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十日电】尼克松就一九六九年由于泄露机密而进行窃听活动的一件诉讼案于一月十五日提出了一项长篇的作证书，他利用这个机会详细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和这项政策开始进行的过程。
“我说如果不是进行秘密谈判，本来是不会打开对中国的关系的，我这样说并不过分。”
他还说，如果不进行机密的最高级讨论，本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同苏联的“新关系”，也不可能使美国从越南脱身。
“在一九七○年，我通过只有基辛格（亨利
·基辛格是尼克松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知道的一次私下谈话，使整个过程开始行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在接触中，中国人终于发出了邀请，要求我们派一位代表去，我接受了那次邀请并成行了……。
“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极为关注，认为对这些事情应当完全保密。我没有告诉我的国防部长。我没有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告诉了国务卿罗杰斯，因为他在一定的时候应当知道这件事。我甚至在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
在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去北京进行一次秘密的探索旅行之后，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对北京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十日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今天提出的发誓后的证词中说，据他所知，基辛格国务卿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十三名政府官员和四名记者的名字——他们的电话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由于同泄露安全方面的消息有关而被窃听。
当这份证词在联邦法院提出时，霍尔珀林向记者公布了证词的内容。霍尔珀林说，他希望在今后的几周内得到基辛格发誓后的讲话，以解释有关谁命令窃听霍尔珀林家里的电话并让其保持二十一个月之久的所谓的矛盾说法。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报》三月十一日报道：
尼克松的证词是在国家安全委员助手霍尔珀林提出要求赔偿三百万美元损失的诉讼中提出的，霍尔珀林说，窃听电话是非法的。
被告人是尼克松、基辛格和其他官员，他们卷入了在首届尼克松政府期间窃听了十七个人的电话事件，其中有霍尔珀林的电话。窃听电话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不同时间内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走露消息。
霍尔珀林说，窃听他的电话延续到他不在政府任职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政治目的获取情报。
尼克松在证词里明确否认了这种说法。
尼克松对询问他的人说：“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利用过联邦调查局为了个人目的或政治目的进行过调查。”
【法新社纽约三月九日电】苏联民用航空公司和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今天由于一起强烈的炸弹爆炸事件遭到了严重毁坏，但未造成伤亡。
在曼哈顿中部整个地区都听到了这次爆炸声，那个地区有几百扇窗户都被震坏了。
【美联社纽约三月九日电】一位没透露姓名的打电话的人今天声称，犹太人武装秘密抵抗组织曾在曼哈顿中心爆炸了一枚炸弹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航空公司的办事处的窗户遭到了破坏。
《纽约邮报》的记者说，一位打电话的男人说，犹太人武装秘密抵抗组织爆炸一枚炸弹是为了对中东某些事态发展进行报复，但他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态发展。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十日电】基辛格今天拒绝对报纸报导的关于前总统尼克松三月十日向华盛顿区法院提出一份证词的消息作出反应。基辛格博士说：“只要这个问题继续由法院审理，我就不打算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就会“违反司法程序”。
【本刊讯】法《世界报》三月九日以《海军上将德儒瓦贝尔揭露苏联海军的“实力异乎寻常的增长”》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的海军正在超过美国的海军”。这至少是前海军参谋长德儒瓦贝尔的感觉，他最近在巴黎对今日防务研究中心的几百名听众作了演讲，他是今日防务研究中心的名誉主席。这位海军上将揭露说，无论是海军方面，还是商船队、渔船队以及进行间谍活动的科学船方面，“苏联海上力量异乎寻常的增长了”。
德儒瓦贝尔介绍说，“在西方各国海上防务下降之际，人们看到，苏联的海面海军，在一位领导它十九年之久的人物——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的指挥下，成了一种头等的政治工具，它象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军一样。它在各地建立了基地，尽管它否认这一点。戈尔什科夫建立了一支后勤支援舰队，和一支很快就要拥有四艘航空母舰的海上航空队。攻击型潜艇有三百艘，它们是设计来切断西方海上交通线、以便使西方冷静考虑问题的。在法国来说，人们知道，它的百分之八十五的供应是靠它的海上供应线的”。
德儒瓦贝尔海军上将认为，“任何一个拥有苏联那样的军事手段的国家，都可能有朝一日想使用它们的”。
这位前海军参谋长指出，“法国无力在中大西洋和西地中海沿岸以外保护它的商船”。
他还说，“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内部，可以建立一支用以防止可能的封锁的联合海上力量”。
这位海军上将最后说，“为了保持可靠的防务，为了在国内保障社会正义，以避免不用拼刺刀的颠覆活动，法国必须做出必要的牺牲”。
“然后就是苏联原子弹的权威哈里顿，后面是从部长村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肖斯塔科维奇。不论是科学界、文化界还是政界的大人物你都看得到，全都路过这个乡村小商店。”
