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共和》二月二十八日一期刊登托马斯·休斯的一篇文章，题为《福特没有贯彻尼克松开创的事业。谁丢掉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托马斯·休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和前助理国务卿。他在这里发表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卡内基基金会的观点。）
在最近一期的《妇女家庭杂志》上，前总统尼克松抱怨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领导”。现在还仍然察觉不到他重返华盛顿这种轩然大波，但他无疑将热衷于重返北京。的确，毛的邀请和尼克松接受邀请都是对四年前第一次访问这场精采的戏剧没有很好继续下去的明显的责备。由于毛和尼克松再次在紫禁城聚会，这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叫喊“谁丢掉了中国”从而使美国的政治变质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更合理的问题可问。这次他可以对他自己指定的两个人——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谁丢掉了我们的对华政策？”
四年前的一九七二年二月，北京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取得最大胜利的舞台。这是他们在外交上的首创精神、政治上的大胆行动和历史的现实主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位美国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将架设一座桥梁，跨越一万六千英里的路程和敌视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形成对照的是，福特—基辛格一行在进行了历史上最不重要的最高级会谈之后，离开了北京。
自从在四年前采取了向中国开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措施之后，一些期望已似乎有理地开始化为行动。的确，根据当时由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上海公报的提法，从逻辑上来说必然会有某个时间表。正常化的进度本来应当朝着在外交关系方面取得正式成果的方向不断前进，如果要使这个势头按照原来打算的那样为美中双边关系或同苏联的三角关系服务的话。
两种主要的可变因素将决定新的中美关系的格局：缓和的因素和台湾的因素。为了要加深同中国的关系，美国必须根本地改变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因素的政策。作为新的对华政策的缔造者，基辛格对于这一点必然是清楚的。对华策略毕竟是他的战略的一个中心内容。对他来说，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是经过北京的。因此，改变哪一种政策会带来希望，改变哪一种政策又不会带来什么希望也是清楚的。由于我们不能、不应该、也不会为了北京而牺牲同莫斯科的缓和关系，那么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进行令人信服的改变以巩固基辛格的政策。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倾向于重新肯定上述时间表。到一九七四年的春天，越南战争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论根据——不论它是多么模糊——仍在把台湾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了。到了一九七四年夏末，美国有一位新的总统想要给对外政策打上他自己的印记。一九七四年年底，在举行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会谈之后，福特总统公开表示要亲自在一九七五年访问中国。
到了一九七五年，同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显然应该在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完成和公布的，如果那次访问要避免成为寻求理论根据的一次最高级会议的话。基辛格和福特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表而行动是更加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在国内政界本来有两个有利的条件：（一）福特亲自支持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二）里根和中国人相同的关于缓和的观点。
最近我阅读了第九十二届国会第二期会议的众议院一九七二年第９２—３３７号文件。题目是《关于新中国的印象》。（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这是过去众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少数党领袖福特向众议院所作的关于他们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七日，即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发表上海公报后四个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这封交给众议院议长的由两人签名的信件说：“议长先生：现附上一项关于我们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类是中国人。加在一起，我们的人口总数超过十亿。然而，将近二十三年来，我们冒着潜在的、危险的互相误解的风险，因为我们两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互相疏远……我们特别希望……，我们此行能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作出微小的贡献。”
