，既用了一个“再”字，就是说已经有人挖了小洞。去年九月，“元老派”的代表人物宋美龄，以治病为名，离台飞美，行前发表谈话，暗骂蒋经国“徒嚷‘团结’口号”，并暗示她不愿与蒋经国在一起，“不屑与同席”。今年四月二日，蒋经国用尽千方百计，把宋美龄从美国接回台，他借的是蒋介石周年祭这个大题目，实则想制造和“元老派”人物“重拾旧欢”的假象。
蒋经国越是做这样的戏，就越是表明他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总之，台湾的政治局面是不稳的。三月三十日台湾报纸上刊登了蒋经国的一个指示说：“今年施政的重点在一个‘安’字——要使民众心安不乱。”这个“安”字，反映出了台湾政局的不安。第四危难最后谈社会不宁。
台湾社会日益动荡，一方面表现在抢劫案、凶杀案、色情案等等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台北政权对“犯罪”青年则大开杀戒，滥判死刑。
一年来，台湾报刊不断刊登揭露社会风气败坏和秩序不宁的文章，例如《中华杂志》二月号就发表了一个读者的来信，那篇标题为《社会在腐烂中》的来信说：“现在社会不断发生抢案，虽然法院立刻判死刑，但他们偏不畏死。同时贪污案、凶杀案也日有所闻。以前还有人慨叹‘社会风气’，现在也没有人慨叹了。另一方面，在观光饭店之中则有大吃大喝，可说穷奢极侈。偶尔到那些地方，听到许多荒淫无耻的事，也是几年前没有听见的，骇人听闻的。……这是病态的经济与政治所造成，也是充满社会的
‘利’的观念所造成，更是粉饰太平麻醉人心的大众媒介所造成。”台湾社会的万恶之源，是在于现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蒋经国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施政报告”中说：“对于作奸犯科危害社会安全的不良分子，决以速审速决、重惩重罚的作法，使其得到应有的制裁。”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制裁”是没有效果的。
《中华杂志》三月号的社论就说：“贫穷日益悬殊，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淫欲与盗心齐飞，……不是专以重典可以了事的。”四条诡计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台北政权的“外交”、经济、政治、社会四大危机。
由于危机日益严重，就无怪乎蒋经国大呼今年是他们“更为艰难的一年”，也无怪乎《中央日报》二月二十八日的社论大呼“我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们当前的处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艰险”。
面对着重重困难，蒋经国有何应付之方？看来他的板斧不外是四度：第一，对外还是乞求于人，卑躬屈节，依外力以“保台”；第二，加紧向老百姓的荷包打主意，以解财政经济之困；第三，对老百姓的反抗加紧镇压，对政治上的异己能拉的拉，不能拉的就打击排挤；第四，制造假民主、。假繁荣以蛊惑人心，转移视线，导人于幻梦的陷坑里。这四条诡计，用之已久，而四大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已经证明完全无效。明知故用，那就说明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事实上四大危机，就是台北政权四个最晚期的癌病，注定药石无灵，回天乏术。
【本刊讯】纽约四月二十五日消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团团长普赖斯在访华七天后回来时发表声明说：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根据一个星期的访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任何真正权威的发言——即使是这种访问象我们这次那样深入和广泛。例如，我们同中国若干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副总理张春桥和外交部长乔冠华，而且是访问一个红军设施和参观满洲工业港口大连市的第一个美国团体。但是初次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种开眼界的经验，我们认为，值得立即向美国人民报告的有下列要点：
一、中国领导人全都强调目前苏联对他们自己和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但是他们对于除了现在在上海公报中所存在的以外再同美国搞正式的防御联合显然不感兴趣。他们的立场总起来说是：“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他们对于获得美国的武器或军事技术丝毫不感兴趣，相反的，他们宁愿依靠“自力更生”。二、中国准备以他们自己的力量防御侵略，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许多城市都有着规模很大的地下道网——既是为了进行反击，也是为了保全生命。三、我们议员团一再得到保证说，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更换不会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任何改变，也不会使它同美国的关系有任何改变。四、同一些人的印象相反，我们认为，中国人所建立的国家是现代最有组织和最有纪律的国家之一，同时技术和生产能力惊人地高。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倾向继续下去，中国到时候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五、根据这种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对美国人真正感兴趣而且友好，因此，继续奉行我们目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和进行交流的政策肯定是对国家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