新贵们和普通俄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之大，还在于特权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杂志、书籍和电影，坐西方的汽车，到西方去旅行。据说，特权阶级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苏联人看的西方电影，放映这些禁片的秘密地点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各专业俱乐部或者电影界的俱乐部：电影之家。能看这些电影成了知识分子非常珍视的一种地位。在最高一层，苏联统治者的别墅里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既放苏联影片，也放西方影片。文化部有时秘密邀请来苏联访问的外国剧团演一些内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戏剧，专供艺术界和文化部的官员观看。
在物质方面，苏维埃新贵们从西方学来的最时髦的地位象征，乃是西方昂贵的豪华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一边搞缓和，一边使西方小汽车在苏联时行起来。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的西方小汽车，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投其所好，送给了他许多西方汽车。不过，不大为人所知道的是，苏联其他要人也喜欢西方汽车，波德戈尔内主席坐一辆梅塞德斯—６００；经济计划头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辆雪佛莱—因帕拉牌；大剧院的主要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喜欢一辆哈尔曼—吉亚１５００牌……拥有西方汽车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长，因为离职回国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国演出的高薪演员，都神魂颠倒地迷恋西方汽车。到西方去满足自己的贪欲，就是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苏联的制度下，钱算不了什么。”一个工资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有钱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员的工资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费。可以送他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或学院，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念书。”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说：“他们现在都忙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就象忙着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样。”
苏联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凭着这种关系，一位将军可以通过一位科学家，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大学。作为回报，这位科学家又可以弄到一张缓役证。凭着这种关系，一个有名的反特电影剧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机关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搞到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许可证。在俄国的生活中，“走后门”是个非常重要的、经常的、渗透一切的因素。一个高级科学家告诉我：“我们这儿是种姓等级制度。军人子女跟军人子女结婚，科学家的子女跟科学家的子女结婚，党的高级干部、作家、演员的子女也是这样。儿子盼着父亲或岳父通过走后门使自己飞黄腾达，父亲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别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呢？”
某些大专院校已被人们认为是党、政、军高级人物培养自己子女的领地。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和法律系，因为这些主要是“政治”领域；又如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因为这里可通向到国外旅行和在国外发迹。这些就是某些高级领导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孙女送进去的地方，他们经常通过走后门使入学考试时的不及格分数变成了“成绩优秀”。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是个党员，他由于不服从院长关于给新贵们的子女评最高分数的命令，结果被解职了。在一些俄国人当中，新贵们的子女被嘲笑为“苏维埃少爷小姐”。我的朋友说，有许多学生出生于名门望族，他们虽然功课非常差，但是在家庭关系的保护下，没有被开除出校。
一天，有几个年轻朋友提议我夹在他们中间混进国际关系学院去见识见识。它是苏联的一所保密的学院，门口没挂牌子，有警卫站岗不让无关的人入内。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出示证件”。朋友们叮嘱我，走过警卫时，果断地点点头，好象和他们认识，就可以混进去。我发现他们说得对。陪我来的朋友指给我看贴在墙上的课程表，带我到图书馆，欣赏了一番它专门“储备”的西方报纸和书籍。虽然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学院，我没有看见一件新式的直观教具，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过，有个美国姑娘与几个东欧国家的朋友（这里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的乐园）参加了在这个学院里举行的一次舞会后说，国际关系学院里的私下聚会确实弥漫着道地的西方气氛。她的朋友指给她看在一对对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孙子孙女，在伴舞的学生爵士乐队中，外长葛罗米柯的孙子正在弹吉他。“他弹得不错”，这位美国姑娘说，“那天晚上这个乐队演奏的舞曲没有一个是俄国的，全是硬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一类的西方货色，是用英语唱的。”
有些机构，诸如新闻社或“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尽人皆知的新贵们安插他们的子女的地方。通过走后门，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闻出版机构或外事研究单位获得轻松愉快的职位。（六）