福特就他在一九七二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周的访问所提出的报告，今天再读起来很动人。我们中间那些最近到过那里的人不难同意他的观点。与大多数美国访问者一样，福特发现中国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有房子住，因此比较满足”；他对“处处守纪律，人人具有献身精神”有深刻的印象；他看到了“一个正在大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国家”；他发现城市“清洁，熙熙攘攘”；他听到的“主题无不是克服障碍、提高警惕和增加生产”。更近一些时候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也不会反驳福特自己四年前得出的结论：“现在，全世界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必定是带有一些威胁的地方……时间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巨大的潜力的现实在我们的旅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福特在他一九七二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台湾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正是在那个问题上他的政府令人吃惊地无所作为。这位少数党领袖和未来的总统早在一九七二年就逐点地、明确地和确切地陈述理由，要求加快行动完成承认的过程。福特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继续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使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特殊的障碍。”无论到那里，福特都遇到了承认问题。福特指出，在交流问题上，“我们的主人多次说，台湾问题是障碍，它甚至妨碍同我们进行广泛的人民对人民的接触。显然我们目前同台湾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是一个‘障碍’。”在贸易方面，福特发现，“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妨碍贸易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能是使进行贸易的货物的品种和数量引人注目地增加的先决条件。中国人看来正在告诉我们，如果要使贸易关系得到改善，在解决……我国与台湾的关系的地位方面必须很快取得进展”。在常驻记者问题上，福特发现：“台湾问题看来是妨碍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设立新闻机构的障碍。”在学生问题上，福特发现：“在学术方面，中国人看来也不愿意派遣学生到美国的大学学习。这种态度与台湾问题有关。”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福特发现：“中苏关系紧张，这是中国目前愿意设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原因……鉴于中苏紧张关系加剧，我们仅建议美国应当根据它自身的利益推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最后，福特在四年前得出结论说：“如我们所提到的，鉴于我国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仍是妨碍我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重大障碍……我们认为，总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相信，总统会把现实的形势考虑进去。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鼓吹抛弃台湾的中国人。我们仅仅是认识到，认为中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的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
自从福特担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在寻求采取某种他自己批准认可的对外政策行动。同他在对外政策上一般来说都是空白的纪录的其余方面相比，他在中国问题上不久前是有个人的正式纪录言论的。福特带到总统职位上来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为什么基辛格在同中国搞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能利用得到总统个人的支持这种很大的幸运呢？
至少在过去两年中，完成对中国的承认是基辛格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最易实现的和最不难处理的问题。它比巴拿马问题容易，比安哥拉问题容易得多，比中东问题更为容易得多，比同俄国人搞全面缓和的问题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可是至少根据基辛格自己著名的话来判断，这种承认对缓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对缓和的明显的支持。的确基辛格甚至多次把中美关系说成是积极地影响苏联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不论是在柏林问题上，中东问题上或者其它任何问题上都是如此。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美国没有承认北京的这种人为状态和日益惹人注目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人感到痛心。除了美国和南朝鲜以外，在东亚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府还承认台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内也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台湾，在中东除了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外也没有这样的情况。相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几乎所有的首都几年来都已经承认了北京。
我们自己的两难处境是由于尼克松和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二月发表的上海公报的措辞引起的。中国方面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于是除了接受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外，其他一切含糊其词的方案都被排除在外。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此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了。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驻在台湾的部队减至不到三千人。但是，由于一种极不相称的行动，至少可以说我们也已经把执行上海公报的方向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了，那就是我们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我们对台湾的政治投资。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已经允许台湾在美国的领土上开设了五个新的领事馆。我们似乎千方百计要任命一位杰出的职业大使驻在台北。
在上海公报发表后四年内，象这么重要的一件事竟会受到这项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的如此不相称的摆布，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还在这几年中增加了对台湾的军事赊销。我们批准了在那里联合生产军用飞机。
