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二日刊登刘易斯十一日发自巴黎的专稿,题为《欧洲领导人悲观地看待美国的作用》,摘要如下:
    西欧领导人已经变得悲观起来,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在收缩。由于他们自己不能联合行动,这种情绪更加深了。
    据参加本月初在卢森堡召开的共同市场政府首脑会议的人以及其他消息灵通的官员们说,这就是首脑们在这次会上讨论问题时流露出来的情绪。他们说,失望感是非常强烈的,这不仅是因为欧洲现在没有实现统一的前景,而且也因为他们感到,当苏联的力量在增长的时候,美国却在留下欧洲无法填补的真空。
    反对派领袖和其他政界人士则持有另外的看法。领导人们甚至不仅在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而且甚至在对欧洲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看法上,意见也不尽一致。注意到了美国的不肯参与例如,西德总理施密特已决定把德国境况比邻国好得多的这一点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竞选题目。这样一种战略实际上就使他无法代表欧洲讲话,也无法采取有可能为他的伙伴们通过的欧洲主动行动了。
    由于自己不能联合行动,同时也由于有人说美国在今年这个选举年中“荒谬地不参与”世界事务的做法,可能使欧洲领导人们的这种情绪加剧和扩大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在回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所发生的事件引起反应的情况下消除。
    但是,一位官员说,九国政府首脑在开会时也象他们在讨论欧洲问题的两次没有成果的正式会议之间的一次宴会上讨论缓和、东西方关系、非洲、中东、黎巴嫩和其他国际问题的时候一样“心情忧郁”。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会议气氛是如此冷冷清清,以致一位与会者会后怒气冲冲地说:“我们简直再也经受不起一场危机了。没有任何战斗气氛,一点也没有。有的只是‘可是我亲爱的朋友,处在我的地位上……你就会明白了。’”
    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种局面——它不是被称为危机,而是被称为衰落,称为流沙的不断地一点一点下沉——主要是在心理上而不是事实上丧失了应付事件的能力,是丧失了意志。
    欧洲领导人对于美国的政策和意图的看法是多少有些差别的。他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今年是选举年,认为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华盛顿大概都不能采取行动。这使一些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同样也意识到,苏联正在逐步扩充力量,莫斯科正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扩大影响。
    他们已经习惯于美国的选举周期,但是,这一次他们比平时更加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也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尽管还没有到欧洲报纸所说的“新孤立主义”、“退出”那样的程度。估价非洲的命运例如,法国人一直在对他们的伙伴们说,整个非洲都很不稳,象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这样的亲西方领导人都在抱怨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面”,而且,在安哥拉事件之后,他们不知道是否应当大大地向左靠拢,以免被受苏联怂恿的势力推翻。
    这些天来,当权的欧洲人私下里大谈欧洲过去对美国的“忘恩负义”和多所指摘。与此同时,他们也大谈美国不理解、不接受强国总是要被其周围的国家批评、甚至是厌恶这样一点。
    但当问到他们,欧洲领导人为什么不象在制订马歇尔计划和成立北约时英国所做的那样,公开表示他们的担心、呼吁美国担负领导责任给予支持的时候,回答必定是:“我们永远做不到共同发言;我们不能就怎么办取得一致意见。”信心消失了仅仅几年以前,当欧洲领导人认为他们是在制订既面向东方又面向西方的政策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信心已经消失了。
    一位人士说,他们现在把缓和看作是苏联的一场政治攻势并抱怨在赫尔辛基(去年夏天,东西欧安全协定就是在那里签订的)丧失了地盘。
    另一位人士说,长期以来,他们被苏美之间关于战略武器、最高级会议、中东问题的谈判搞得眼花缭乱,把缓和当作是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具有使西方的地位保持下去的意志的时候。
    虽然欧洲领导人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忧虑却是在他们的最严重的经济麻烦开始减少的时候,在谁都没有受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那些使他们损伤元气的殖民战争的重压的时候,在他们谁都没有面临以前那种公开的社会动乱的时候产生的。
    但他们指出,他们的政府大都是脆弱的,有的是少数党政府,有的是靠微弱多数掌权。有的甚至抱怨起制度来了,不是抱怨民主思想本身,而是抱怨现行体制不能产生既有力又灵活的领导。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抱怨美国的制度。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四月十五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基辛格博士的多米诺骨牌观点使使节们感到震惊》,全文如下:
    基辛格公开表示,他愿意接受一旦意大利落入共产党的手里,西欧国家将相继投向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他的这种态度使这里的外交官们感到惊愕,并受到如果成立民主党政府可能成为对外政策发言人的那些人的驳斥。
    一位盟国的老大使现在认为,国务卿这种充满末日来临感的推理,无论是对大西洋联盟还是对美国都是不利的。他的话当然是私下说的。批评基辛格的人
    ——国务院内外都有许多这样的人——认为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而他本人却坚持说,他是正视现实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部属十分重视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的手里,那么东南亚邻近的国家也会象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最终共产党的统治可能从日本扩大到澳大利亚,再越过印度次大陆扩大到非洲。