这一切都是在充分意识到下述这一点的情况下进行的：同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由于某种原因必须以某种形式被宣布为不起作用或者必须让它在正式承认之前或正式承认之时消失，也许将由一项范围比较广泛的、重申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和不使用武力对美国的利害关系的声明来代替。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谈判使北京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作出不使用武力的保证，就象我们无法同一个被我们所承认的政府认为是它的领土内的一个叛乱政权的实体保持军事同盟一样。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同台湾签订的条约大意似乎是要美国承担抵抗武装进攻和共产党针对（台湾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的义务。
在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正式承认北京和适当处置防御条约这一无可避免的情况已经被几乎每个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自从一九七二年日本正式承认中国以来，人们已经清楚看出，这种“日本方式”是北京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日本的经验还有助于使人们不理会“抛弃”或者“牺牲”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按照日本的方式，同台湾的正式关系需要停止。在那里的商业、文化和贸易关系可以继续和发展。
“抛弃”台湾既不是一个道义问题，也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只是消除一次大溃败残留下来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影响的问题。这次大溃败在一代人的时间曾经困扰着我们的国内政治生活，阻碍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最近曾有一个机会把这个承认问题了结掉，而且是在非常合适的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在最适合的时候这样做（但是这个机会被基辛格和福特错过了）：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的三角关系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的时候，在勃列日涅夫、毛和福特还在执政的时候，在周恩来还在世的时候，在象华国锋代总理上台这样一些意外情况开始以前，和在同美国的关系再一次在北京内部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之前，在共和党政府可以最后完成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一个最有远见和受到最广泛赞扬的政策的时候，和可以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的政治容忍态度的保护下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每个人现在都解释说，事实证明，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是不可以取得的，这是因为福特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里根身上。但这也是一种严重缺乏政治想象力的情况。
福特和基辛格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能这样差劲呢？他们当时过早地对里根作出了过分的反应，可是当时相反的作法却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分裂右翼，使那些懂得谋略的人和无知的人不再掺杂在一起；使里根只好赞成这样的政策，否则就得不到他的许多注重防务的支持者的支持；显示出福特有能力采取一种始终一致的、带有他个人标记的对外政策行动，而且只要他带了这个头，就保险可以得到尼克松、杰克逊、施莱辛格、曼斯菲尔德、斯科特的支持，得到几乎所有其余的人的热情赞扬或默许——尽管如此，福特和基辛格却没有这样做，这是怎么搞的呢？尽管看得出有这么多的铺平道路的积极因素，可是基辛格和福特却没有能够在一九七五年把这个问题处理完，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如实地承认它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根本缺乏想象力和才能。由于这种情况并不是非出现不可的，它就显得是加倍的辛辣，因为未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将妨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开展，而且也会起阻碍基辛格实现他的更大的缓和构想的作用。既然我们显然不打算对同苏联人搞缓和放弃希望，而是确实希望继续这一缓和，那么显而易见，我们本来应该采取行动——预先采取行动——来解决台湾问题和加强我们同北京的联系。我们本来可以实现正常化，而不抱幻想。可是现在我们却抱着幻想，而没有正常化。
由于福特没有能够把承认中国的政策彻底实现，他又一次招致了更多的公众的反对，而这一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政治上的举止失当将激起一些旧病复发，假如总统领导有方，这种毛病是可以防止也是应该防止的。
基辛格没有能抓住他的历史性的时机来解决台湾问题，现在这给美国政治留下了一笔遗产，就是情况还是原先那个样子：让那种已经使美国苦恼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争论长期继续下去。这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创伤，它停止了当使美中关系保持持续的势头而非常需要的血液，因而妨碍我们进一步试探那些正在展现的可能性。首先，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它使得基辛格在最需要对莫斯科施加有效压力的时候却无法施加那么多的有效压力，因而阻碍了他争取缓和的全盘努力。我从根本上来说是同情和支持他争取使缓和进程尽可能合理地取得成效的努力的，所以我才这样说。
依我看，结果是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在历史性的关头心怯手软了。福特政府没有能够鼓起根据它自己的信念所应有的勇气。本来剩下的不过是手续问题，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四年前已经走完了八分之七的路程，可是福特和基辛格竟然感到不可能把剩下的八分之一的路程走完。