    印度支那一年前“倒下”以后,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一直在揣摩下一块多米诺骨牌该是哪一个国家了。他们指出了远非邻近的安哥拉的垮台。
    基辛格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名词。然而昨天当有人问起他所说的话是否包含同样的意思,他表示同意。他曾对美国编辑们说:“我认为,主要欧洲国家出现共产主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事件,使其它欧洲国家也会情不自禁地朝同一方向前进。”后来有人问到多米诺骨牌理论,他回答说:“是的,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基辛格讲话时知道,在他之前有三位对外政策方面的著名人士在编辑会议上讲了话,并且强烈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约翰逊政府时期任副国务卿的乔治·鲍尔讲话最直率。他称意大利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腐败……一支软弱的,几乎是无用的力量”。他说,即将组成的意大利政府可能有共产党人参加,但是由共产党控制则是不大可能的。美国应当准备与它打交道。
    约翰逊政府时期一位五角大楼官员保罗·沃恩克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曾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里任职的布热津斯基教授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如果卡特当总统,布热津斯基可能当国务卿。
    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出现这种共产党分享权力的情况对北约是致命的,而基辛格是倾向于这样认为的,他们都认为苏联从经济上说基本上是软弱的,它和福特政府一样害怕共产党在西欧兴起。
    基辛格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反驳的原因是,他必须服从他的责任,怎样想就怎样说。说得那怕是轻一点,也会表示美国默认共产党进行的侵犯。
    外交官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反对的是,外国政府常常把基辛格所说的话当作真实情况来接受,他们担心,它们仍将把他的这种意见当作是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捷通社布拉格四月十六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四月十六日结束了。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卢·什特劳加尔主持了这次会议。
    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同志,向代表大会报告了只存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参加的第四天举行的秘密会议结果。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捷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捷共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通过了选举委员会主席、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瓦·比拉克同志所作的该委员会的报告。胡萨克同志向代表大会宣布,党的新的机关选出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选举米洛什·雅克什同志为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一致确认了这项选举。捷共中央总书记胡捷克同志致闭幕词。


    【本刊讯】美国《休斯敦邮报》四月八日刊登评论,题目是《把盾擦亮》,摘要如下:
    福特总统扬言他将否决“将使美国人民将来的安全受到损害”的任何国防开支议案,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通过了他建议的防务预算,只作了很少削减,这多半是他的这个威胁起了作用。但是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克里姆林宫在福特先生取得的这个初步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苏联领导有意要帮助总统,使他增加国防开支的建议得到通过。而是即使国会中最固执地批评五角大楼的人,现在听到俄国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消息,也在感到不安。他们对最近苏联的冒险行动也感到忧虑,特别是对它用大量武器援助和古巴军队支持安哥拉依附于它的那一派这件事感到不安。
    总统谋求的一九七七财政年度的防务拨款为一千零十一亿美元,用于新开支的预算授权款额为一千一百三十三亿美元。第二笔数目中包括象销售信贷这些项目。众院预算委员会从第一笔款额中削减了五亿美元,从第二笔款额中削减了十三亿美元,参院预算委员会从福特的这两项预算中分别削减了两亿美元和三亿美元。当这些预算草案交给两院全体会议讨论时,参众两院预算委员会的决定还可能被修改,但看来修改的可能性极小,因反对增加防务开支最强烈的一些人在两院预算委员会里。
    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他是一位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防务政策的人
    ——指责五角大楼过分强调研制奇异的武器。他希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强我们的常规力量上,因为苏联人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建造并保持一个足以胜任的防务盾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但是仅仅军事预算的数字大这一点还是不能保障我们得到保护的。钱必须花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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