这太糟糕了。他们本来可以搬走最后的一个形式上的障碍而打开我们今后确实有可能实现的那种同中国的关系。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颇象萧伯纳描写的钢琴家哈利夫人演奏贝多芬七重奏的样子：“她起先用焕发灵感所需要的最低速弹奏了大约三分之二，别的演奏者只是从一个音符到一个音符跟着她演奏，心不在焉。”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福特总统今天说，“缓和”这个词不再适用于形容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了，但是他将根据“一项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继续同它们谈判。
福特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说：“我不再用缓和这个词了。
“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说：美国将同一些超级大国——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会晤和谋求缓和紧张局势，这样我们能够继续奉行一项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如果我们在军事上是强大的，而我们在军事上的确是强大的，如果我们继续保持那种实力，我们就能够同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以保持那种和平。缓和只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我认为它不再适用了。”
这个词是在尼克松政府刚上台时开始使用的。在尼克松执政期间，这位前总统和当时作为尼克松的高级对外政策顾问的基辛格国务卿，用“缓和”这个词来阐述一项同苏联进行谈判而不进行对抗的新政策。
福特今天在叙述他的看法时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谈论现实情况、为降低战略核弹道能力而进行的谈判、谈论贸易。我们必须在我们从实力出发而且我们承认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实力的气氛中谈论科学和这类问题。但是要前进我们必须拥有那种实力。”
福特是在同迈阿密电视台记者进行半小时的谈话中说这番话的。这是总统第一次说他以后再也不用“缓和”这个词了。
缓和政策从上月以来成了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上月福特的对手里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中尖锐地批评了缓和政策。里根说，除了“在西伯利亚销售百事可乐饮料”的权利以外，美国从缓和中几乎毫无所获。
里根的攻击马上引起了福特的反应，他当时，而且在那时以后多次说，他不会放弃这个政策。
记者还向福特问到前总统尼克松刚结束的中国之行，以及这次访问对他上星期二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的竞选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说：“我认为，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次时间选择得非常不好。”
在今天的谈话中，福特还说，在保留基辛格在国务院的职务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他同里根的看法不一致，里根在周末曾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不会把基辛格留在他的内阁里。但是福特说：“只要他愿意担任国务卿，我就要他继续呆在内阁里。”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福特总统今天说，“缓和”这个词再也不适用于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将根据“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继续同这些超级大国谈判。
白宫的官员们说，福特并没有预示对外政策将发生变化。
白宫的助手们说，福特今天公开发表这番话，是由于他认为缓和“在公众的脑海中是同美苏全面友好或者不存在紧张关系相联系的”。而美俄关系“太复杂了，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加以概括”。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国务院一些官员今天对福特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所说他在谈到美苏关系时再也不用“缓和”一词这番直截了当的话感到意外。然而，他们不愿揣测福特完全是为了竞选而讲这番话，还是在阐明一项对莫斯科和对北京的新政策。
但是一位官员说，他认为总统所说美国将继续遵循“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同苏联和中国谈判这番话，与基辛格最近在重新阐述缓和的定义时所说美国有责任“遏制苏联的力量”这番话，没有什么区别。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二十八日刊登苏兹贝格的专栏文章，题为《泥足的超级巨人》，摘要如下：
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这是于上周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显著事实。
仍然是不可争议的是，军事化的俄国现在是一个全球性强国，没有必要怕任何大陆或海洋上的任何对手了。莫斯科目前存在的明显弱点是在象经济和意识形态这样一些非军事领域。
勃列日涅夫所代表的是苏联的一项双重性政策——支持“解放战争”，但同时实行“和平共处”。这一点的真正意思是，在欧洲实行和平，而在亚洲和非洲则推翻和平。西方正在谋求经济进步和社会和睦，并希望我们称为缓和的东西最后将带来真正的和平，由于上述努力和希望造成的种种原因，西方同意继续搞缓和。
勃列日涅夫为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采取的渐进办法，帮助他使许多非共产党国家和党派相信了他的逻辑，这种办法促进了同苏联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是，苏联经济仍然是摇摇晃晃的。为过去五年确定的所有目标都没有达到。毫无疑问，生活水平的提高比所期待的少得多。
现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人突然宣布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教运动，运动的发起者是极为重要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以及可能居关键地位的西班牙共产党。
现在还太早，不能肯定地知道这究竟是国外的理论发生根本改变的前兆呢，还是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改变。但是，在目前，这一点暗示了苏联政治地位中的一个根本弱点。
把这一根本弱点同农业和技术上的明显弱点加在一起就表明，不管俄国巨人已变得多么庞大，它仍然有两个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